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还乡英雄竟然变成“叛徒”
袁国孝返回部队后，应邀参加了多场先进事迹报告会，向大家介绍在苏联对敌斗争的英勇事迹。那一段时间，他沉浸在英雄的耀眼光环之中。
正在意气风发之时，父亲从河南赶到新疆，坚决要求儿子复员。两鬓斑白的老人早在一个月前接到儿子阵亡通知书和当地民政局送来的抚恤金，全家老少哭作一团，家门口还按家乡习俗挂起了招魂的白幡。父母整日以泪洗面，儿子虽然是为国捐躯，但毕竟还不满18 岁，用家乡人的说法，儿子还不算正式成人。就在老人深深自责和愧疚的时候，却又传来儿子从苏联回来的消息。经历了儿子牺牲后的绝望与痛苦，又惊闻儿子奇迹般生还的狂喜，在这些大起大落的的交替折磨后，袁国孝的父亲立即赶往新疆，站在曾经刻有袁国孝名字的墓碑前，老人逼着儿子做出选择：“喜欢（袁国孝的小名），你是要前途？还是要爹娘？”
袁国孝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留队继续服役，要么复员还乡，尽忠尽孝。最终，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他无法拒绝老父亲的请求，于1971年年底复员，离开了塔城边防，离开了巴尔鲁克山，离开了经受战火洗礼的铁列克提。
回到了家乡，袁国孝第二年就与妻子陈树勤结婚并有了孩子。原本想回乡尽孝，过普通日子的袁国孝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旋涡之中。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年代，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环境下，被俘虏与叛徒、投降没有什么两样，和“地、富、反、坏、右”也没有多大区别，各种版本的谣言包围着袁国孝，即便满身是嘴也说不清楚，在新疆打仗差点儿丢了性命，复员回家却遭受如此羞辱。袁国孝曾找到同乡的战友帮忙，希望有人能出面证实他的清白，可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月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躲避。
袁国孝后悔，后悔没有“宁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与其这样活着回来，还不如战死沙场，饮血边疆，现在简直是生不如死。
来自社会的议论和压力，让原本性格开朗的袁国孝变得沉默寡言，那时候生产队过的是大集体生活，田间劳作休息时，一帮男男女女挤在一起说说笑笑，甚至插科打诨都是少不了的节目，但袁国孝从来不扎堆，干活时默不作声拼命干，休息时一人坐在田头抽闷烟。生产队不派活时，他就躺在家里睡大觉，关门闭户，不想跟人说话，也不愿提起往事。
1972年冬天，指挥塔斯提战斗的英雄排长李永强到河南省柘城县送老兵，袁国孝听到消息后找他诉苦。此时的李永强已经被越级提升为边防营的政委，成为当时军分区最年轻的正营职干部。听到袁国孝的遭遇后李永强深表同情，找相关部门亮出身份、说明情况，证明袁国孝没有问题，结果却收效甚微。
无穷无尽的谣言恶语，极不公正的待遇，让袁国孝内心极不平衡。他不渴求获得像李永强那样的至高荣誉，但他渴望得到公正的评价，得到最起码的尊重。同样是保卫祖国边防，同样是在新疆跟苏联人打仗，结局却有着如此大的反差，别人在天堂，自己却在地狱。被人耻笑，受人白眼，这让袁国孝陷入了更加痛苦的深渊。
恨不当初死，留作今日羞。袁国孝有时候气得用头撞墙，如果不是考虑到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刚满一岁的孩子，他也许早就结束了这种生不如死的生活。
1974年的麦收季节，袁国孝和一名村干部发生了争执，那位村干部理屈词穷，最后竟然来了一句：“不给你说了，反正你就是叛徒。”这种当众羞辱把袁国孝气得浑身发抖，气愤之极的他跑回家，把自己在部队的照片、退伍证等全部撕得粉碎，又把没穿完的军装等衣物堆到院子里，点起一把火烧成灰烬。
这还不够解气，等把小麦收完，将家里安置停当，心里憋着气的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回部队开证明去！“如果部队不能证明我的清白，这个家我再不会回来了，你自己一个人看着安排后面生活吧，老人孩子都托付给你了，就当我早巳死了。”袁国孝给妻子撂下狠话，一咬牙走了。
独自一人踏上重回新疆的火车，袁国孝一路省吃俭用，到达乌鲁木齐后再转乘汽车前往塔城，没想到在托里县庙尔沟收容站又被当成流窜犯拦截。
中苏关系紧张之后，为了防止流窜犯、坏分子、盲流等身份不明人员从边境地区潜入潜出，搞分裂破坏和投机倒把等活动，新疆在边境地区特别是沿边交通要道设置了不少收容站，对身份不明人员进行拦截。
鉴于庙尔沟是乌鲁木齐到塔城的唯一一条公路的咽喉之地，加之又是天然的山口屏障，方圆几十公里内荒无人烟，公安和民政部门在此设置检查收容站后，效果非常明显，几乎每天都能拦截到身份不明人员，等这些人员累积到一定数量后，再逐批次给予遣返。
由于袁国孝没有身份证之类的有效证件，退伍证也被自己烧毁，再三解释和请求都无济于事，最终被关在了收容站，等待遣返。
此时的袁国孝身上只剩下17 元钱，舍不得买饭，每天只能靠收容站免费提供的白开水充饥。正在愁眉不展时，他遇到了在收容站做饭的老乡，听袁国孝说了相关情况后，老乡非常同情，带着他去找领导说情，并拍着胸脯作担保，领导才同意放袁国孝走，但要把随身携带的被子和提包押在收容站。
又经过一番折腾，袁国孝终于爬上了前往塔城的班车。
到了塔城军分区，部队领导听到袁国孝的情况介绍后，十分重视，当即指示政治机关开具证明，一式两份，一份让袁国孝随身带回，另一份派人送到柘城县民政部门。临走之前，部队还送给了袁国孝一笔路费和粮票，袁国孝拿着证明，返回收容站取回了自己的被子和提包，乐滋滋地踏上了返乡的路程。
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份证明至今仍保存完好：
证 明
柘城县武装部：
贵县慈圣公社我部复员战士袁国孝同志于1974年8月14日来我部反映问题，据该同志讲，他退伍回家后，一些群众和少数干部说他在1969年8月13日铁列克提之战中当了叛徒，有的干部还在群众会上讲，扒扒他的根子，看是啥人，纯属坏人。由于这些反映，他爱人提出离婚，对袁国孝同志本人和家庭压力很大，为此来队要求给予解决。
情况是这样：袁国孝同志在1969年8月13日铁列克提战斗中作战英勇！不幸受伤震昏，被苏修军队弄走。在对苏修的斗争中，据掌握的情况看也是坚决的，因此这样或那样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望贵部接文后，在反映袁国孝是“叛徒”的群众和干部进行工作，以使袁国孝同志放下包袱安心生产。
敬礼！
塔城军分区政治部
1974年8月16日
如愿以偿地拿到了证明信，袁国孝理直气壮地回到家乡，找到那名村干部汇报，谁知对方却怪腔怪调地说：“你看你，我那是跟你闹着玩的，你还当真了。”弄得袁国孝哭笑不得。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想法太简单了。尽管有了部队出具的证明，但要消除人们的偏见甚至歧视，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从1972年到1974年，袁国孝的三个孩子接连出生。由于孩子多，妻子需要在家照顾孩子，做家务，全家五口人，只有依靠袁国孝一个人挣工分。
那时过的是大集体生活。人民公社，生产队，工分制，统销粮，在这些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环境中，袁国孝心里非常清楚自己担负的责任和处境，一年到头从来不敢请假，从来不敢旷工，从来不敢迟到。可即便是这样，到了年底，生产队按照工分分配粮食，由于劳力少，工分少，袁家一年只能分到六七十斤小麦，秋天时再分到一点红薯干、高梁面之类的杂粮。
人多粮少，尽管一年到头忙碌不停，可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孩子一天到晚饿得嗷嗷叫，大人一年到头饿得直不起腰。
再后来，伴着孩子们一个个相继长大，家里缺吃少穿的局面显得更加窘迫，特别是一个个又要面临着上学，这种局面逼着袁国孝想方设法养活家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