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商海浮沉四处碰壁
1977年春天，生产队抽调劳力组成副业队，统一到平顶山煤矿拉运煤炭，袁国孝自告奋勇报名参加。
那时的煤矿生产条件相对原始简陋，需要人工用平板车把煤炭从矿区运到焦化厂。每人一天的任务是拉运四车，每车2块钱，一天可以挣到8块钱，除上交生产队2块钱外，剩下的就是自己的收入。
为了多装一些煤，工人们在平板车的两端放上萝筐，尽量增加板车的载货量。但这样做也给自身带来了伤害，浑身上下经常被箩筐的木刺扎伤。冬天还好受一点儿，穿的是长衣长裤，夏天就惨了，工人们赤裸着上身，只留下了一件大裤头。皮肉被扎破后，再受到煤灰煤毒的侵染，很容易引起伤口感染。感染的伤口红肿发痒，不停地向外流着黄水，可袁国孝根本顾不上这些，一心想着加班加点拉运。
别人一车能拉一吨三甚至一吨半，袁国孝个子小，加上在战场上受过伤，只能拉一吨一，剩下的任务只有靠加班才能完成。夏天时还好说，冬季天短，每天都要干到天色完全漆黑才能收工。
临近春节，煤矿统一给大家算完账，别的工友高高兴兴地拿着工钱，高高兴兴地背着大包小包踏上了回家的路，袁国孝从心眼里羡慕他们，自己做梦也想回家，可想到父母年纪大了，儿女年龄小，来回的车票都要花钱，为了多挣一点儿钱，他把自己的工钱托工友带回家，自己继续留在煤矿拉煤。一直干到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的时候，煤矿全部停工放假了，他才能够真正停下来休息几天。
大年三十除夕之夜，袁国孝一个人裹着棉衣，缩在煤矿搭建的临时工棚内，外面的天气是冷的，工棚的四周是冷的，单薄的被窝是冷的，锅碗瓢盆也是冷的，袁国孝的心则更冷。听着远处不断炸响的鞭炮声，听着别人全家团圆的欢声笑语，他两眼无神地盯着房顶，此时此刻，他更加思念父母，也更加思念妻儿。
等过完春节，工友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地返回煤矿，袁国孝又和大家一起投入到高强度的劳作之中。这样的日子坚持了一年半，在这一年半里，袁国孝没有请过一天假，没有旷过一次工，哪怕是生病时也咬牙坚持。
就是从这次打工开始，袁国孝喜欢到外面去闯荡。尽管做生意没有挣到多少钱，并且又有“割资本主义尾巴”之嫌。但他就是喜欢到完全陌生的环境，喜欢到没人认识自己、也没人知道自己底细的地方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河南农村和全国农村一起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社、生产队等随即解散。
随着耕牛、马、驴等牲畜允许由家庭私人喂养，农村逐渐开始允许私人买卖牲畜，乡村的牲畜市场贸易陡然间活跃起来。袁国孝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穿梭在周边一百公里范围内的各个牲畜市场，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从中挣点儿差价。
可是，不久之后，袁国孝就不满足于这种散兵游勇式的小打小闹，他想搞一次上规模的牲畜贸易。1981年春天，他联合了10 多个合伙人，凑了2万多元钱，一起到1800公里外的贵州去买马。
凭借着在部队当过骑兵，对马的秉性和齿龄相对比较了解的优势，在袁国孝的努力之下，一次购进了120匹马，又申请了火车车皮，拉回商丘后销售，一算账，每人挣了200多元钱，外加一匹马。
第一次上规模的牲畜贸易行动顺利结束。获利虽然不丰，但也算是圆满收场。
1984年春播开始后，商丘本地的黄牛供不应求，农时不可违，季节不等人，很多家庭有钱买不到牛，急得团团转，牛市行情随之上涨。看到这种局面，尝到甜头的袁国孝很快就又采取了行动。他和四个合伙人一起再下贵州，这一次是贩牛。半个月之后，收购了47 头牛，运回河南后很快卖完，每个人挣了1000多元，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可能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也可能是错判了市场的需求量，他们决定趁热打铁，很快再一次从贵州购进了60 多头牛，装进了火车往回运。可是这一次却不像第一次那样顺利，由于正值夏季，天气炎热，车皮内载乘的黄牛密度过大，路上不断有黄牛死去。为了防止传染，他们只能立即将死牛从火车上掀下去扔掉，还没有到家，已经有7头牛相继死去。这还不是最致命的，等到这批牛投放市场之后才发现，由于外地牛的大量涌入，导致市场接近饱和，牛市行情一落千丈。
一边是体质越来越差的黄牛，一边是越来越低的行情，每天还要喂养大量的饲料，眼看着投入的成本越来越高，无奈之下，除了亏本甩卖，其他别无选择。结果可想而知，不但把第一次挣的钱全部赔光，每个人还搭进去500多元。
牲畜买卖失败后，袁国孝并没有善罢甘休，他独自一个人继续到外面做些小本生意，他卖过铝锅，收过废品，尽管忙得没日没夜，可由于做生意不得法，加上当时的市场还没有完全放开，一年到头，挣钱的时候少，两手空空而归的次数多。
1984年入冬前，袁国孝决心养鱼，没有现成的池塘，他就把一条天然的河沟断开，两端用铁丝网和纱窗隔离。这样既能保证有活水流动，又省去了承包费用，看上去一举两得。
没想到这看似简单的事情却不容易。鱼苗投放后，袁国孝隔三差五地往河沟跑，忙着投放饲料，扳着指头数日子，三个月后，估摸着应该有效果了，他仔细观察了很长时间，却没有出现他想象中的鱼头攒动的现象，相反却是鱼苗越来越少。
真见鬼，鱼苗跑到哪里去了？袁国孝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又请人帮忙，截断河沟，把水放干，进行分段清理，清理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竟然清理出了300多条被称为“火头”的野生鱼种。这种鱼生性凶狠，专门攻击和掠食其他鱼类。袁国孝投放的鱼苗全部变成了它的美餐。
1986年，袁国孝看到别人的砖厂生意兴隆，又动了烧砖的念头。说干就干，全家老小齐上阵，再叫上亲戚朋友帮忙，依葫芦画瓢地垒了砖窑，使出浑身解数打出第一批土坯。又是买煤炭又是填柴草，结果砖是烧出来了，可由于质量不过关，颜色又不纯正，码在那里无人问津，最后自己家盖房子时全用了。
贩牛失败，养鱼失败，烧砖也失败，最穷的时候，手里一分钱都没有，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街坊邻居劝袁国孝别瞎折腾了，安心把地种好，把孩子养好才是正路。可他不相信，别人能挣钱，为什么我不行？
袁国孝又打起了农副产品的主意，带领村里的一帮年轻人，把当地出产的大蒜、大葱、萝卜等农产品贩卖到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温州、杭州一带捣腾。
没有专用货车，他们就先把货堆在公路的旁边，上面插着牌子，写明要去的地方。遇到路过的货车停车，双方讨价还价，有时候一批货要在路上折腾三四次。
为了节约成本，途中他们很少下车，也从来不在饭店吃饭，每个人随身带着几个馒头，没有菜，就用车上装的辣椒和大蒜伴着充饥。
这种小打小闹的生意带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很多时候是根据货车的走向，货车到杭州，他们也搭车到杭州，货车去温州，他们就跟着去温州。
蔬菜的保质期有限，不确定的运输方式又加大了做生意的风险。有一次，经过三天折腾，袁国孝带着大伙扛着大包小包，终于到达温州，进了市场，赶紧找块空地，一个个迫不及待地把包裹打开，当场傻了眼，除了大蒜之外，其余的的蔬菜一大半都坏掉了，辣椒烂得出了水，大葱向外冒着臭气，青茄子蔫成了紫黑色。
大家伙儿一个个面如死灰，蹲在地上一言不发，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闷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