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最核心的记者 —— 冉征超
提起当年在铁列克提采访的记者群，提起“36 号摄制组”，冉征超这个名字必须提及，也无法回避。因为很多时候，他是整个采访组的核心，既是代表者，又是决策者，同时还是协调者。
1969年4月15日，冉征超作为“36号摄制组”的第一批成员，从北京赴新疆边防前线，到8月初，摄制组其他成员已经进行过两次轮换，但他一直坚守在那里。
6月10 日，发生了孙龙珍事件和李永强的巴尔鲁克山西部之战。当晚，冉征超在巴克图，因为事发突然，他没赶上拍摄，只是在11日上午赶到现场，拍摄了战斗的现场和孙龙珍的遗体。
这次拍摄，冉征超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成了他一生拍摄中留下的一个很大遗憾，拍摄孙龙珍遗体时没有揭开其脸上的盖布，因为在家乡四川，人死后不能将脸露在外面的习俗。但纪录片要的是事实、真实和严谨，没有看到脸，怎么能成证据？这件事让他深切体会到，作为纪录电影创作者还要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
在铁列克提巡逻前夕，身为组长的冉征超想跟着巡逻队。因为八一厂已经正式通知他“任务完成后回北京”，到新疆边防第一次执行任务是在第一线，这次执行最后一次任务再到第一线，也算是有始有终。但是，由于其他记者抢着上距离苏军最近的各个高地，冉征超最终留在了距离前沿阵地最远的指挥组所在地。
冉征超所在的前沿指挥组设在离中间掩护阵地两个山头800米左右距离的半山腰一处马鞍形地形的反斜面上，所谓指挥组，连一个单兵掩体都没有设置。
李参谋、营长和冉征超在山头上，电台和其他人在鞍部的低洼处。而整个行动只有前沿指挥所和巡逻队用报话机联络，其他阵地连报话机都没有。
战斗打响，冉征超看到，在指挥组与巡逻队失去联系后，无法与两侧阵地联系，于是营长和政委只好开始利用地形，亲自往两侧的掩护阵地跑去指挥作战。
在冉征超的带领下，参战的记者撰就了一篇回击苏修的雄文《新沙皇在我国新疆的反华暴行》。战斗结束后，八一厂派出纪录片室政委李士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派出丁乔，新华社派出一位军代表同赴新疆军区处理烈士后事。李士英同时还带了纪录片室摄影师蒋恩树、刘桂祥二位同志来替换冉征超回北京。此后，“36号摄制组”正式改为西线战备值班组，继续执行边境突发事件的拍摄任务。
亲身经历了边境战事和生死抉择，冉征超对边疆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理解。他认为，大西北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大西北也是很多人畏惧的地方；大西北是华夏民族的热土，大西北有炎黄子孙的宗祠；大西北曾是华夏民族的心脏，大西北也是华夏不肖子孙割据分裂的天堂；大西北曾是中华民族与外族侵略者经久拼杀之地，大西北曾是华夏民族自相攻杀的悠久战场！
冉征超被轮换回北京后，一直在八一厂工作，坚持创作拍摄了大量很有影响力的纪录片和电影，获得了很多摄像大奖，成为著名摄影家和导演。代表作品： 《光辉业绩》，曾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金鸡奖提名。他独立编导了大型传记片《刘伯承和聂荣臻》以及《西去列车的窗口》等影片。现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会员。
说起在新疆、在塔城、在铁列克提的战斗故事，冉征超感慨万千，他说：“一段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一系列特殊战斗和斗争。今天，这段历史已过去50年了，但当年的一些情景，特别是三位牺牲战友的音容，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如今，我已是一名‘下岗’的老兵，已不可能再扛着摄影机这种特殊的武器到第一线战场去战斗，但心里一刻也不会忘记先烈们，特别是在我身边倒下去的战友们不惜用鲜血捍卫祖国每一寸土地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亲身经历了边境战事和生死抉择，他更加珍惜战友情谊。战地的生死相扶，战友的纯洁友谊，战士的忠诚勇敢，都会让冉征超想起《诗经》中的诗句：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2016 年春节，冉征超向塔城军分区政治部发来短信：“中华民族的至高节日春节即临，我祝您们及全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并请向军分区诸位领导转达我的这一祝愿。曾是你们防区的一名老兵。”这种对部队发自内心的特殊情愫，由此可见一斑。
不经历风雨，何以见彩虹？也许正是经历了在新疆半年的战斗和采访生活，经历了铁列克提战斗血与火的洗礼，才让身为记者的冉征超更加懂得军人的价值，更加热爱钻研本职工作，更加珍惜和平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