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抢运救护伤员
在蒲其武政委指挥左翼掩护组向苏军进攻时，指挥组李孝智参谋从望远镜中发现我军阵地上有人负伤，立即命令张世海开车到左翼掩护组阵地运伤员。张世海从指挥所阵地的东侧驾车开出，快到左翼掩护组阵地有一段200多米的开阔地，车刚驶入下坡，苏军重机枪即对车辆进行射击，子弹在车前乱飞，张世海紧握着方向盘，一脚大油门，高速通过，所幸未被子弹击中。到阵地停下车后，看到在小山头东侧的一处平地里，两名战友正给伤员喂水，负伤战友下身中弹，鲜血已浸透了裤子。走近这才认出是站上的卫生员丁殿勋。
丁殿勋是在左翼掩护组增援676高地时负伤的，当时肖连长带着队员冒着苏军弹雨向前冲锋，他和战友们都紧跟其后，突然他感觉到左侧大腿被狠击一下瞬间倒地，接着左大腿麻木失去了感觉，继而剧烈疼痛自下腹部传向全身，他不由自主的喊道：“我负伤了”。朦胧中感到班长刘汝堂和战友杨俊奇、高学连等先后背着他向安全地带转移，不多一会，就听身边的战友喊道：“好了，咱们站上的小车来了，坚强些战友，把你抬到车上，送到后方救治就不痛苦了”。
张世海立即将丁殿勋抬进吉普车后排座位上，他见丁殿勋伤势较重，想让两名战友护送到边防站，但护送的战友说：“把伤员交给你我们就放心了，仗还没有打完，676高地上的战友都还没有撤下来，我们要前去救援”。说完，两人飞快地跑向前面阵地。张世海听他俩的口音是今年才入伍几个月的河南籍的新兵，其中一位叫杨俊奇，当时心里非常感动。
车行驶到指挥所阵地东侧后山的一个转弯处，张世海说：“不好！前面发现一伙人，像是敌人！”他告诉丁殿勋，他身边的座位上有颗手榴弹，准备好。张世海停下车拿起枪跳了下去，走到一块巨石后仔细观察敌情。丁殿勋此时还清醒，心想与敌人同归于尽，但剧烈地疼痛使他伸手拿手榴弹的力气都没有，挣扎了几次终于把手榴弹拿到手中，但手不听使唤，怎么也打不开手榴弹的后弹盖。不知又过了多久，听到张世海喊好像是自己人。
待人走近了，张世海看清原来是他甘肃同乡吴多荣，正架扶着负伤的肖法刚连长在山路上艰难地行走着，他立即跑上前去。吴多荣看见他说：“连长受伤了，他要到指挥所去”。张世海见肖连长小腿和一只脚仍流着血，一颗子弹的大半截还在脚面上插着，就和吴多荣强行将肖连长抬进车内往边防站上送。
吉普车行驶到边防站对面新修的路段时，一位穿干部服装的军人，挥手将车拦住，说他是伊犁军区作战处的参谋，今天早上刚和赵衍庆副司令员从博乐军分区到铁列克提边防站，因走错路被苏军击伤一名同车的参谋，他要求张世海带路。
张世海连忙下车，只见一位老军人卧倒在半山腰，他们的吉普车停在山沟底下，驾驶员在车上没有说话，车上的伤员在痛苦的呻吟着。张世海和这位参谋将赵衍庆副司令员扶着坐上了他的车，往边防站送。几位同行的伊犁军区人员乘他们的小车自行返回边防站。
原来在铁列克提边防站实施边防巡逻的前一天，伊犁军区主管边防工作的赵衍庆副司令员率领薛明绪、惠同仁、惠景民三位参谋在博乐军分区视察工作，伊犁军区要求他前往铁列克提边防站参与指挥。于是在铁列克提战斗打响的当天，赵衍庆副司令员奉命从阿拉山口边防站赶往铁列克提边防站，时任塔城军分区参谋长的南仲周前往塔城防区最南端的禾角克边防站接迎。由于当时去往铁列克提的边境一线正在进行战斗，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是绕道沙孜，再沿着向阳沟行进。约上午10 点多钟抵达铁列克提边防站后，赵副司令员提出要到前沿指挥所去看一看，于是连领导梁德海便派了一名战士给赵副司令员一行带路前往。当时在铁列克提边境地段我方一侧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原来巡逻行走的老路，靠近苏方的边境，称外线路；另一条离苏方边境较远，是我边防站在巡逻前赶修出来的便道，称内线路。由于带路的这名战士是新兵，对铁列克提周围道路不熟悉，对沿边境路苏军构筑的工事情况更不了解，故他带着赵副司令员一行乘坐小车，沿着靠近苏方的边境的外线路行驶。因此，在他们上路后不久，便遭到对面苏军地堡内重机枪的射击，击中参谋惠景民的大腿。他们见状立即下车，快速进入一洼地隐蔽，并对惠景民的伤口进行了包扎。之后他们在靠近我方一侧的道路旁，遇到了从战场上拉送伤员回边防站的张世海，于是便发生了上述的一幕。
约11点多钟，张世海驾车将赵副司令员及三位伤员送到铁列克提边防站并扶赵副司员下车，又将肖连长、丁殿勋、惠景民参谋扶到站上临时救护所，留守在站上的王荣林医生立即给伤员们包扎救治。肖法刚坐下后就发现一颗苏军的重机枪子弹击中在他脚面上，他用力将其拔了出来。这颗子弹作为他人生经历中的刻骨铭心见证，一直保存在他身边，直到去世。
王明禄战前是塔城军分区汽车排的副司机，8月12 日奉命运送步兵营两个排去铁列克提边防站执行巡逻掩护任务。他和师傅王玉国开着一辆苏制吉尔大卡车，汽车排另一位司机王成吉开辆解放牌卡车共同执行这次运送人员的任务。12日早上，他们两台车载着步兵营40 多名官兵从塔城出发，下午6时左右到达了铁列克提边防站菜地附近时，被在那里的持枪哨兵吴多荣挥手拦下，并向他们传达命令：就地等待，太阳落山后再隐蔽进站，以免被苏军发现。
当天黑时进入边防站后，他便找到68 年一起入伍的甘肃永登籍战友聊天。那天晚上，整个铁列克提边防站笼罩在战斗前的紧张气氛中，战友们少不了要谈论第二天巡逻的话题，所有迹象都内含着浓浓的火药味。当新华社记者给第二天参加巡逻的官兵摄影留念时，他们永登籍的几位战友也乘机合了影，因为在那个时代能照个像是件不容易的事，特别是身处偏远荒漠的边防上。遗憾的是给他们摄影的记者在第二天战斗中就牺牲了，因此所拍的胶片也被销毁在战场上。
13 日上午9点50 分左右，从前方阵地上传来了枪炮声，战斗打响后，“隆隆隆”、“哒哒哒”的枪炮声，在边防站营区都听得十分清楚和剌耳。约11点，从前沿陆续传来了坏消息，巡逻队被苏军包围，掩护分队也有不少伤亡。
不久他们接到命令，伊犁军区赵衍庆副司令员在从铁列提边防站前往前线指挥组阵地的途中，被苏军火力封锁在前沿。站领导立即召集在边防站的零星勤务人员，组成临时掩护班，以保护首长从前沿安全撤回。王明禄、高涵祯等四人临时被编为一组，由一名参谋任班长，在做了简短的临战动员后，跑步行进至距前沿约七八百米处，班长命令大家卧倒匍匐前进。在快接近赵副司令所在的位置时，王明禄看见铁列克提边防站小车司机张世海开着北京吉普车冲到赵副司令员隐蔽的地方停下，将赵副司令扶上车后旋即调转车头，又从开阔地冲出，返回到边防站。他们临时执行任务组的全体人员在班长的指挥下，又原路匍匐前进撤回到边防站。
张世海穿着康营长布鞋行动不方便，于是他快速回到宿舍正准备换双胶鞋时，看到塔城军分区参谋长南仲周正拿着话筒向上级报告情况，就见赵副司令从南参谋长手中夺过电话耳机，吼到：“人都被打死光了，还要什么情况？你们尽是瞎指挥，这样的仗就是给我两个营，老子也不打。”说完一把将电话耳机扔了，电话机从窗台上掉了下来。当时张世海见南参谋长吓得也不敢吭气。后来听说，赵衍庆副司令员调新疆军区前是驻福建前线28 军84师师长，腿上负过伤，从1938 年入伍起，先后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是一步步从战火中走出来的老英雄。解放战争时期是全军有名的战斗英雄。他参加过济南、郓城、莱芜、泰安、淮海、上海、渡江等战役和无数次战斗。因性格刚烈如火，打起仗来冲锋在前不要命，得了个绰号“赵二疯子”。
张世海刚想喝口水，铁列克提边防站机要参谋赵树堂就急匆匆的跑来说：“指挥组命令，让你快到前沿阵地运伤员。”到前沿阵地的必经之路上有两处200 — 300米的开阔地，都在苏军枪炮射程以内，根据第一次拉运伤员的经验和现实的危险情况，张世海向赵参谋提出，再派一名司机和他同去前沿阵地拉运伤员，其理由是：万一他被打死或打伤，伤员就无法及时运回了。赵树堂参谋听后表示支持说：“你考虑的对，刚才见你车子的保险杠和翼侧板上有好几个弹孔，你要小心啊！”随即他俩来到司机们休息的宿舍里，当时室内有六、七个司机，有新疆军区的、自治区和塔城军分区的。赵参谋和自治区一位姓傅的司机商量，想让他与张世海同去，但这位傅师傅面带难色，称其正头痛感冒。在赵参谋为难之时，一位姓张的司机说：“我去，我愿和小张一同执行运伤员的任务。”并自我介绍是新疆军区政治部的司机，1966年入伍的老兵，共产党员。
随后，他俩以最快的速度驾车前往左翼掩护组阵地，行车中，新疆军区政治部的司机介绍说，他是8月11日送三名记者从托里前指到铁列克提边防站的，并说他是陕西人，出身贫苦，1948 年出生。张世海一听，顿时感到亲切了许多，虽然他军龄长，但俩人都姓张，年龄相仿。他们都没有想到这次战斗伤亡了这么多人，打得这么艰苦。说着话转眼就到了左翼掩护组阵地。此刻，阵地上已有两名伤员待运，其中一名胸部中弹，伤势十分严重，嘴巴紧闭，已经休克。护送他的新兵说：“这是我们的班长，66年兵，四川人”。张世海他们想了好多办法，才将这位班长的嘴撬开，往他口中灌水，喝了些水后，班长才慢慢的苏醒了过来；另一位是1969 年入伍的新兵，伤的也很重，腹部和腿上多处中弹。他俩都说我们的武器太差了，枪榴弹，火箭筒根本打不着苏修的坦克、装甲车。
拉上伤员后，张世海开车快速后送，途中遇上了从右翼掩护组阵地撤回的人员，有该组医生孙新民、一班长王松河，五班长李存杰和战士相四海等七、八个人。他们说：“杨副连长牺牲了，我们想去指挥所接受命令，继续战斗，支援676高地上的战友们，但不知道去指挥所如何走？请求张世海开车送他们过去。”张世海解释说，车上运送着两名重伤员，不能耽误。告诉他们指挥所离这儿不远，步行十几分钟就可到达。他们按照张世海指点的方向，飞快地奔向指挥所阵地。
他俩将伤员送到边防站后吃了点东西，正准备再次出发时，赵树堂参谋找到张世海说：赵衍庆副司令员和南仲周参谋长让他立即到前沿阵地向康营长、蒲政委传达上级命令。他开车快速赶到左翼掩护组阵地，向蒲其武政委传达了赵衍庆副司令员“停止进攻，尽快收拢部队，组织所有人员撤回到指挥所阵地”的命令。
随后，他在左翼掩护组阵地上看到了十七、八个战友，其中有他同年入伍的李生勤、陈长林、刘汝堂、卢殿武等，虽然分别只有十几个小时，却感到像是生死离别一样，见面后心情十分激动，大家互相看着，重复着“你还活着”这句话。张世海左顾右盼地问：“怎么不见裴副站长、满福（即李贵昌，满福是战友平时对他的呢称）、景大个子（即景长雄）？曹新龙和司务长他们呢？”李生勤说：“676高地上的人都还没有撤下来，右翼掩护组阵地只回来了两个人。”并又指着身旁一名负伤的战友对张世海说：“他叫程古栾，是副班长，66年河南兵，是从右翼组撤回后又参加这里的战斗，并从阵地上带回了一名新兵，他们俩人都受了伤”。张世海见程古栾头部受伤，满脸、满头都是血，就让程古栾上车把他送到边防站治疗。但程古栾坚决不上车，表示要继续战斗，去救援676高地上的战友们。其他几位受轻伤的战友也不上车，要参加下面的救援行动。张世海深受感动，只好把两名腹部受伤较重的战友抬上吉普车，向边防站方向运送。
车刚过了小山口，突然看见前面开阔地有个人端着枪跑来，张世海连忙一个急刹车，顺手拿起身旁的冲锋枪，仔细再一看，原来是右翼掩护组机枪手梁广杰，提起的心又放了下来。待走近时看到梁广杰抱着机枪的右胳膊已负伤，说右翼掩护组阵地人都撤了，他是最后一个回来的。张世海赶紧上前将他扶上了吉普车。
时任铁列克提边防连副指导员的梁德海，是巡逻指挥组的成员，奉命留守在铁列克提边防站负责上报情况。在巡逻前参加了作战会议，会上指挥组研究确定：一是不要在平原地带惹事。以往，我方巡逻队每次从钢管山到一号阵地与595.5高地之间的相对平坦地区时，都容易遭到苏军的拦截，我们在表明立场后，不得不返回。这一次要走得快一些，快速通过这一地区，到达有掩护组的地段会对我更加有利些；二是一旦对方袭击我巡逻组，我应迅速抢占676高地（当时称无名高地或独立山头），与中路掩护组（当时编为2号阵地）汇合；三是若苏军对我开火，巡逻组和中路掩护组要联合行动，左、右翼掩护组要进行交叉掩护支援，预备队再根据情况适时进行增援。
在战斗最激烈、最艰难的时候，梁德海接到指挥组要求支援的命令，立即组织留在边防站上的七、八个人乘车前去支援。当汽车七拐八弯地到达指挥所阵地背后时，看到我方有不少人员受伤，指挥组正在收拢人员，部队士气低沉，官兵们一个个面无表情。
8月13 日下午3时左右，各掩护组和预备队约60 多人，都按命令陆陆续续地后撤到指挥所东侧的后山腰上，这时大家已有十几个小时没有吃饭了。蒲其武政委让边防站食堂尽快把饭菜、开水送上来。炊事班的同志们想方设法用汽车内胎装满开水，保温桶里装上菜，用新被子包上馒头，抬到张世海的吉普车上，送到了指挥所东侧的后山腰阵地上，参战的官兵此时才吃上了当天的第一顿饭。
梁全德在撤下来的预备队人员中看到了排长任智民、副班长徐辉和负伤的班长焦振法等人。当炊事班的饭菜送上阵地时，他吃了点馍馍，因天气干热，加之他背着范连长回来时流汗太多，全身的衣服已被汗水和血水浸透，本想多喝点水，但汽车内胎里装的开水不仅太苦，还有一股子浓烈的橡胶怪味，实在难以下咽，他只艰难地喝了一点点。好在山沟里有边防站送来的西瓜，但当他吃瓜时，因全天脱水太严重，嘴上干裂出一道道血口子，根本就张不开嘴，只好用手少量的放进嘴里，慢慢地下咽。
蒲其武政委看大家饭后有了些精神就高声鼓励说：“我们要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光荣传统，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打掉敌人的坦克、装甲车，把独立山头夺回来……”后面说的啥大家也听不清了，只看到对面苏方阿拉湖西侧山路上车烟滚滚，大量的装甲车辆向我边界涌来，而我方此时只有五、六十人，并且都是轻武器，拿什么跟苏军拼？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大家对蒲其武政委的鼓励，都低头不语，默默流泪。
在蒲其武政委后来的回忆中，比较清晰的就是当年寻找康有福营长的情节。在战斗最激烈时，眼看着676高地被围，我方不断有人员伤亡，康有福营长和他分别带人去了左、右翼掩护组阵地，但去了右翼掩护组阵地的康有福营长一直没有回来。战斗进行到下午时分，根据上级的命令，当各组人员陆续地后撤到指挥所时，仍没有见到康有福营长的身影，甚至有传言说康营长己经牺牲了。心急如火的蒲其武政委焦躁不安，先后派出三个人下去寻找都没有结果。最后，急了眼的蒲其武政委亲自带上几名战士，从指挥组阵地左侧下去向前寻找，走了一段路后才突然看到康有福营长带着几个人撤了下来。原来康营长为救援676高地的我军人员，亲自带人冲到了战斗最激烈、最危险的预备队前沿阵地，被苏军的重机枪封锁在前沿的一个小山沟里无法脱身。由于在阵地上移动时都是匍匐着前进，所以此刻康营长身上的衣服已被刀子石磨成了条带状。在枪声四起的山沟洼地里，重又见面的康、蒲俩人相对无语，心情都很沉重。
当张世海第四次开着吉普车到前沿指挥所阵地拉伤员时己是下午时分。他到达阵地后看到刘汝堂抱着一名面色苍白、已经说不出话的重伤员。这位伤员是1968 年入伍的永昌兵，和刘汝堂同乡，因失血过多引起休克。大家连忙将这名伤员抬进车内，并将程古栾等另外五名伤员也一同扶上车，运送到边防站救治。在战斗打响后的几个小时里，张世海驾车冒着枪林弹雨，怀着深深的战友情，先后四次穿梭于前沿阵地和边防站之间运送伤员，在整个8·13 战斗中，我军负伤人员共12名，张世海抢运回来了11名，其中重伤员7名，轻伤员4名，由于抢运及时，为医护人员救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所有负伤者战后经救治全部痊愈。
除了张世海不怕牺牲的精神外，抢运及时快速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在战前经裴映章副站长查看地形后，边防站同意他提出的意见，即沿隐蔽地带又新开辟了一条通往前沿阵地的简易行车道路。这条路不但较隐蔽，而且从边防站到前沿阵地的路程比走原来的老路近了三分之一。伊犁军区赵衍庆副司令员乘车到前沿时就是因为走的是老路，所以被苏军发现且将一名参谋击伤的。赵衍庆副司令员在13日晚上到前沿阵地看望了参战的指战员后，在返回时途经了这条新路，不仅对这条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对张世海予以表扬，他对陪同的南参谋长等人说：“小张这个娃胆大心细，脑子活，能吃苦，不怕死，他走出来的这条路，为抢救伤员赢得了时间，这是条救命路”。
下午1点左右，王明禄看到在铁列克提边防站几位首长全部都聚集到机房，听说是周恩来总理从北京打来电话，亲自询问战况，安抚慰问参战官兵。
前沿阵地上的大部分伤员，在下午3点被运回到铁列克提边防站。因边防站医疗条件差，为及时救治伤员，必须立即将伤员送到乌苏151野战医院，王明禄和和驾驶吉尔卡车的师傅王玉国担负了本次运送伤员的任务。为防止汽车行驶时因颠簸而加重伤员的痛苦，他们在后车厢板上装了一层厚厚的沙土，沙土上铺上芦苇后再铺上被褥。4点左右，连长肖法刚等8名伤员被抬上了汽车，留守在边防站的塔城军分区卫生所军医王荣林随车护理伤员。指挥部首长让吴多荣搭车至独立排（地名），迎接增援的炮兵部队。
夕阳快落山时，汽车行驶到托里县城，伤员丁殿勋喊着要下车方便，在边防站出发上车时，医生检查他的枪伤在大腿上，感觉不是要害部位，就安排在车厢的最后面。王玉国停下车，王明禄连忙搀扶帮他脱下裤子，只见裤子里面全是血水，丁殿勋站立不住，“哎呀”一声倒在了王明禄的怀里。军医王荣林立即上前救治，将伤口塞上纱布并进行止血处理。汽车再开动后王明禄抱着丁殿勋的双腿，抬高臀位减少伤口流血。当时的路面都是砂石搓板路，凹凸不平，十分颠簸，车辆每遇到大一点的洼塘，车上伤员就会发出一阵痛苦的呻吟。从托里县城行驶出两个小时后，丁殿勋呻吟声音越来越虚弱，王明禄不停地鼓励他：“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离庙尔沟近了，那里有兵团170 团医院，到那就能救治了”……
车到庙尔沟兵站时，丁殿勋完全处于昏迷状态，已经很危险了。王荣林医生让兵站的工作人员抬下其他伤员，催促将丁建勋赶紧送往驻庙尔沟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九师170 团医院。那晚，住在庙尔沟兵团农九师170 团的人全部被动员了起来，通往医院的路上都是赶来献血的人，几百号人在医院门前排成了长长的队伍。170团医院的医护人员将丁殿勋抬进急救室后，王明禄他们没敢停留，立即将车开回兵站，拉上其他伤员又向乌苏急驶。此时，王玉国已连续开车七、八个小时，十分疲惫，王明禄便接过方向盘继续行驶。第二天10 点左右，运送伤员的汽车终于开进了乌苏县城，这时大街上正举行游行示威，浩浩荡荡的人群高呼着“强烈抗议苏修武装挑衅犯下的血腥罪行！”等口号，他们这辆搭着车篷，拉着在铁列克提战斗中伤员的军车，从大街上游行队伍的中间穿过。到了151野战医院大门前，在那里等候了一夜的医护人员迅速迎了上来，用担架把伤员们抬进了抢救室。经过医护人员精心的救治，这些伤员全部康复。
中途留在庙尔沟的伤员丁殿勋，农九师170 团医院虽然对他进行输血等救治，但医生医术有限，不具备对他进行外科手术的能力，因此就派人到公路上去拦截车辆，看有无从后方医院去前线的医生。万幸的是在4个小时后，拦截到了伊犁军区151野战医院外科金主任乘坐的车，由他主刀进行了手术，术后转到新疆军区总医院外科，经过治疗很快康复，战后被选送到第二军医大学学习，后调海军总医院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