（二）梁博祥：46年后的记忆
时为《解放军报社》记者，8·13 战斗随指挥组行动，简介详见参战人员介绍。
1969 年8月13 日，发生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的中苏边界冲突事件，规模不算大，战况却惨烈而悲壮，在我方亲身经历者的记忆中留下永久的伤痛，每当想起阵亡的战友兄弟和国家因此战而蒙羞，不由得就心神难安，加上习惯性的保密观念，几十年间都少谈此事。
但是，这事毕竟在当年震惊世界，不可能在世人的记忆中抹去，总有些人想要探个究竟。怎么探？官方不可能公开证实，主流媒体沉默回避，事件的亲历者原本就不多，不几年就流散五湖四海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嘛）。于是，道听途说的不实信息，捕风捉影的演义故事就大行其道，把一个并不神秘的事件传得神神乎乎，不利于对历史作出正确判断并从中获取教益。
后来，这事引起已退休的装甲兵工程指挥学院指挥管理系主任卢继兵教授的关注，这位军史爱好者用几年的时间收集了大量的资料，经过深入研究基本还原了铁列克提之战的历史。卢教授所积累资料之全面详实以及他本人的专业特长为完成这个课题提供了保障，即便是我们这些当年的亲历者也是难以企及的。
我是铁列克提之战参战的十个记者之一，当年27 岁，时任解放军报记者。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战争经历，那么多战友兄弟在不到三小时的交火中倒下，而来自苏军的子弹没有碰上我。从此，铁列克提边防成了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时隔33年后，2002年在退休前夕，我趁到宁夏出差之机继续西行重访铁列克提，而今，又一个13年之后再次专程造访。为什么？割舍不下那些长眠在巴尔鲁克山下的兄弟，留恋那一片被战友们的热血浸染过的土地。当我在忠勇山下的纪念碑和托里烈士陵园的墓碑前为烈士们洒下祭奠的美酒时，心中暮然想到：也许没有机会再来了，但为了46 年前的那一幕历史，我们这些活着的亲历者留下一些相关的文字是对逝去的战友兄弟们最好的祭奠。
我只是一个普通记者，并不可能知晓铁列克提边界事件的全部，而时光的流逝也早已模糊了46 年前的许多记忆。以下文字仅叙述我所经历的事，相当一部分根据我当时的记录整理，还有一部分则是几十年来我从未淡忘过的清晰印象。
记者的工作方式主要是看、问、听、记（包括摄影），我在铁列克提之战前后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记录了什么？
1. 有关的历史背景以及西线记者组
从20 世纪60 年代初开始，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兄弟变仇敌，苏联传承沙皇遗风，恃强凌弱图谋扩张，导致两国漫长的边界上摩擦越来越多而且激烈。1969 年3月，发生了中苏珍宝岛之战，苏方由于傲慢轻敌准备不足吃了亏。4月，召开中共九大，沈阳军区参战部队受到表彰，当时，我在解放军报社曾听到传达过毛主席在九大期间的有关指示：“新疆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新疆可能要出点问题”。
毛主席的话指明了新疆边防面临的新形势，也成了当时中央各大新闻单位战备采访的动员令，先后派出记者前往新疆边防，主要有新华社、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新闻纪录片室）、解放军报社、解放军画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后来改称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记者总人数经常保持有20 多人。其中以八一厂最多，经常有五六位并自带一辆吉普车，他们的组长是冉征超同志，也是西线记者组的联络人（新疆军区政治部为便于管理，把来自中央新闻单位的记者统称西线记者组，并集中入住军区第一招待所，还专门配备吉普车一辆供记者们共用）。解放军报社派出我和邓敦连同志，我们于五月末抵达乌鲁木齐，加上常驻新疆军区记者唐径同志共三人。
2. 哪里有枪声就到哪里去
报社领导给我们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准备打仗，哪里有枪声就到哪里去。我们来到新疆，开始并没有听到什么枪声，全线风平浪静，于是我们征得领导的同意，和新华社、解放军画报社的几位记者就奔了南疆，觉得南疆比北疆的条件艰苦，先去那儿采写几篇部队建设的稿子也好。
那时乌鲁木齐到喀什的交通不便，坐汽车要一星期，有一条航线只开24 座的小飞机，还不一定每天都有航班。在南疆军区的帮助下，我们于6月10 日下午抵达位于帕米尔高原的托云边防站（现称吐尔尕特）。这里的六月天还雪花飞舞，虽然海拔高度只有3700多米，但初来的人都高原缺氧症严重。为争取时间，我们当天就开始采访，没想到11日晚饭后就从广播里听到了苏边防军在塔斯提地区开枪打死我牧民孙龙珍的消息。
枪声就是命令！我们只得放弃在托云的采访，于当晚驱车回到南疆军区，争取尽快赶往北疆。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于14 日中午回到乌鲁木齐。这时，各路记者都在军区新闻科的帮助下赶往出事的塔城裕民县，18 日，记者们先后到达兵团农9师161团团部所在地裕民县城。孙龙珍就是该团牧一队的职工，她在为营救被苏军绑架的同事张成山时被苏军射杀，年仅29 岁，已有两个幼小的女儿并身怀六甲。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激怒了我在场边防官兵，塔斯提边防站排长李永强下令还击，毙伤苏军6人和3匹战马并占据有利地形，老天好像也有意相助突降大雨，苏军只好撤退。在事后对161团、牧一队的采访中，我们看到这事件并没有在边民中引起恐惧，反倒激起了更大的仇恨和愤怒，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卫国戍边作用于此可见。
3. 行动在准备中
自孙龙珍事件后，记者们主要在争议地段较多的塔城、博尔塔拉、伊犁地区活动，经常到边防站或野战部队（主要是骑兵一师）采访，熟悉情况积累资料。其中，塔城地区又是重中之重，因为塔城防区内争议地段最多，边境的生产活动也多，发生摩擦的机会就多。
7月中旬，听说准备恢复铁列克提争议地段的巡逻以宣示主权，可能会有摩擦发生，为了这次行动军分区作训科正在做准备。于是，我和新华社的刘志远、张万来以及解放军画报社的刘志斌于18 日下午赶到铁列克提边防站，看到全站上下都比较忙碌，能够感觉得到有一种临战前的紧张气氛，官兵们都在抓紧军事训练，有临阵磨刀的味道，政治教育主要是揭批苏修新沙皇的侵略罪行，同时伙食也有所改善，我们赶上了宰牛杀羊的好事，美餐了一顿。与我们此前去过的其它边防站相比，这里准备打仗的气氛更浓。
站领导只见到裴映章副站长，还有政治干事梁德海，都忙得很。还见到军分区作训科参谋李效智也在这里，他是专门为恢复巡逻来做准备的。我同他聊过，他说是湖南岳阳人，而我4月下旬还在岳阳休假，自然有一种老乡的亲近感。他言语不多，说正在侦察敌情，熟悉地形，制定方案上报待批，还得一段时间才能实施。
这时部队正在整编，独立营和骑兵营的干部战士被充实到各边防站（连），站上人员有所增加，还有我们四位到来之前，站上已有新华社、八一厂和新影厂的五位摄影记者在这里值守，营房就有些不够住了。我们四人于19 日下午又返回托里指挥部（该指挥部原系新疆军区为应对边界形势而设置，后交北疆军区管理）。此后，我们就以托里、塔城为中心，访遍了周边的部队和边防站。
4. 行动即将开始
我们在塔城终于等到了铁列克提将于8月13 日恢复巡逻的消息，我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新疆记者刘润喜于12 日下午赶到了铁列克提边防站，先我两天到达的邓敦连向我们介绍了这次行动的部署。
我到各班排看了看，有的“一对红”在谈心，互相鼓励，有的在擦拭武器，有的在练瞄准，大家都显得激动兴奋。我还借阅了战士们写的请战书，有人刺破手指用鲜血签名，以血书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决心。大家都表示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坚决完成任务，希望领导把最困难的任务交给自己，请党在战斗中考验自己。最豪迈的语言要数“宁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这句由珍宝岛之战参战官兵喊出来的口号在这里也成为大家的共同语言，说明无论东线还是西线，边防官兵对祖国的忠心是相通的，誓死保卫国领土的决心同样坚定。
这次行动的战斗编组分为五个组和一个预备队：第一组即巡逻组，共11人，包括一名记者；第二组为抢占676无名高地的中心掩护组，共11人，包括两名记者；第三组为右翼掩护组，共17 人；第四组为指挥组，由营长、政委、分区李参谋等组成，还包括电台台长、医生、翻译、4名记者和一个掩护班，共27 人；第五组左翼掩护组，包括卫生员和3名记者，共23 人；预备队共19 人；总计参战108人。
这次来到铁列克提的记者有新华社、八一厂、新影厂、北京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解放军报6家共10 人（他们是：新华社王一兵，新影厂温炳林，八一厂冉征超、李连祥、王家熙，北京电社台于学成、再奴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刘润喜，解放军报社邓敦连、梁博祥）。
这10 人中只有刘润喜、邓敦连和我是文字记者，每个人都希望能得到一个比较靠前的位置以便拍摄最有价值的镜头，可是，为了不影响行动和安全，又不能把太多的记者放到靠前的位置。于是，冉征超就召集各家开了一次协调会，确定靠前的位置只考虑摄影记者按单位分配、文字记者随指挥组行动的原则。巡逻组和中心掩护组是最靠前的，新华社、新影厂、八一厂各得到一个名额，各家分别指定王一兵、温炳林、李连祥担此重任。
八一厂的李连祥同志是我们中最随和的人，走到哪儿很快就会成为人们的朋友，他在铁列克提值守了很长时间。那天晚上我和他挨着睡一个通铺，他很兴奋，在黑暗中他塞给我两个胶卷，说：“小梁，明天你多拍点。”真是雪中送炭啊！那时候胶卷是文字记者的稀罕物，报社只给了两个胶卷，早已拍完了。目前能找到反应铁列克提之战现场的唯一两张照片就是用他给我的胶卷拍下的。李连祥老哥哥，今年你应该81岁了，想念你啊！
5. 战斗打响了
8月13 日凌晨2时，各战斗编组开始向预定目标地进发，指挥组于5时到达708.6高地。
8时左右，苏军直升机先后两次由南而北经676高地侦察飞行，9时10 分左右我巡逻队出发，9时37分，报话机里传来“哒哒哒”的枪声，随后听到报务员接连报告：“敌人开枪了！”“站长负伤！”
指挥员（政委蒲其武）随即下达还击并按预定方案向676高地靠拢的命令。十几分钟后，呼叫巡逻组无答应，断了联络，枪声越来越紧。苏军的三辆装甲车切断了676高地上我掩护组和巡逻队的退路，装甲车上的火炮轰击高地，地堡里的机枪封锁左右掩护组的增援。
这时的指挥组，李参谋在制高点冒着远处射来的枪弹用望远镜观察战场情况，他的左后方是冉征超，这一幕被我抢拍下来；蒲政委在电台旁心急如焚，不断向上级指挥所报告请示，并下达了预备队支援无名高地的命令。只见预备队的战士们高喊着“打倒新沙皇！”“讨还血债为战友报仇！”的口号冲向前方。
这个时候，战士们已无枪声初起的恐惧感，被激起满腔仇恨怒火驱使，英勇无畏。可是前进约五百米后，就被苏方的火力压制在一道土坎下。蒲政委认为队形太散，必须收拢集中突破。此刻，他身边已无兵可用，我就承担起传令的任务向前奔去。当我到达那道土坎前，同样被苏军火力压制趴在地上，观察散布在左右的全是战士，看不到一个干部，我该向谁传达呢？犹豫间，只见左翼掩护组撤下来了，想必他们是看到了指挥组打到空中的三发蓝色信号弹，于是全线开始撤退。
离开土坎就暴露在苏军火力下，在奔跑中我看到左前方四五米的小卫生员丁殿勋腿部流血倒下了（四十多年后我们再见面时，才知道他被子弹打在肛门流血过多差点死去），我右前方三四米处的肖法刚连长左脚被敌人的子弹击中，我赶紧跑过去搀扶他，可是他一把将我推开，厉声喝道“别管我，快离开这里”。
中午1时左右，我安全撤回指挥组架设电台的山洼，前方枪声已停息，从望远镜里看到苏军开始打扫战场。除了拾捡中方武器装备外，我方牺牲官兵的尸体也被他们弄走，都是被苏军倒提着脚拖向山下的装甲车。我方撤下来的人都聚集在山洼处，忙着抢救转送轻重伤员，悲愤的心情难以言表。
战后第四天，我和刘润喜又接到通知，去托里县向新疆军区徐国贤副司令汇报前方情况。说是汇报，其实也没有准备稿子，只是把我们看到的战前训练、战斗准备等情况，重点是把战斗现场的情况说了说。
军区派驻托里县前指政治部展征副主任决定，所有记者撤回乌鲁木齐休整。
9月22日，被俘新兵袁国孝从巴克图国门回国，我们前往迎接。后来，我又跟随徐副司令到塔城军分区卫生科看望袁国孝。由于对袁国孝在苏方的言行不掌握，徐副司令的谈话问得很巧妙，又显得很关心。我也是第一次听到了袁国孝在苏联同敌人作斗争的情况，当时就感觉这个新兵不简单，头脑反应很快，嘴皮子厉害，记忆力出众。
6. 我的事后诸葛
“落后必挨打”虽属老生常谈，但人类社会国与国之间还没有过例外，铁列克提中苏边界事件只是再一次验证。
论国力当年苏联要比中国强大得多，双方装备上的差距就好比小学生水平与大学生水平的差距。人家地上有坦克装甲车，天上有直升飞机，我们仅有一辆吉普车。当直升机两次凌空飞过后，对我方的虚实一览无余，既无重武器，人数也不多，纵深更无后援迹象。人家的火力有大炮大口径机枪，而我们最强的才是班用轻机枪，人家用大口径机枪把我们的增援阻止在远距离地段干着急。
八一厂记者冉征超曾从指挥组去到右翼掩护阵地（他可是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当过班长的老兵），拿起一支半自动步枪对装甲车上的苏军士兵打了几枪，够不着，不中用。苏军充分发挥了装备绝对先进、火力绝对强大的优势，避免短距离接触，以极小的代价报了珍宝岛、塔斯提的一箭之仇。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是毛泽东同志为我军制定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一，在铁列克提之战中没有得到贯彻，焉有不败之理！
46 年前的铁列克提战斗并不是偶然发生的，我方为了在争议地段宣示主权而决定恢复中断已久的巡逻，动机无可非议，却给了苏方寻求报复的可乘之机。塔城军分区在事前虽然也上报了行动的方案，如果苏方阻扰我巡逻，我们就提出抗议表明立场，然后向676高地靠拢，在掩护组掩护下撤退。可见思想上就没有打仗的准备，只是走一次过场给苏方看而已。就是没有考虑如果人家断你的后路不让你撤退怎么办呢？然而，责任不应落在军分区这一级指挥机关，它的视野有限难有全面判断，它的权限应对不了可能发生的局面。既然毛主席在九大期间已经明确警告：“新疆可能要出点问题”，奇怪的是新疆乃至更高的军事机关为什么还要批准那样一个一厢情愿的行动方案呢？说明他们同样没有打仗的思想准备，这才是致命的。上层机关没有打仗的思想准备，就不可能行动上有认真的准备，比如打仗必须有足够的兵力，这应该是最基本的条件，铁列克提之战全部参战人员加10名记者才108人，而这不足百人的战斗队伍还是从三个单位临时拼凑的，其中半数以上是当年入伍的新兵，这是准备打仗吗？！莫非你准备打败仗？还有，如果真做打仗的准备，就不可能没有后援准备，我可以猜测铁列克提之战就是没有后援准备。
战斗结束的当晚10时多，我和刘润喜离开铁列克提前往塔城，准备采访该地区军民的声讨活动。大约一小时后，我们在途中与前往铁列克提的增援部队相遇，此刻战斗已经结束10 个小时。他们是距离铁列克提最近的部队，至多三四小时车程，这会儿才从托里赶到此处，可见事先根本没准备，是临时接到的命令。
7. 不可忽视的政治背景
铁列克提之战发生在文革内乱年代，新疆地区的两派斗争尤为激烈。铁列克提之战的第二天（8月14 日）凌晨，周恩来总理就专门作出指示：两派斗争影响到边防，影响到战备，我希望对边防军队、兵团不能干扰。守卫边疆，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不能发生像“7·23 布告”里面所列举的各项问题。（“7·23 布告”，即1969 年7月23 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
当时的情况是两派群众组织水火不容，在有关国家安全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亦如此，合起来开个会都不行，当天塔城地区的声讨会就是两派分别召开的。
部队不开展文化革命，派性的影响还是有的，基层不明显，军区机关很激烈。我在本文前一段中有一句反问“莫非你想打败仗”，我觉得在两派对立的情势下，真可能有想打败仗的人，为了小派别的私利不顾国家利益，用打败仗来给中央派来的自治区新任领导抹黑，要不怎么解释为组织这样一次重要行动，却始终只有一个没有实战经验的军分区参谋在现场忙活？
还有一点情况也许可作旁证，这里不妨说一说。当记者们按照军区领导的要求回到乌鲁木齐休整时，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同志在政治部展征副主任陪同下来招待所看望大家，到每个房间嘘寒问暖，听取记者们的意见。我谈过自己对一些情况的疑惑，二位首长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们却在无言交谈，从龙司令无奈的表情和手势中我读出了好像在说：内部有问题！
8. 铁列克提官兵的忠勇精神万岁
常年守卫在气候恶劣环境艰苦的铁列克提官兵是祖国和人民的骄傲，采访他们戍边卫国的优秀事迹常常令我动容。他们用生命和鲜血书写了对国家的忠诚，在强敌面前的英勇无畏。
裴映章副站长是个尽职尽责的老边防，当时已经确定转业，却一定要站好这最后一班岗——带队巡逻，并永远留在了这块长年守卫的土地上。
袁国孝是入伍半年的新战士，他是中心掩护组和巡逻队22人中唯一的幸存者，因为负伤昏迷被俘在苏联度过了不平常的41天，这段经历也给他带来过烦恼，长期忍辱负重自强不息的生活更证明了他对祖国的忠诚。
丁殿勋也是入伍才半年的卫生员兼通信兵，伤愈后回到铁列克提原来的岗位上，凭优秀表现和对医学的追求，被保送军医大，踏上漫漫的求学之路，最终成为海军总医院的心血管病专家，医学事业的优秀人才。
列举的这三位各有代表性，但他们共同的本色是：对祖国忠心耿耿，面对强敌英勇无畏。实现中国梦必须有这种精神，铁列克提官兵的忠勇精神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