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列克提战斗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对于当年战斗的真实情况，如果我们仅仅从零散的资料和一些网络传说是难以复原的，且真实性和可信度也值得怀疑，因此探寻铁列克提战斗的起因、经过和教训，离不开当年参战人员和亲历者的讲述和回忆，只有他们掌握的情况最真实、最全面，也最具权威。本章汇集了当年亲历者真实的声音，从中告诉我们真实的铁列克提战斗和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一、指挥组成员的回忆
（一）蒲其武：战斗失利的原因在于轻敌
当事人蒲其武，8·13战斗时任指挥组成员，简介详见参战人员介绍。
蒲其武回忆来源于塔城军分区课题组编写的《铁列克提之殇》原文转载。
2015 年，塔城军分区军史办开始着手查找当年的指挥员。通过全国公安网户籍信息系统进行搜索查找，很快，一摞子带有照片的户籍材料摆上案头，康有福没有显示。原长信有四五个人同名同姓。好在，这沓资料中还有一个叫蒲其武的人。铁列克提战斗指挥组成员。军史办的同志决定重点查找蒲其武。从户籍上显示他的住址在四川绵阳涪城区派出所，电话打到派出所的这个值班室，建议向涪城分局发函求助，因为派出所不接受此类查询私人信息的业务。
20多天后的一个早晨，分区军史办的接到一个四川绵阳的电话，话筒传来：“我是蒲其武！”追问对方是否参加过铁列克提战斗，对方的回答十分肯定，还简要讲述了战斗过程。谢天谢地，终于找到了铁列克提战斗指挥员之一的蒲其武。
已经85岁的蒲其武耳朵很好使，说话的声音也很洪亮，遗憾的是，他的思维已经不太清晰，对一些事情的回忆也说不太清楚，有些细节明显与事实不相符。
比如，蒲其武说：“巡逻当天塔城军分区机关没有一个人参加，包括分区作战参谋李效智也回分区了。”事实上，李效智参谋当时就在指挥所现场。
又如，蒲其武讲“指挥组没有配备电台和报话机。”事实上，《解放军报》记者梁博祥当时拍摄的指挥组照片显示，画面中的蒲其武身穿军大衣，右手握一根木棍，而他面前就有一台正在工作的报话机。
再如，蒲其武坚称 “ 8月12 日到铁列克提后没有开会，简单吃了饭（吃的是稀饭和炒菜），然后就睡下了”，而不少当事人（包括干部、战士和记者）回忆，当天边防站确确实实召开了会议，而蒲其武本人也是参会领导之一。
还如，蒲其武介绍“自己在担任裕民县武装部副部长时，还担任过县委书记”。无论从常规还是常理，这些都是不太可能的事。鉴于此，为了防止误导历史事实，已经无法完全采信蒲其武的话，也不能以他本人口述来记述铁列克提战斗。
加之，蒲其武及家人对不少关键问题持排斥态度，特别是对责任划分等内容更是高度警觉，要么避重就轻、躲躲闪闪，要么任其子女干涉干扰，拒绝接受采访。
也许，蒲其武及其家人心存疚愧。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因为现场处置不当而遭受重大损失，参战官兵浴血奋战，很多人血洒疆场，把最宝贵的生命留在塔城边防线上，有的人亡家破，有的断了香火，有的留下孤寡老人。还有一点，有不少牺牲官兵是跟着蒲其武从伊犁骑兵营换防到塔城来的，算得上是嫡系部队，情同手足，相互之间多了一份特殊的情谊。眼看着自己的部队在自己的带领下遭受重创，如果指挥员事后一点儿都不愧疚，那是绝对的铁石心肠、冷血动物。
也许，蒲其武及其家人不愿张扬。同样作为指挥员，与营长康有福在战后受到的冷落相比，蒲其武却顺风顺水，后来又提升为裕民县人武部的副政委。而作为老搭档、老大哥的康有福先是被停了营长职务，后又平调至塔城军分区后勤部机关，直到转业时仍在正营职上原地踏步。虽然没有明说要为铁列克提战斗失利负责，但明眼人一看即知，康有福本身也付出了包括职务、前途、名声在内的代价。
也许，蒲其武及其家人顾虑重重。在当年文化大革命的特殊背景下，部队内部派系斗争激烈，战斗失利后，尽管上级派出了工作组专程到塔城调查，但阻力重重，争论不休，最终的定论和结论也是不了了之。从新疆军区到塔城军分区，所有的指挥员都逃脱了责任追究，这种情况在建国后并不多见。如果放在今天，大家能够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冷静分析原因，还原历史真相，得出的结论很有可能与当年的定性有所不同。作为从部队退役多年的老者，承担责任已不现实，但落下历史骂名的风险却让他担忧。如果这样，蒲其武情愿不搞清或者不支持搞清事实真相。正如战后近五十年来的现状一样，不明不白，不清不楚，才是最理想的结果。
这一连串的也许背后，不是找到蒲其武后的喜悦，而是面对他及其家人的无语。出于对历史负责的考虑，只能大致按照当时的时间节点，纲要式地还原蒲其武所在指挥组的活动轨迹。
8月12 日下午，政委蒲其武、营长康有福、连长范进忠等人带着整编命令到达铁站，对铁列克提进行收编改编。
身为营政委，蒲其武和营长康有福算是老搭档，1968 年11月的时候，根据新疆军区命令，把他们从伊犁昭苏骑兵营换防到了塔城（不换马匹和武器，只换人），在铁列克提战斗中牺牲的范进忠、王明远、郭玉峰，包括后来塔斯提战斗英雄李永强排长，都是蒲其武和康有福的老部下，都来自伊犁昭苏骑兵营。
在到达铁列克提边防站之前，他们对边防特别是塔城边防情况不是很了解，也没有见识过几回真正的边防巡逻。
在到达铁列克提边防站之后，蒲其武对即将参加巡逻行动的很多干部都不认识，新部队、新任务、新领导，大家相互之间非常陌生。据蒲其武讲，当时部队上下把这次边防巡逻当成了一般性工作，一般性任务，平时也是这么干的，现在照常巡逻就行了。当时由副站长裴映章指挥，蒲其武和营长康有福等领导只是跟着看一看，转一转，似乎有观摩、参观的意思。另指挥组的领导也没有配备什么武器。
8月13 日天不亮，指挥组就到达708.6高地，这是巡逻方案中明确的指挥位置。在这座马鞍形的高地上，李效智、康有福、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像记者冉征超等人趴在高地的顶部，蒲其武则带着预备队和电台等隐蔽在高地背后的洼地内。
过了不长时间，苏军一架小飞机（直升机）飞过来看了一下，又飞了回去，马上又来了两辆装甲车，距离指挥组大概有八九百米远，开到无名高地（676 高地）附近。由于指挥组处在一个高坎上，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前面发生的情况。
战斗在谁都没有料到、谁都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骤然打响，指挥组却出奇地平静，几乎没有人大喊大叫，也没有人暴跳如雷，而是非常平静地注视着各个阵地特别是无名高地（676高地）的情况。这是一种无能为力、爱莫能助的状态。
身为指挥组成员的蒲其武在营长不在位期间，也对部队进行了指挥，甚至还派在指挥组采访的《解放军报》记者梁博祥去传达命令，最后他还亲自带人到左翼阵地上去查看，试图组织力量进行冲锋。战后，有多名参战官兵回忆，蒲其武曾命令左翼掩护组组长肖法刚向无名高地冲锋：“肖法刚，你给我轻装前进，打上去，打掉苏军的装甲车，回来我给你记功！”
肖法刚硬着头皮组织兵力向前冲，可敌人火力太猛，人员伤亡太多，只能退了回来。面对这种情况，蒲其武无能为力，整个指挥组都无能为力。
在蒲其武政委后来的回忆中，比较清晰的就是当年寻找康有福营长的过程。在战斗最激烈时，眼看着676高地被围，我方不断有人员伤亡，康有福营长和他分别带人去了左、右翼掩护组阵地，但去了右翼掩护组阵地的康有福营长之后一直没有回来。战斗进行到下午时分，根据上级的命令，各组人员都己陆续地后撤到指挥组所在的阵地时，仍没有见到康有福营长的身影，甚至有传言说康营长己经牺牲了。心急如火的蒲其武政委先后派出三个人下去寻找都没有结果。最后，急了眼的蒲其武政委亲自带上几名战士，从指挥组阵地左侧下去向前寻找，走了一段路后才突然看到康有福营长带着几个人撤了下来。原来他们一直被苏军的密集火力封锁在前沿阵地的一个小山沟里无法脱身。由于在阵地上移动时都是匍匐着前进，所以此刻康营长身上的衣服已被刀子石磨成了布条状。在枪声四起的山沟洼地里，重又见面的康、蒲二人相对无语，心情都很沉重。
晚上的时候，新疆军区来人（应为伊犁军区副司令员赵衍庆等人）到了指挥组，同时还带着电台和电话机子，蒲其武按照要求跟军区司令员通了电话，说了说怎么回事，简要叙述了整个过程，司令员也没有做出什么明确的指示。
据蒲其武介绍，战斗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午，后面部队从乌苏调来五个连队，开到向阳营住下。新疆军区龙书金司令指示要打一下，但伊犁军区赵副司令员在边防上看了看后说不能打，理由是五个步兵连没有炮怎么打？人家苏军来了两个团，有坦克、有大炮，我们没有炮，不能打。
战后，新疆军区指示把参战人员拉到托里县进行总结整顿，前后学习了一个星期。蒲其武是这次教育整顿的负责人，因为当时参战人员士气低落，教育整顿主要还是以鼓励和安慰为主，也进行了评功评奖。
对于苏军战后交还我方人员遗体的情况，蒲其武回忆说，是在距离铁列克提边防站不远的地方进行交接的，副营长原长信参加了，拉到向阳维护站后，把人从棺材里抬出来，进行清理清洗，穿上军装，再装进棺材运到托里县安葬。
作为铁列克提战斗的指挥员之一，蒲其武不愿过多谈及现场指挥组的责任，他认为铁列克提战斗失利的原因主要有三条：
一是边防站没有好好学习边防政策，对当时的边防斗争情况判断不准，没有吸取珍宝岛的经验教训。
二是掩护组、指挥组武器装备不行。那时的边防站都是轻武器，没有什么重武器。也就是从铁列克提战斗以后，边防上才开始配82无、82迫、重机枪、高射机枪等重武器，这是用鲜血换来的结果。
三是轻敌，加强防备不足。上级机关轻敌，基层部队也轻敌；指挥员轻敌，参战官兵也轻敌；干部轻敌，战士也轻敌。
说起自己的老搭档康有福，蒲其武称，康有福是甘肃人，从宝鸡上去坐两个小时的车就能到他们县。不过，人已经去世十几年了，爱人和儿子还在。蒲其武转业后，他跟康有福还有过通信联系，后来，就没有了音讯，再到后来，蒲其武曾写信寻找，得到的消息是康有福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至于最应该知情和掌握内幕的另一名指挥员李效智的下落之迷，蒲其武讲，李效智后来参与了我方牺牲人员的遗体接收、被俘人员的归队等工作。后调北疆军区。副营长原长信后来被查出有癌症，送到乌鲁木齐军区总医院治疗，病情加重以后就被家人接回了老家，从此再无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