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相四海:杨振林副连长牺牲在我身旁

       8·13战斗时为右翼掩护组成员,简介详见参战人员介绍。

       我是1969 年3月从河南省柘城县入伍,接新兵的干部就是杨振林副连长。从我报名参军开始,他就非常喜欢我,多次到我家做父母亲的思想工作,因为我家里兄弟六个,我排行老四,杨副连长还动员我们家一次走两人去当兵,我哥哥差一点儿就和我一起到新疆当兵去了。

       我体检合格后,发了军装,新兵们一起是从商丘上的火车。在火车上,杨连长悄悄给我的挎包里塞了一些饼干、饼子和糖等好吃的,像哄小孩子一样。从同乡入伍新战友的眼神里能够看出来,他们都很羡慕和很眼红。

       到塔城后我被分配到步兵营,当时部队住在塔城师范学校,每天就是训练、开会、上课。我那时刚刚16 岁,因为年龄小,连队的首长特别是杨副连长很关心我,平时也爱逗我玩,还趴在我的床头上,手把手地教我写字、认字。当兵前,我没有上过一天学,连洋码号(阿拉伯数字)都不认识,时间长了,我慢慢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也能认识不少字,甚至在杨连长帮助下能给家里写信。

       训练了三个月左右就跟随杨振林副连长去增援铁列克提边防站。

       1969 年8月13 日凌晨2点,我们掩护组出发,我携带着一支半自动步枪、200发子弹。到达指定位置后,杨副连长给每个人员都指定了位置,让我跟着他,潜伏在他的左边,往右边较远处就是676高地。稍往后一点还有程古栾、梁广杰、赵金义,南边有王永仁和班长等战友。

       东方发亮的时候,苏联的一架直升机过来侦察情况,后来又过来两架直升机,在我方阵地上空来回飞了几趟。

       天亮以后,巡逻组按计划出发了,这时苏军由一辆坦克车打头,两辆装甲车跟随,在无名高地与一号高地之间的地段阻拦我方巡逻人员。

       我所在的位置距离苏军的坦克和装甲车200米左右,对当时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我方的巡逻路线是东西走向,苏方的装甲南北来回开动,进行阻拦,苏军人员还在装甲车上挥手,示意中方人员退回去。但我方巡逻组没有被对方吓倒,继续前进,并成功突破了苏军的阻拦。因为苏方车辆没有我方人员灵活,巡逻组左拐右拐,苏军装甲车连着拦截了两次,都没有成功。

       苏军看到无法阻拦,待装甲车和坦克车闪开后,就朝我巡逻组打了第一个点射,当时发现我的老乡李瑞增负伤了(柘城县李元公社人),也看见他被身边的人架着往前走。

       苏军枪响后,我方巡逻组的人并没有停步,在大声抗议、争吵的同时,继续往前走。这时苏军又打了第二个点射,当时我看见又有人受伤。

       看到这个情景,杨副连长猛地拍了我一下肩膀,大声命令:“还击”。我立即开了还击的笫一枪,紧接着,身边战友的枪声也都响了起来,双方阵地相互开火对射,子弹“嗖嗖”地呼叫着,满天乱飞。

       杨振林副连长带的是手枪,射程较近,够不着敌人,他就让我隐蔽,把半自动步枪递给他,他接过我的枪后,瞄准敌人进行射击。激战中,我发现杨振林副连长右眼睛上方太阳穴位置中弹负伤,右半边脸全都是血,伤口还在不停地往外冒着鲜血,可能是疼得厉害,杨连长不停地甩头,越甩血流得越多。我连忙上前抱住他哭着喊道:“连长,你负重伤了,我背你撤下去。”他一挥手,大声命令:“不要管我,继续战斗”。

       因杨振林副连长头部受了重伤,加之失血过多,不多一会,我感觉他已经神志不清了。突然,苏军的又一发子弹打在半自动步枪的刺刀上,跳弹又击中了杨连长的胸部,他头一歪靠在了我的肩膀上,当场壮烈牺牲。

       我虽说年龄小,心里十分难过,却并不害怕,一边不停地流着泪,一边用尽全身力气要把杨副连长扛到山底下。那时的我年少力薄,扛他的时候很吃力,又背、又抱、又扛的,勉强能够弄得动,既要拿武器,还担心敌人的子弹打过来,慌里慌张的,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杨连长弄到了东南方的山脚下,把他平放在那里,我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把杨副连长安置好,我口渴的要命,在拿自己背的水壶时,竟然一把拽断了水壶带子。尽管我当时心里很明白,这水不能一次喝完,还要留点儿救急。可是,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嘴,一口气竟然把一壶水喝了个净光,但还是渴的要命,嘴唇干裂,炸出了一道道血口子。

       当时,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中,我们要转移到山的另一侧阵地,去跟苏军拼杀,去为杨副连长报仇!在转移过程中,我的眼泪根本止不住,一步一回头地看杨副连长,看着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自己却没有别的办法。

       苏军装甲车上的高射机枪、坦克上的火炮不停地向我方射击,打在后面阵地上发出闷响,升起一股接一股的灰尘。

       战斗进行了一段时间后,由于苏军的火力太猛,我们无法压制住对方的火力,大家来回移动,寻找着合适的战斗位置,战友们有的相隔几米,有的相隔十几米,向敌人射击。我看到副班长程古栾受了伤,帽子上被打了个洞,脑袋上流了很多血。

       后来,我们接到命令撤到一号阵地的后边,两天后被增援的兄弟部队换防。

       战后进行了总结和评功评奖。牺牲的烈士都追记了功,但活着的人立功的只有10 几人,我们县好像只有两个人,我是其中一个,荣立三等功。

       半个月后,我们到托里县进行总结会,那时有营长、政委等首长陪同,见到了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的龙书金,个子不大,他拉着我的手夸道:“这就是16岁的相四海,打的英勇顽强。”还和我照了相,合了影。

       战斗结束后,我参加了寻找牺牲战友王永仁的遗体。他家是柘城县张桥乡的,距离我家只有一公里远,他的战斗位置距离我当时的战斗位置也不远,隔一个山包,也就是20 多米的样子。我们先后去了两次,第一次好像是因为时间搞错了,苏军不让进入战场寻找。第二次我们又去战场寻找,看到王永仁面朝西南,脸部腐烂,因为距离战斗已经过去了二个多月,人都快干了,我心里很难过。遗体拉回边防站后,我们又给他换了衣服,身上缠上白纱布,再运到托里县陵园安葬。

       9月22日,营里的政委等几名干部,带着我们几名立功的战友,到巴克图国门迎接因重伤被俘的另一名同乡战友袁国孝。

       50 年过去了,当年的同乡战友们提起杨振林副连长,还会说起他对我的关心,说起我们当年的良好关系,他的牺牲,是我心里一生的痛。

       可是,在那个情况下,谁也没有能力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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