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边防战云密布 战场负伤被俘
1969 年注定是个多事之秋。如果说3月份的“珍宝岛战斗”让不可一世的苏联“老大哥”颜面尽失的话，6月10日的“塔斯提战斗”则彻底让超级大国恼羞成怒。10天后的6月20 日，苏军改变了方向，在距离塔斯提边防站90 公里的铁列克提地区采取行动，越境进入中方实际控制区，并沿线堆起了17 个石头堆，还在上面粉刷了石灰，企图作为新的边界标志，并阻挠甚至殴打一直在此放牧的中国牧民，蛮不讲理地宣称“真正的边界线还在中方一侧500米”。很快，一条长10 公里、宽约1 — 2公里的新的争议地区出现了，又一块中国领土面临着被蚕食的命运。
最先发现这一情况的是塔城军分区司令员王秀森，年初刚刚上任的他从伊犁参加会议返回塔城，途中路经这里时，眼前的景象让他非常愤怒，当即指示恢复对南段地区的巡逻，“搬掉苏军的石头”。
塔城军分区司令部派人赶赴现场进行秘密调查取证，随后向上级写出专题情况报告，主要内容：一是7月25 日恢复铁站以南地段正常巡逻；二是拆除苏修所有私设标志，恢复至以前态势；三是通过会晤对苏修私设标志提出抗议和谴责。
1969 年8月9日，袁国孝奉命从弹药看护点回到铁列克提边防站，此时距离正式巡逻只有4天时间。边防站里里外外弥漫着临战的紧张气氛，不断恶化的边境形势，在这里反映得更加明显和直接。
8月12 日，抽调和加强到铁列克提的各路人马全部到齐，于当日下午进行了最后一次战斗编组，并分发了干粮。袁国孝被分配到中路掩护组，全组11人，由塔城军分区骑兵营骑兵三连三班长李健负责。袁国孝和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记者温炳林、同为新兵的同乡战友尹清启被编在枪榴弹小组，由袁国孝担任小组长。
战前连队搞了大量的政治动员和宣传活动，拉横幅，写标语，挂彩旗，官兵写决心书，写请战书，写入党申请书，高举着毛主席语录，列队一遍遍地喊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宁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等战斗口号，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袁国孝作为枪榴弹射手，战斗打响前竟然没有打过一发实弹。只是由排长简单教了教怎么装弹、怎么瞄准、怎么击发，8月12 日下午就配发了枪支弹药。
8月13 日凌晨2点，各个掩护组按照预定计划依次出发，巡逻组最后出发。
袁国孝身背一支步枪、一个枪榴弹发射器、4枚枪榴弹和200发子弹，顶着新疆夏夜的寒意，和战友们一起悄悄离开边防站，向预设阵地进发。
凌晨4点左右，中路掩护组到达676高地，周围一片漆黑。又累又困又冷的袁国孝找了一个相对低洼的地方，安排本组人员排成一条线潜伏下来。
7时20 分左右天色大亮，一架苏军直升机飞了过来，对这一地域进行超低空侦察。发现了我方潜伏人员，并围绕着该高地进行多次盘旋侦察。
大约一小时后，苏军三辆绿色嘎斯卡车从扎拉纳什库里边防哨所方向开了过来，抵达676高地对面的小高地后，苏军士兵迅速从车上跳下来进入了阵地。
9 时50 分左右，副站长裴映章带领巡逻组行至距离676高地北侧约300米处，遭到苏军的袭击，当场有人中弹负伤。巡逻组一边组织还击，一边根据预案向676高地迅速靠拢，按预定方案与中路掩护组汇合。
听到枪声响起，我军各路掩护组立即进行还击。
战斗进行当中，苏军的BTP-60 装甲车出现了，袁国孝马上有种不祥的预感，因为我们完全无法对付突然出现的这些“乌龟壳”，而苏军装甲车上的大口径机枪可以远距离射击光秃秃石头山上的中国官兵。袁国孝迅速把榴弹发射器装在步枪上，取下随身携带的枪榴弹装上，朝着400米开外的苏军装甲车第一次打出枪榴弹实弹，但有效射程只有150多米的枪榴弹，甚至打不到山脚下；袁国孝略略抬高枪口后，接过副射手尹清启递过来的枪榴弹，向苏军装甲车打出了第二发枪榴弹，这次勉强打到山脚下，依然够不着装甲车。由于战前没有真正打过实弹，加上手忙脚乱，只能大概朝着苏军装甲车的方向扣动扳机，打上没打上根本不知道。
苏军在连续三次步兵冲锋被我击退后，改变了战术，苏军步兵龟缩在阵地内，改由装甲车毫无顾虑地围着676高地，以猛烈火力反复直接瞄准射击。为了躲避敌装甲车的射击，袁国孝他们不停地改变战斗位置，从高地北侧跑往南侧，再由南侧跑回北侧，而敌人的三辆装甲车排成一线，恶狼一般紧迫不舍。几个回合之后，我方阵地上伤亡的人员越来越多，能跑动的人越来越少，动作也越来越慢。
袁国孝和副射手尹清启一共带了8枚枪榴弹，当袁国孝把尹清启递过来的第三发枪榴弹装在榴弹发射器上，正准备发射时，身边一声巨响，袁国孝眼前火光一闪，顿时失去了知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