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龙书金被列为“林党集团成员”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铁列克提战斗失利后，中央军委曾奉命派出调查组赴新疆，从新疆军区机关到伊犁军区，从塔城军分区到铁列克提边防站，先后调查了解近百人，试图厘清原因责任。但因为受文革的影响，再加上新疆军区党委内部意见不一、无人愿意担责，最后结论也下得含含糊糊，责任定性更是模棱两可。直到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龙书金应该为铁列克提失利承担责任的看法和说法才开始出现。
对于一代战将、一员猛将来说，龙书金到新疆主政后并不顺利，铁列克提战斗失利的耻辱和影响尚未消除，紧接着1971年9月13 日发生的林彪叛逃事件，最终导致龙书金黯然下台，在新疆主政的四年时光也成为他政治生涯的绝唱。因为在林彪集团炮制的《“571”工程纪要》中，明确表示新疆是“可借用力量”之一。
在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中央再三发出指示，“要把批林整风作为头一位大事来抓，”但龙书金怕把自己牵进去，心中有自己打算，采取转移斗争方向、捂盖子，导致出现了林彪已经叛党叛国后，而1971年9月21日的《新疆日报》竟然还刊登了林彪的大幅照片，大段引用林彪的讲话，招致中央批评并通报全国。
转眼到了1972年，龙书金的新疆主政生涯走到了尽头。当年的4月10 日，他在《我所犯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中承认：我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上了林贼的贼船，陷得很深，执迷不悟。
1. 林贼信任我，支持我，我就积极吹捧林贼，坚决地执行了林贼的黑指示。林贼对我影响最大的，说我“是个很好的同志，在湖南和新疆一段工作是有成绩的，可以培养，可以信任”，“九大”时，死党叶群对王恩茂同志说：“你不要不服气，龙书金是个老同志，政治上比你强，他在困难的时候顶得住。”他们这些别有用心的黑话，使我中毒很深，是我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林贼信任我，我也就积极往上靠。在1968年冬或1969年1月，我给林贼写过三封信，尤其错误的是，1971年1月份还给他写了一封信。这四封信主要是反映新疆当时的情况和我感到不好开展工作的不满情绪，求得他对我的支持。我还积极吹捧林贼，为他歌功颂德，涂脂抹粉。
在庐山会议上我对林贼的反革命阴谋毫无察觉，传达九届二中全会精神时，庐山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我参加了，总理指示传达以公报为准，而我却传达了林贼那个反革命动员令的大意，认为林贼不让传达他的讲话，是“谦虚”。还吹捧林贼非常健康，主持了几个小时的会，没有喝一口水，只吃了一块糖……
我坚决执行了林贼一伙的黑指示。林贼说：“贺龙和王恩茂在新疆搞了鬼。”说有的人“人扶着不走，鬼牵着飞跑”。1969年“五一”节，总理在天安门上接见新疆负责同志时指示“要团结起来，做好工作。”但死党黄永胜却背后煽动说：“看你王恩茂把新疆两派搞成什么样子。”林贼和黄贼这些黑话，给我看待新疆问题定了调子，使我分不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种下了死死扭住王恩茂同志错误不放的根子……
林贼叛逃事件发生后，中央又再三指示，要把批林整风作为头一位大事来抓。但我公然抗拒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不批林彪反党集团，心中有鬼，怕把自己牵进去，因而就转移斗争大方向，捂盖子，以便达到保我的“山头”，保我的“王位”的目的。我在对待王恩茂同志的问题上，也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九·一”批示中重申“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并指出刘少奇在新疆的代理人武、吕、张、伊、包是阶级敌人，这是斗争的大方向。但我既没有狠抓对苏修的批判，也没有狠抓对这一撮阶级敌人的批判，而是极其错误地认为新疆的主要矛盾是王恩茂同志的“两个主义、一个王国”，长期抓住不放。对中央的“二·一九”批示，我肆意歪曲，对中央的“三·二七”批示，我思想不通，对批评过我的一些同志打击报复。十月工作会议上，是我到新疆以来，抓“两个主义、一个王国”最厉害的一次，也是犯错误最严重的一次。死死扭住“两个主义、一个王国”不放，上挂下联伤害了一批干部和群众，严重地破坏了革命团结。
……
龙书金对铁列克提战斗失利在《我所犯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中，承认负有责任，他说：“对反修战备工作抓得不紧。毛主席教导我们：‘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反修战备是我们新疆长期的头等重大的任务。我对落实毛主席关于做好新疆反修战备工作的一系列指示抓得很不够，思想准备、军事准备、组织准备、物资准备都做很很差。发动群众对苏修的反动本质、对新老沙皇的罪行，开展深入持久地群众性的揭发、批判很不够。铁列克提战斗失利，严重地损害了国威、军威，这个责任主要由我承担。我事先没有过问，严重失职；战斗打响后，没有果断处置；中央通报批评后，又没有认真组织大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在边防建设上，执行了林贼所谓‘政治边防’的黑指示，不搞战斗边防，没搞好边民联防工作，给边防建设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篇出自龙书金之口关于铁列克提战斗的评价。就这份检查本身来说，龙书金的反思是深刻的、全面的、彻头彻尾的。
龙书金被免职后，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晚年居住在广州休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向胡耀邦总书记上书，要求解决住房问题，提出：“鸡有鸡窝，狗有狗窝，我革命几十年，至今没有窝。”胡耀邦阅后即嘱时任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解决。
1983年龙书金正式离休，享受大军区副职待遇，直到2003年4月逝世。
2003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讣告
新华网广州5月7日电 原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4月16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3岁。
龙书金同志是湖南省茶陵县人，1929年参加农民赤卫队，1930年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班长、排长、连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直罗镇、东征、西征等战役战斗。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副营长、营长、副支队长、团长、冀鲁边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山东渤海军区副司令员、副师长等职，带领部队深入敌占区开展游击战和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参加了平型关、大宗家、侠河村、王家楼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师长、副军长等职，参加了东北夏、秋、冬季攻势，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辽沈、平津、渡江、湘赣、广东、粤桂边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指挥解放海南岛战役；海南岛解放后，他历任军长、海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某军军长、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广东军区司令员兼广州市警备区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他坚持从严治军，为加强部队的全面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和巩固国防做出了贡献。
龙书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八大”、“九大”代表，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他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盖棺方定论，成败论英雄。中央对龙书金的评价不算低，历史也客观的记录了一代战将的风雨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