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范海超：我参战人员宁肯前进一步死 绝不后退半步生
时任塔城军分区骑兵独立营三连班长，简介详见编委会成员介绍。
从边防站指挥层面上讲：我巡逻组携带的是一部硅两瓦电台，在巡逻中当苏军向我边防巡逻人员开枪时，报话员曹新龙立即向指挥组报告，指挥组命令他们“立即还击”，报话员答“我们己经还击了”。之后我报话机被打坏，故在此次战斗中被包围在676高地上的我军指战员再也没有和指挥组有过任何直接的联系。
从军分区和伊犁军区层面上讲：由于边防巡逻指挥组同上级的通讯联系全靠一条有线电话和一部电台。战斗打响后，有线电话被总参谋部调去专用，电台又直接对新疆军区作战部电台联系，这样塔城军分区和伊犁军区主要是将情况上报请示新疆军区和传达新疆军区的命令，直接下达给边防巡逻指挥组的命令很少。
从新疆军区层面上讲：司令员龙书金在战斗打响后不久就来到军区作战室。但由于在这次边防巡逻前新疆军区的最高估计是可能发生连排级规模的武装冲突，并没有进行有坦克、装甲战车等重武器参战的较大规模作战的任何准备。战斗打响后，其后方二百多公里内无任何可执行较大规模作战任务的成建制的步兵和炮兵部队可供调用。此时，新疆军区也无任何办法可扭转当时我军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尽管龙书金在战斗过程中有过三次指示，但也都是一些原则性语言。期间新疆军区命令陆军某师派兵增援，但直到战斗结束后数小时陆军某师的一个步兵连和一个七五炮兵连，才赶到铁列克提边防站后方集结待命。
从中央层面上讲：总参谋部利用专线同铁列克提边防巡逻指挥组直接联系，此时铁列克提战斗过程中的情况总参谋部作战部是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得的。期间周恩来总理在数小时内三次向总参谋部询问一线战况。就在我们连准备组织全部预备队和掩护组及其他人员再次向苏军发起进攻战斗前，约13 时军委办事组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停止解救行动”的指示（这个指示我多年后在总参谋部修改《边防专业教材》时曾在总参边防处1969 年的记事簿上看到过）。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约14 时指挥组发出停止射击，撤出战斗的命令。约15 时参战中的幸存人员撤离战场，铁列克提战斗以我军的失利暂告结束。
虽说我军在铁列克提的边防巡逻前只有一个连的兵力准备，并且没有任何重火器的加强。但我军参战的全体指战员均表现的十分勇敢。他们在边防巡逻编组前，或文字或口头向组织表达了参加边防巡逻的申请，有的还写了血书。在战斗的过程中更是抱定宁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的决心顽强地与敌人拼搏。
例如边防巡逻组领队边防站副站长裴映章，他是1951年入伍的老同志，军旅生涯中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当时身体也有病。在巡逻之前组织上已经批准他转业，故不让他参加这次边防巡逻。对此他说：“这个边防站是我们最初的创业者拉着骆驼建立起来的，所有道路和巡逻路我最熟悉，有点病算不了啥，在这关键的时刻，我不带队谁带队？”就这样坚决要求带队参加了边防巡逻，结果一去就为国捐躯了。再如连长肖法刚战斗中始终冲在了队伍的最前方，致使身体两处负伤。战后我亲眼看到他的身上共留下三处伤疤，他对我说：“是被狗啃的。”
战后，我们营长康有福为了洗刷对自己的不公，曾多次向中央军委及中央有关领导写信申诉，据我所知，他曾两次写信给叶剑英元帅，他给叶帅写的第一封信还让我看过（因为康营长的爱人随军后住在托里县城，和我对象的大姐家住房仅隔一条马路，我的对象还是她给介绍的。1970 年我已调任304部队丘尔丘特边防站司务长，到托里县城的机会比较多，经常到他家去。在那段时间康营长的心情很不好，在家里经常发火），他写的第一封信有近十页纸，信中有一段话现在我还概略的记着：“我作为一线指挥员，已尽职尽责地向上级如实及时地报告了情况，因为我们看到的敌情和制定预案时的敌情相比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此，我们也应及时调整原定预案。我也知道军区没有大规模作战的任何准备。对苏军纵深兵力调动情况我无法知道，但仅凭我们眼睛能看到的当面苏军兵力调动，我军就根本无力应对，故向上级建议停止这次边防巡逻。就在即将上路巡逻前，我们又发现空中有苏军直升飞机盘旋，地上有大批苏军进入工事并做好了向我军射击的准备，我们再次向上级建议停止巡逻，当时如果我们那样做了，那场败仗仍可以避免。但军区首长就是不把我们一线指挥员的建议当回事。我作为军人只能执行上级的命令，否则，我是要上军事法庭的，也可能我现在就坐在监牢里”。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康营长的这些申诉不可能有任何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