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列克提战斗发生后，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塔城军分区多次通过巴克图会谈会晤站要求苏方释放被俘的中方人员和移交我烈士遗体，有时以强烈抗议表达不满，有时又以委婉请求表达愿望，但均遭到苏方的抵赖。以“具体情况不清楚”、“需要向上级报告”、“由上级决定”等理由拒绝。围绕此事的会淡会晤一度陷入困境，我方甚至产生了苏联可能再不会归还我方烈士遗体的判断。
战后，在许多西方国家纷纷猜测中苏之间必有大战，甚至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处于冰点的中苏关系却因为一件事而迎来了转机。
一、苏联归还我方烈士遗体
（一）中苏总理“机场会见”缓和了紧张局势
1969 年9月2日，越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志明逝世，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总理率代表团赴越吊唁。获悉中国周恩来总理赴河内参加葬礼的消息后，苏联领导层决定派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前往（当时苏联政府首脑职务名称，后改为总理），勃列日涅夫特意要求柯西金无论如何要与周恩来会谈一下，表明苏联方面希望中苏关系缓和的意见，最好利用返回的时机在北京停留。
柯西金是苏联“三朝元老”，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15 岁时自愿参加红军，从“红小鬼”到苏联政府领导人。他从政数十载，曾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起共事，担任政府首脑长达16 年之久，这在苏联及沙俄的历史上都是创纪录的。他是苏联领导层中的温和派，据俄罗斯解密的历史档案披露，在1979 年12月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出兵阿富汗决议上，他持反对意见，只有他一个人拒绝签字，受到苏共政治局内“鹰派”的抨击。
在当年苏联领导人中，柯西金与我国领导人直接交往较多，而且态度相对温和，与周恩来总理还有私交。在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他们仍以“同志”相称。
9月4日，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河内吊唁。周恩来总理不愿在这样的情况下与柯西金见面，故在吊唁结束后的当日晚便乘专机返回北京，只留下李先念副总理及代表团等有关人员参加胡志明的葬礼。
9月6日，柯西金抵达越南首都河内时，得知周恩来9月4日已到过河内吊唁并于当日返回北京。于是，柯西金通过第三方转告，希望9月10 日回国途中经停北京，并同周恩来总理会见，他希望9日前得到答复。但负责转达的第三方，因种种原因没有将这一重要信息及时告知中共中央代表团。
9月9日，胡志明主席葬礼在河内巴亭广场举行，李先念副总理率我方代表团参加葬礼。当时中国代表团有一条指令：见苏联人不允许讲话。李先念与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柯西金同时出现在胡志明追悼会主席台上，俩人都站在第一排，仅间隔几人，彼此擦肩而过，连句问候的话都没有。眼见经停北京的计划将要落空，有些不甘心的柯西金，在9月10 日临走时再次通过越南方面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中国代表团，李先念得知后立即向国内报告了此事。但柯西金直到离开河内时也没有等到中方的正式答复。
9月11日早上，苏联驻中国使馆临时代办叶利扎维金被紧急召到中国外交部，被告知中国同意在北京举行中苏两国总理会见。此时柯西金的专机已经从印度新德里飞到了苏联境内的塔什干，苏联代表团正在那里作短暂的停留休息。得到中国答应会见的消息后，柯西金的专机立即改变航线转飞北京。这样，双方终于如愿举行了这次来之不易的“机场会见”。
9月11日上午，柯西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李先念等中国领导人在机场迎接。两国总理见面后，柯西金首先声明，苏联绝不愿意为领土问题打仗。接着，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进行了3小时40 分钟坦率而求实的会晤。
中苏总理机场会晤，以四条临时措施使一触即发的中苏边防紧张局势缓和了下来。这些措施包括：一是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二是两国不应为边界问题打仗，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三是在边界问题解决前，应该首先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协议；四是同意恢复互派大使，重新发展双边贸易。
两国总理还就会见的消息稿内容达成一致，即：1969 年9月11日，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从越南回莫斯科途中，同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举行了会晤。这次会晤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蹊跷的是，11日晚，柯西金刚飞离北京不久，中方便电话通知苏联驻华使馆称：次日发表的会晤消息稿须做改动，删去“会晤是有益的”一句。苏方以两国总理已达成一致为由没有同意。由于双方意见不一，对消息稿只好各发各的。后来，陪同参加会谈的苏联使馆临时代办叶利扎维金，就此事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询问缘由，乔冠华只是“用手向上一指”，而未作具体说明。
柯西金在返回莫斯科的专机上，征求翻译对这次会见的看法后表示：“现在我国有不少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他们总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中国的政治。其实，中国领导人的政治观点不是我们一时能够看透的，但我对周恩来的说法是理解的。”遗憾的是，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对两国总理在北京达成的一些谅解并不赞同，认为柯西金由于不了解情况，上了周恩来的当。
在那个大兵压境、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在那个举国激进的年代，中苏两国总理北京机场会见时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为局势恶化、一触即发的中苏边境争端踩下了“急刹车”，定下了新基调。
今天再来回望中苏两国总理“机场会见”达成的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历史遗留边界问题的“谅解”，不仅对指导两国彻底消除边界争议隐患具有历史性作用，而且对探讨解决当今国际上的领土纠纷也具有现实意义！
（二）苏方交还19具中国军人的遗体
1969 年9月17 日12 时，在两国总理北京机场会晤6天后，苏方于巴克图习惯会晤点约见中方会晤人员时突然声称：“根据你们的请求，苏方准备于今天当地时间18 时在边境线40 号界标地区移交中国军人尸体，我方将由巴克特一级边防代表巴申捷夫中校前往参加，请将我们的声明报告你们司令部。
接此通知后，中方代表感到很吃惊，便迅速报告塔城军分区。紧接着此报告又逐级上报，直至总参和外交部。
四个多小时后，即当日下午16 时10 分，苏方再次在巴克图约见中方人员，要求我方明确答复。
9月17 日19 时30 分，我巴克图边防检查站政委边国佐正式向苏方答复：“我们同意在你们说的地点接收我们同志的遗体，但是，我们要声明，那个地方不是40号界标的位置（因为40号界标是苏方私设的），而是中国的领土。由于今天的时间晚了，中方建议于第二天（18日）当地时间15 时交接”。
9月17 日20 时05分，苏方答复称：我方同意你们关于明天当地时间15 时，在铁列克提地区你方哨所以南约1 — 2公里的地方举行交接19 具中国军人尸体，这些尸体已装棺保存，苏方边防代表巴申捷夫中校将出席交接工作”。
9月18 日10 时，我方向苏方通报：“我边防代表南仲周同志，率边防人员40余名，汽车13辆，于今日17时准时到达我铁列克提站以南1 — 2公里处，接收被苏方人员入侵武装挑衅中打死我边防军人的遗体”。
苏方请求：“能不能将这项工作提前进行，因为我们一切准备就绪，今天天气又热，棺材全是敞开的，所以，最好把时间提前一些。”事实上，苏方是在把已经掩埋的我方牺牲人员遗体从地下挖出、装棺的情况下，急于向中方移交。
两天之内，围绕着关于中方军人尸体交接这一重大问题，双方在同一地点会晤6次，其中苏方约我4次，我约苏方2次。最终双方就遗体移交达成一致。
为顺利完成迎接我烈士遗体的任务，塔城军分区连夜进行了相关准备，对各项工作进行了分工，对参与人员进行了分组：具体为交接遗体、运送遗体、整理遗体、辨认遗体，选址安葬等小组。新疆军区、伊犁军区的有关领导也连夜赶至塔城，对此项善后工作进行指导。
塔城军分区参谋长南仲周负责执行18日现场交接遗体的任务，成员有：巴克图会晤站副站长张云、翻译刘聚科、作战参谋李孝智、步兵第4营副营长原长信、卫生科长张振铎、放射医师党树德等在交接组；医生王玉敏、陈瑞巧、化验员尉伯泉在整理遗体组；搬运官兵徐辉班长、韩志连副班长带领的一个班和范海超等22人，另有司机张世海等15人，记者2人，共计49 人参与此项工作。有13 台汽车（搭蓬布卡车11台，吉普车2辆）担负运输任务。
王玉敏和陈瑞巧是这支队伍中仅有的2名女兵，她们刚从军医大学毕业分配到塔城，主动请求参加了烈士遗体接收工作。9月17日下午，卫生科的几名医务人员，乘坐装载着为烈士们准备的新被褥和军装的大卡车从塔城出发，于天亮前到达了向阳维护站（分区通讯线路维护点），根据交接地的地形和水源情况，确定把整理烈士遗体的地点选在向阳沟的溪水边，用溪水好好的清洗烈士的遗容，迎接他们回家。
新疆独特的气候，不管什么时候出门，皮大衣是必带的。这次让她们真正领略了“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的感受。下午出发还热的流汗，但当太阳落山，天渐渐黑下来时，坐在毫无遮拦飞奔的卡车上，刺骨的寒风让毛皮大衣都失去了作用，王玉敏和同学陈瑞巧相互依偎着、坚持着，终于在天亮前到达了向阳维护站，她们接受的命令是在此待命。为了防止遗体移交过程中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周恩来总理还就此次我军接收烈士遗体作了具体指示。王玉敏医生回忆：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亲自对烈士遗体移交工作做了11条指示，从具体的交接事项、程序、接受车辆的方式、需要注意的问题等细节都想到了，有力地保证了移交过程的顺利进行。在那遥远的西北边防，大家深深地感受到总理的关怀。
由于牺牲的大多是范海超所在班排的战友，为了辨认牺牲战友们的遗体，领导安排范海超参加了这次烈士遗体的接收、辨认和安葬的全部过程。
1969年9月18日苏军交还烈士遗体，徐辉班奉命去接交烈士遗体，他和副班长韩志连带领全班到边界线，当看到对面的苏军时内心非常愤怒，但出发前上级一再严令不许轻举妄动，只能把怒火和仇恨压在心头。
9月18日下午，张世海驾驶吉普车将分区翻译刘聚科和副营长原长信送到移交地点，即铁列克提地区苏设40号界桩以东我侧，那是一块平地。在张世海吉普车的后面是塔城军分区一辆小车和徐辉班乘坐的11辆搭蓬布的大卡车。
中方由塔城军分区参谋长南仲周带领49人，车辆13台，其中搭蓬布卡车11辆、小车2辆，具体进行现场交接工作。
苏方由边防代表巴申捷夫中校带领22人，车辆共9台，其中搭蓬布卡车7辆、小车2辆，在现场负责向我方移交尸体。
17 时05分双方开始交涉。苏方建议双方每次各一辆汽车互相车尾对车尾靠近，双方各派5人转运棺木，约定双方人员都不要带武器，其他人均不许靠近汽车。苏方所提以上条件，可能是为了防止中方人员受到现场情况刺激后情绪失控，避免双方人员发生争执甚至冲突。
1969 年9月18 日17 时15 分至19 时15分，在沉闷的气氛中，交接工作正式展开。巴克图边防检查站张云副站长、翻译刘聚科和苏方接洽后，苏方的卡车与我方的卡车尾尾相对，直接从车上移动过来，一辆接一辆的有序进行着，此时的四周空气好像凝固了一样。苏军把装着我军烈士遗体的棺材抬下来，隔着边界线递给我方，徐辉他们接下后装到我们自己的汽车上，苏军的棺材是新做的薄皮木棺材，涂抹的银灰色油漆还没有干，徐辉他们抬过棺材后两只手全部是油漆。当苏方将装着烈士遗体的棺材摆在移交地我方一侧，我方全体人员脱帽向烈士致哀，然后依次进行交接。当我方撬开苏方棺材盖后看到苏方交还的遗体己全部腐烂，还用塑料薄膜裹着，上面盖着白布。见此状况我接收人员的心情感到强烈的愤慨，并向苏方提出了强烈抗议。
苏方人员似乎提前商定了应对办法，全部以无语和沉默应对，不解释，不回应。
苏方是用一种银灰色的简易棺木装殓的，王玉敏等几位医卫人员，打开棺木，烈士遗体在塑料袋中，抬出并打开塑料袋时，更清楚地看到烈士遗体腐烂的非常严重，头、手、胳膊稍不小心就会脱落下来……。有的烈士遗体上还有自救互救的痕迹，如被打断的腿上捆着木棍，有的进行过简易包扎。把烈士安放在我方准备的上好大红棺材中，怀着极大的虔诚和对牺牲战友的敬重之心，她们一点一滴的整理着……直到日落西山。
苏方共交还了19 具我方烈士的遗体，交接结束后，我方将苏方的棺木浇上汽油就地焚烧。
此外，鉴于我方现有烈士遗体数（含苏方移交的19 具遗体）与我方实际牺牲的人数不相符，故我方代表在现场提出责疑，苏方边防代表建议应通过巴克图边防检查站会晤交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