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张志鹏：营长、政委的眼泪
战后任塔城军分区步兵第4营营部书记，简介详见编委会成员介绍。
1970 年4月。我调驻向阳沟的步兵4营营部担任书记，此时距1969 年8月13日铁列克提战斗过去不到一年，战败的阴影还笼罩在人们心头。营长康有福，政委蒲其武，都是20 世纪40 年代、50 年代初入伍的老兵，有过战争经历。铁列克提战斗中，他俩被客观地推上了战场指挥员位置。
我作为书记，是营长政委身边的人，与他俩的接触比较多。闲暇时间，多次交谈过铁列克提战斗话题。开始，一提这话题，他们都哭，不断掉眼泪，像个小孩子。
男儿有泪不轻弹，他们为何这么伤心？
是因为没有指挥好这次战斗，心怀愧疚？是因为思念战死的战友，伤心而泣？还是心中有什么委屈，有什么难言之隐？
我很想解开这些迷团。在他们情绪平定之时，才能展开对话。
张：你们是什么时候到的铁列克提边防站？
蒲：我们是1969 年8月12 日下午到的铁列克提边防站。
张：你们到该站的任务是什么？
康：我们带着上级机关的整编命令，来此是为了宣布命令，整编部队。
张：你们上来之前，塔城军分区赋予你们其他任务没有？比如指挥边防巡逻或者指挥战斗？
蒲、康：没有。到了铁列克提，才知道第二天要巡逻。我们是抱着观摩的心态，想熟悉边防情况。只是到了晚上，军分区司令部李效智参谋召开会议，部署第二天的巡逻任务，我们同他一起进入指挥组的。
张：那么，你们事先有没有勘察过地形，有没有研判过敌情？
蒲、康；没有。我们以前是骑兵部队，第一次到边防，不熟悉边防政策，也不熟悉敌情地形。因为当时部队正在整编、办理交接，对自己的部队也不熟悉。
张：你们到站上，是怎么开展工作的？
蒲、康：8月12 日下午到站，吃点东西后，宣布铁列克提边防连领导任命，组织班子交接。晚上参加李效智参谋主持的巡逻部署会议。
张：参战兵力有多少？都是怎么组成的？有后续部队吗？
蒲、康：参战兵力有100多人，包括我们当天带来的50 多人，边防站原有的30多人，加上其他一些人，总共100多人。没有什么后续部队。我们带来的50 多人，是根据整编命令，补充到铁列克提的，事先也没有准备打仗。
张：苏军有飞机、大炮、坦克，你们有反坦克武器、有火炮吗？
蒲、康：反坦克武器只有40 火箭筒和枪榴弹，有效射程不超过150 米。没有火炮。
张：战斗打响，发现敌人那么强大，为什么不下令参战人员迅速撤离，避免重大伤亡呢？
康：这个不敢，没有上级命令，我们不敢下撤退命令。我哪怕战死，也绝不擅自后退。
由此可见，蒲、康在上铁列克提之前，没有打仗的任务，他们主要是来完成部队整编任务的。只是后来赶上边防站组织巡逻，他们的职务最高，自然而然成了战斗指挥员。
仗不是这么打的，指挥员也不是这么当的。
战后50 多年来，很多人在研究铁列克提战斗，总结失利的原因，其中有一条：蒲、康指挥无能，“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嘛。
我为蒲、康悲哀，他们不哭，我也要为他们而哭了。
2018 年9月，新疆军区边海防学院主任教官胡勇上校来到兰州，就边防建设和铁列克提战斗经验教训进行采访。我也是一个“老边防”呀。面对摄像镜头，我谈了自己对铁列克提战斗的一些粗浅看法。
铁列克提之战，从事先准备情况来看，其实质是一次巡逻行动，而不是一场有充分准备的作战行动。
首先，事先准备的《巡逻方案》，而不是“作战方案”。只是后来在巡逻过程中遭到苏军袭击，发生了战斗，人们又把它理解成了战斗方案。方案实施过程中虽然安排了巡逻组、掩护组、指挥组，做了一些防范准备，但目的是为了保证巡逻行动顺利进行。根据时任塔城军分区作训科参谋的任凯旋同志相关描述：“巡逻方案由我拟制并经分区首长审核后报大军区、总参、外交部批准。”可见，他上报的是一份“巡逻方案”，只是后来又被“解释”成了作战预案。巡逻行动为边防站的正常勤务行为，难以引起高层的特别注意，作战方案可就大不一样了。
其次，从参战兵力火力看，并不是在准备打一场硬仗。参战兵力仅为100多人，勉强凑够一个普通连队人数，且都是“临阵磨枪”，又处于部队整编时期，事先没有准备，又没有后续部队。反坦克兵器仅为40 火箭筒和枪榴弹，有效射程不超过150 米，远不能与珍宝岛战斗相比。
第三，从指挥组织看，现场指挥员实际仅为一名参谋军官，所谓的最高指挥官一名营长、一名营政委，都是临时“抓”来的。现场并没有塔城军分区首长指挥，更没有伊犁军区、新疆军区首长指挥。须知，珍宝岛战役后来的总指挥是时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肖全夫将军！
第四，关于“诱敌深入”，即巡逻方案及后来的上级指示中都有“如敌武装挑衅，诱其深入歼之”内容。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导致有些掩护分队配置地域过远，致使其火力射程达不到有效掩护巡逻分队地段；二是一方面反映了某种功利思想，另一方面又低估了敌情。须知，这是在“争议地区”实施的巡逻行动，必然被敌方认为是中方在“挑衅”，又鉴于中苏两国当时的紧张关系，苏方可能做出强烈反应。还有，“诱敌深入”的战法适应于战争时期，此时中苏双方并未宣战，并非战争时期，并不适用。所谓“诱其深入歼之”，只不过是中方“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
总结铁列克提战斗的经验教训，应从高层做起，应从当时的中苏关系、中苏边境斗争形势、国内政治斗争等方面进行考量。仅从战场指挥员的得失出发，是远远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