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辨认牺牲战友的遗体
完成烈士遗体交接后，我方将烈士遗体拉到了距铁列克提边防站50 多公里的沙孜通讯维护站附近小湖边，进行遗体辨认。范海超等数十名战友都集中到了平时只有几个人的小维护站周围。一天多没怎么吃饭的干部战士们，此时又饿又累，但维护站这个平时只能做几个人饭菜的炊具，此时只能一锅一锅的做，人员一波一波的吃。不过大家此时也并没有多大食欲。
由于烈士遗体高度腐烂，辨认工作十分困难。但必须尽快进行确认牺牲干部、战士的姓名，以便为烈士安葬立碑和书写碑文。这项工作在烈士遗体拉到向阳通讯线路维护站就展开了。
因苏方打扫战场并把我烈士遗体运回苏方后，并没有及时放入冷库保存，而是将我们牺牲的烈士遗体埋入地下，在决定向我国移交后又挖出来的。就这一问题在战后苏军人员撰写的回忆文章中也进行了记载：“我们把中国人的尸体搜集到一起，运到了哨卡，那天的气温高达40度。我们开始面临一个问题，即拿这些尸体怎么办。请示莫斯科后，莫斯科的一位官员不理解地问到：你们干嘛弄这么多？一两具就够了。军区司令员决定给每具尸体拍照记录在案，一份记录放入棺材，另一份记录放入专案袋。第二天莫斯科官员得知我们已经把他们的尸体安葬了，他们开始表示不滿。”
八月的天气，温度极高，当打开塑料袋后，几个医生看到我牺牲战友的遗体发胀、腐烂的严重变形，头和四肢稍一用力就会掉下来。特别是面部均成圆形，没有凹凸之别，有的遗体还带着自救和互救的包扎物品。
据当年参加辨认遗体的范海超、张世海、吴多荣、陈长林、刘汝堂、王付龙等人回忆，就连他们多年相处在一起的战友们也根本无法认定，只能从衣帽、鞋袜、挎包、水壶、腰带、领章、身高等线索进行认定。
张世海经仔细的辨认，首先从19 具烈士遗体中认定了两名：一位是他同乡战友李贵昌，穿的是洗了多次，已经发了白的人字呢罩衣，且领章上有他的名字；第二位是李连祥记者，他平时不扎腰带，8月12 日晚饭后，他把张世海的腰带扎上，用于固定装相机的挂包，说是行动方便。尽管辨认时血肉模糊，张世海还是看见了腰带上有自己的名字。
范海超有把握的首先认定了余长安。他是从栾川县和自己同年入伍个子最矮的两人之一，他在特克斯骑兵三连砸马草时伤了大拇指，一直有个很明显的伤疤。另外2名记者因穿的衣服和其他牺牲战友不同，也很快被确认。对别的烈士遗体只能根据牺牲战友的身高、头发、牙齿、袜子、遗留的携带品等细节进行辨认，穿四个口袋军服的干部范围相对较小（1965年5月我军取消军衔后，新军服干部的上衣有四个口袋，战士的上衣是两个口袋），对其他牺牲战友为了准确认定，参加辨认战友是多人多次进行认定的，有疑问时，几个人在一起商定。确认后登记造册和装棺入殓。
因为遗体腐烂严重，异味大且有毒性，站在几十米外都能闻到非常大的异味，在辨认过程中陈长林还中了毒。就是面对这样艰难的任务，当时还是20 出头的两名军医大学刚毕业的姑娘，即医生王玉敏、陈瑞巧和化验员尉伯泉精心地给烈士清理整容，她们为烈士准备新被褥、崭新的军装、红五星军帽、鲜红的领章。由于烈士遗体发胀的非常严重，无法换穿新军装，只好把准备好的新褥子铺在烈士遗体下面，将被子和军装盖在烈士遗体身上。装敛入棺，让烈士们安息。她们这种敬业精神和对牺牲战友的敬重受到参战部队官兵的一致好评和尊敬。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年亲历的战友谈及她们都是满满的敬意。
由于受伤被俘的袁国孝此时还在苏联住院，他未向苏方告诉真实名字，说自己叫理通道直，后来苏方就叫他李道直。由于事先会晤得知，中方被俘人员姓李，名道直，塔城军分区猜测极有可能是负伤的排长李国贞，就错把一具遗体认作袁国孝，并为他立了墓碑。袁国孝的名字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牺牲者的名单，部队还给他的老家河南柘城寄发了阵亡通知书和抚恤金。直到1969年9月22日，苏方把袁国孝从我国巴克图口岸送过来时，才发现他没有牺牲，又赶快把立好的袁国孝墓碑换成了排长李国贞的名字，好在最初的墓碑都是木质的临时性墓碑，是在托里县手工业联社加工的木板，由1965年从河南栾川入伍的魏长有书写的碑文，换着也很容易。接下来，在托里县确定埋葬烈士遗体地点并挖好墓坑后，拉着烈士遗体的车队便从沙孜通讯线路维护站出发，前往近百公里处的托里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