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异国他乡四十一天如愿回国
太阳快落山时，袁国孝从昏迷中苏醒了过来，眼前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凭感觉应该是在一个火车站的站台上。他忍着剧痛左右观望，发现除了自己之外，还有裴映章、温炳林和景长雄三名负伤的战友躺在担架上。周围是一大群说着俄语的苏军士兵和军医之类的人员，他们都在忙碌着救护苏军负伤人员，对几名中国伤员则一脸冷漠，无人过问。
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四名受伤的中国军人，孤零零地躺在苏方火车站站台的担架上，没有人为他们治疗包扎，更没有人为他们及时止血救护。在苏联人冷漠的眼皮子底下，他们只能无助地走向生命的终点。景长雄、记者温炳林、裴映章副站长先后被苏军抬走，他们为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躺在担架上的袁国孝满脸是血，喉咙里干如冒烟、饥渴难耐，但他牢牢记住记者温炳林牺牲前的话：“小伙子，坚持住，要和苏修斗争到底！”直到天快黑时，终于有一辆苏军吉普车开了过来，下来一位像是医生的苏联女军人，她检查了袁国孝身上的伤口，翻看了他的瞳孔后，袁国孝被抬上了苏军的吉普车，运往距离车站约几公里的一个机场，在飞机场停留了约20 多分钟后，被抬上了直升飞机。也不知飞行了多长时间，已无疼痛感的袁国孝，在迷迷糊糊的潜意识中看到了一座灯火通明的城市（后来得知是哈萨克斯坦首府阿拉木图）。
已进入昏迷状态的袁国孝被送进阿拉木图的一家苏联军队医院手术室，医生剪开袁国孝的衣服，为袁国孝进行了检查，下腭骨受伤变形，右眼下部嵌有弹片，受伤最重的部位在右肩胛，那是一枚重机枪子弹的贯穿伤，所幸骨头和大的血管都没有太大的损伤，这也是袁国孝在无人救助的情况下，顽强坚持了十几个小时并成功存活的重要原因。
从手术室出来，护士拿来一套病号服，是带有俄罗斯特色的花格子衣服。看着这花里胡哨的病号服，袁国孝坚决不穿，他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不能上苏联人的当，更不能给中国军人丢脸，我就这么赤裸着身子，你们就无法向外界宣传报道，就是报道出去了，全世界的人也会说你们苏联人不仁义”。
无奈之下，护士只好用床单裹着袁国孝，这一裹就是41天。
第二天病房里来了一个很像中国人的翻译，而汉语却说得很不标准，连比带划地问袁国孝姓什么？袁国孝一言不发，问什么都不回答。
第三天凌晨，突然听到有人在窗户外面呼唤着“袁国孝，袁国孝。”听到喊声，袁国孝一下子激动起来，开始以为是一起负伤的战友在唤他，正准备开口回答，又感觉情况不对，他的脑海里飞速思索了一遍，很快找到了答案，估计是敌人看了自己带的毛主席语录，上面有记者李连祥写的“向袁国孝同志致敬”几个字。
袁国孝强迫自己一动不动，窗外的人叫了几声，见没有什么反应，最后就走了。好险！原来是敌人在试探自己。袁国孝暗自庆幸。
伤情有所好转，人也可以坐起来，这时候病房里又来了一大群记者，高的矮的，男的女的，拿着照相机，扛着电影机，袁国孝忍着右臂的巨痛用双臂护着自己的头，不让照相，最后又用床单把整个身体蒙起来，让那些记者们毫无办法。
接下来的几天，翻译一直在变着法子问袁国孝叫什么名字？他只重复回答一句话：“中国军人在中国的地方巡逻，理通道直，合理合法。”后面再问什么？袁国孝一概摇头不答。
翻译无奈，只好写下了“李道直”三个字，算作袁国孝的名字，给上级交了差。
一周后，袁国孝开始想家了，壮着胆子对翻译大吼：“告诉你们领导，是枪毙还是让我回去？给个明话。”
“不枪毙。”翻译答。
“那就让我回去。”袁国孝不依不饶地要求：“我提四个条件：第一还我的毛主席语录，第二我要见我的战友，第三还我的军装，第四还我的枪。”
“我说了不算，得由莫斯科来决定。”翻译苦笑着摊了摊手。
从那以后，看实在从袁国孝嘴里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情报，翻译由最开始时的每天必来，变成几天来一次，每次应付差事般地问几句话，然后转身就走。
身在异国的袁国孝无依无靠，不知道这种日子能持续多久，更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归祖国，正在这时，中苏关系却迎来了意想不到的重大转机。
1969 年9月11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时，就两国边界问题达成谅解备忘录。袁国孝的处境也开始好转，不再遭受记者搔扰，甚至警卫也变得松懈起来。
万万没想到，有一天下午，苏联翻译突然告诉他：“你明天可以回去了，上级决定要放你回国。”这对袁国孝来说，真是天大的喜讯！当天晚上，他蒙着被子静静地痛哭了一场，这是他参加战斗以来第一次流泪。
回国以后他才知道这一天是1969 年9月20 日。在苏联的41天，一分一秒都如同炼狱，他是黑了白，白了黑的，根本就不知道是何时何日？
9月22日下午2点左右，袁国孝在望眼欲穿中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下车后，他一眼就看到了塔城军分区迎接自己的战友，三辆军用卡车，一台救护车。
面对祖国亲人，袁国孝非常激动，他看到指挥铁列克提作战的军分区参谋李效智也在其中，刚开口叫“李……”却被李参谋摆手制止，向袁国孝做了一个解衣服、脱衣服的动作，袁国孝明白了其中的意思，他迅速脱掉身上的衣服，从大盖帽到西服，再到脚上的黑色尖头皮鞋到尼龙袜，除短裤外当场脱得一件不剩，将把这些衣物全部甩在苏方地界一侧，并振臂高呼：“打倒新沙皇，毛主席万岁。”
见此情景，在现场拍摄的《解放军画报》记者刘志斌赶紧脱下自己的大衣给袁国孝披上，中方人员又把袁国孝送上救护车，并换上了崭新的中国军装。
袁国孝回国后，还发生了一件鲜为人知的“扒碑平坟”事件。
1969 年9月18 日，在战斗结束35 天之后，在距离铁列克提战场北侧约5公里的地方，苏方交还中方19 具烈士遗体。由于夏季天气炎热，加上苏方对我军烈士遗体保管不善，尸体己全部腐烂。部队组织与烈士熟悉的相关人员对烈士遗体进行了认真识别。先后识别了多次，最后根据身高、衣物等特征，才将大部分遗体识别清楚，但仍有个别实在难以识别。由于事先得知中方被俘人员叫李道直，猜测极有可能是战斗中负伤的排长李国贞，于是袁国孝的名字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牺牲者的名单，部队还给他的老家河南省柘城县寄发了阵亡通知书和抚恤金。
9月20 日下午，塔城军分区在托里县举行了庄严的安葬仪式。袁国孝名字被庄重地刻在墓碑上，墓碑背后都刻有个人简历和英雄事迹的介绍。
历史总是充满巧合，就在同一天，袁国孝接到了可以回国的消息。
9月22日，也就是追悼大会召开二天后，袁国孝竟然“死而复生”，从苏联回来了。在会晤站迎接的中方人员一看，惊呆了，活着回来的是袁国孝，而不是猜测中的李国贞。得知消息后，军分区立即给托里县有关方面打电话，要求把袁国孝的墓碑扒掉，重新修了一个墓碑，换成了排长李国贞的名字和事迹简介。
三天之后的9月25 日（农历8月25 日），袁国孝幸福地度过了自己的18 岁生日。没有人庆贺，更没有生日蛋糕和蜡烛，但他已经知足了，对于经历了被俘又被释放的他来说，能在自己的国家里平安自由地生活，这就是一种最大的幸福。
随后，袁国孝和裴映章、范进忠、王明远等几名牺牲干部的家属一起，光荣地出席了新疆军区在乌鲁木齐召开的第三届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并参加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庆观礼。副站长裴映章的爱人罗菊梅来自甘肃天水，这位生长在黄土地上老实本分的农民，难以掩饰丧夫之痛，多次昏厥过去，醒来后嘴里反复骂着两句话：“苏联人不是人”，“苏联人吃屎了”。也许，对她来说，这已经是天底下最最恶毒的语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