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巡逻指挥组
1969年8月12日边防巡逻前夕，铁列克提边防站聚集了中央6家媒体单位的10名战地记者，八一电影制片厂记者冉征超是整个记者采访组的组长，他自己本想到最危险的巡逻组执行这次采访任务，但由于其他记者争抢着要到最前沿的各个阵地去，使他这个采访组的决策者兼协调者，最终留在了距离前沿阵地最远的巡逻指挥组。作为记录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战地记者，他们跟随军队一起行动，一起出生入死，一起见证作战的胜利或失利，使他们把一些珍贵、详实的镜头提供给读者和历史。他们是战争的现场直播者，此工作有着很高的风险性和伤亡率，被尊称为“王冠上的明珠”。
在1969年8月13 日的铁列克提战斗中，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记者李连祥、新华社摄影记者王一兵、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摄像记者温炳林在战斗中为国捐躯。一场连级规模的战斗中，一次牺牲三名中央层面的随军记者，这在我军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史无前例的。
1969 年的中国，新闻工作远没有今天如此发达和快捷，媒体平台也没有今天如此众多，从业队伍更没有今天如此庞大，所以当时的记者要比现在金贵、稀罕、神圣得多。这么多高大上的中央层面记者为什么要蜂拥到一个小小的边防站？一场小规模的边境冲突怎么会牺牲这多记者？
据时任新疆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宋英奇的回忆，铁列克提写下了一次小型战斗参战记者最多、牺牲记者最多的纪录。当时到新疆边防特别是到塔城防区采访的记者最多时达到20 多人，仅8·13 战斗当天参战的记者就有10 名。宋英奇当时还有一个身份是新疆军区驻托里县前指的副政委，他曾经长驻塔城并在塔城多个边防站长时间蹲点，对塔城军分区和边防的情况较为熟悉，他与来访的各路记者接触也较多。
看任何事物都不能离开特定的时代背景，1969年毛泽东主席向7亿中国人民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动员令。这在当时称为最高指示的动员令拉开了中国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备战备荒序幕，使全国进入了准战争的状态。越是特殊时期，越有特殊任务，在当时的形势下，新闻报道就愈显重要，地位也就愈加突出。中央发出最高动员令之后，广大军民是如何落实的？特别是地处反修斗争第一线的万里中苏边防落实情况如何？靠什么来向党中央、向人民汇报，那主要靠的是新闻记者，靠记者手中的笔、照相机、摄影机等。这也是当时最有用、最直接、最快捷的手段。在中苏关系紧张特别是两国边界形势剑拔弩张的时期，八一电影制片厂在所有军区都设有记者站，几十名摄影记者更是长期轮换在祖国边防一线驻守采访，担负突发事件时的拍摄任务。他们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在那个年代曾有六名摄影和编辑记者，在拍摄前线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当时称他们为“八一敢死队”。
1969年3月2日，中苏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我军指战员机智英勇，战斗取得重大胜利，在先后击退苏军两次成规模冲击的同时，还夺得了苏军一辆在当时为最新型、最高端、最先进的T-62坦克，沈阳军区参战部队受到了表彰。伴随着那次的战斗行动，以八一电影制片厂为主力的摄制组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纪录片资料。1969 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八一厂摄制的纪录片《新沙皇的反华罪行》在党代会上放映，受到了代表们的高度赞扬和好评，该片在全国也引起了强烈反响。
九大期间毛主席从全局高度对新疆方向作出指示：“新疆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新疆可能要出点问题”。毛主席的话指明了新疆边防面临的新形势，也自然成了当时中央各大新闻单位战备采访的动员令。一些新闻媒体单位的领导从军队代表处得知新疆军区可能也会有动作（主要指的是派部队掩护兵团牧民在丘尔丘特边防站当面的转场），便纷纷提出要求去新疆军区进行采访拍摄工作。就这样，从1969 年5月开始，新华社、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新闻纪录片室）、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解放军画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后改称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层面的权威新闻机构纷纷派记者到新疆南北疆尤其是边防地区进行采访。当时在疆记者总人数经常保持在20多人。这些记者们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哪里有枪声就到哪里去。
新疆军区政治部为便于对这些记者的管理，把来自中央新闻单位的记者统称为西线记者组。在这些中央新闻媒体单位中，八一电影制片厂记者最多，设备也最好，组长为冉征超，也是西线记者组的联络人。由于八一厂是军队系统，和新疆军区上下都很熟，与部队联系也密切，与上级和北京的沟通也较顺利。当时八一电影制片厂的驻点记者可以直接发电报给军委办事组，而且在新疆塔城还留有一台北京牌212 吉普车，这在1969 年前后是很难得的。当时塔城军分区总共才有两辆北京212吉普车，多数边防站根本就没有配备汽车。新疆军区曾经明确规定，纪录战斗本身就是战斗任务的一部分，不管哪一级作战会议，必须要有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记者参加，以方便记者们及时了解部队的战斗行动，如果耽误了拍摄工作这项政治任务，部队领导是要负责的。
因此，与八一电影制片厂记者的优越性相比，来自地方新闻媒体单位的记者处境就尴尬了许多，他们人生地不熟，部队的情况和行动也不会主动通知他们。好在当时文革的大气候下，新闻都是素材共享，不分你我，所以地方新闻单位的记者都主动向八一电影制片厂靠拢，开始是讨要素材，请求支援，后来干脆就加入了摄制组，共同执行拍摄任务。为了便于和部队进行协调和沟通，新疆军区又明确规定，所有的拍摄任务都由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冉征超出面进行统一调度指挥。
冉征超是1958 年2月应征入伍的，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任班长，因表现突出，后调八一电影制片厂，时任八一电影制片厂纪录片室主任编辑，参加过抗美援越、中苏边防斗争等众多涉外拍摄工作。在8·13 铁列克提边防巡逻采访中他担任记者组的负责人。1969 年8月10日，正在塔城巴克图边防检查站拍摄边防会晤、会谈活动的冉征超接到塔城军分区通知，被告知最近铁列克提边防站要进行例行巡逻，并由塔城军分区作训科的李效智参谋到铁列克提边防站具体指导实施。冉征超在接通知的当天就随李参谋到达铁列克提边防站。第二天，他又跟随李效智参谋和边防站的领导沿巡逻线的内侧勘查巡逻路线，冉征超主要是从拍摄纪录片的需要来考虑拍摄工作安排和记者位置分配的。
12日，冉征超参加了边防站实施巡逻的作战会议。主要由李效智参谋向全体参战干部宣布了巡逻实施计划，会后各小组分头进行准备。冉征超也召集摄制组人员开会：一是作巡逻前动员；二是交代了注意事项；三是对每个人的拍摄位置及分工作了安排。当时在铁列克提边防站的记者共有10名，除冉征超外，还有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记者李连祥，新华社摄影记者王一兵，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摄影记者温炳林，北京电视台记者（后改为中央电视台）再努拉·夏克尔拜和于学臣，解放军报社文字记者郑敦连、梁博祥，八一电影制片厂新闻纪录片室记者王家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刘润喜。
根据作战会议的部署，冉征超重点讲了巡逻组的行动路线：即从右翼掩护组和中路掩护组阵地之间进入，再从中路掩护组和左翼掩护组阵地之间通过。在安排各位记者分组及拍摄位置时，大家都争抢着要跟着巡逻组行动或到最前沿的两个掩护组阵地上去，每个人都希望能得到一个比较靠前的位置以便拍摄最有价值的镜头。但为了不影响部队的行动，还要考虑到人员的安全，又不能把太多的记者放到前沿。于是，冉征超确定靠前的位置只考虑摄影记者并按单位进行分配，文字记者随指挥组行动的原则。
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记者李连祥在铁列克提边防站住点时间长，和边防站战士同吃、同住、同工作。他又是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的，字也写得好，期间帮助边防站写大标语，出黑板报，教唱革命歌曲，还经常到炊事班帮厨，与全站官兵关系十分融洽，并且他要求参加巡逻组的态度也最为坚决，他还强调了三条理由：第一，他是这个边防站的驻点摄影记者；第二，他与全站官兵一个多月的相处中，对每个人都很熟悉，有利于完成任务；第三，他早已把自己当成巡逻组的一员了。对此，冉征超也只好同意李连祥随巡逻组到第一线执行拍摄任务。
接下来要解决派谁上最前沿的两个掩护阵地这个问题，这两个山头处在巡逻路的中间地段，是瞰视苏军行动的最佳高地，有利于拍摄苏军武力挑衅的罪证。搞摄影工作的人，脑子里随时随地都会转悠着拍摄位置和角度的问题，因为它将直接影响到任务的完成效果，特别是在战斗环境下，个人随意性选择将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必须要在事前选好位置和角度。但这两个山头的后方却是近200米的开阔地，容易被苏军远程火力控制。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摄影记者温炳林、新华社摄影记者王一兵和北京电视台摄影记者再努拉·夏克尔拜以及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王家熙等人都强烈要求上到这两处前沿阵地。温炳林和王一兵抢着发言，他们的理由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已有人随巡逻组进入最前沿了，上述两个山头应该由他们上去。冉征超也只好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王家熙也提出要上前面的山头阵地，冉征超没有同意。理由是前面两个山头已有一个新影厂的摄影记者了，加之当时记者组的约定是：大家所拍素材是共同使用的，没有必要重复安排。根据战前会议预测，如果苏军要对我军例行巡逻组发动武装袭击，有两处地段的可能性较大，一是距巡逻组出发不远处的一段开阔地，二是在巡逻快结束时的一段开阔地。这两个地段恰好在前沿两个山头的两端。在这两段开阔地的后方我军布置了左、右两个掩护组，以防在发生意外情况时，可支援接应巡逻组。为此，冉征超让北京电视台的摄影记者再奴拉·夏克尔拜前往左翼掩护组阵地，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记者王家熙前往右翼掩护组阵地，而冉征超本人及其他几位文字记者均随指挥组行动，具体位置是指挥所电台所在地附近。在完成了每个人的定位分工后，作为组长的冉征超满含深情地给每位记者的军用水壶都泡了一壶蜂蜜水，这蜂蜜是他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一师的老战友送的。没想到这甜蜜的分别，却成了与李连祥、温炳林、王一兵这三位战友痛苦的永别。
分组确定后，记者们各自准备器材，并找到要跟随出发战斗编组的指挥员，各战斗小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可能遇到的情况，让他们做好各种思想准备。 并向他们明确了集合、出发的时间及地点。
随右翼掩护组行动的北京电视台摄影记者再努拉·夏克尔拜，在食堂吃完晚饭后做了出发前的准备。他检查自己的随身物品和摄影机，还准备了500尺的胶片和50 毫米、25 毫米的镜头。大家身上都装了毛主席的红宝书，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边防站还给他配了一支手枪和七十发子弹，除了摄像机和上述物品外，其它东西他都没有带。
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记者李连祥将跟随巡逻组执行任务，他是个热情精干的小伙子，在巡逻前上级通知休息待命，有些记者趁机到边防站四周观景，可李连祥却放弃了休息时间，在这段时间他主动给战友们理发。当他看到再努拉·夏克尔拜的头发较长便开着玩笑说：“再兄，我带了理发的工具，利用这个空闲时间给你理个发，别让人看了以为是赛福鼎同志来了（赛福鼎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军主要领导）。”随后他拿来凳子为再努拉·夏克尔拜理发，接着又一口气为11名战友理了头发。他说的那个赛福鼎到边防来了的玩笑和他矫健的身姿，在再努拉·夏克尔拜心中都化作了永恒的记忆，李连祥美好而光辉的形象也就此成为无法抹去的珍贵回忆。
因为12点要出发执行任务，当天晚上9点半，再努拉·夏克尔拜和新华社记者王一兵俩人来到边防站宿舍，在战士们平时休息的大板床通铺躺下。想到明天在边境线巡逻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再努拉·夏克尔拜毫无睡意，睡在旁边的王一兵也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说是在想他在北京不满一岁的宝贝儿子。
参战前的那个晚上，解放军报社记者梁博祥和李连祥紧挨着睡在一个通铺上，在梁博祥的记忆中，李连祥是参战记者中最随和的人，无论走到哪儿很快就会成为人们的朋友，他在铁列克提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与站里官兵关系融洽亲密。可能是因为将要参加明天的巡逻行动，那天晚上李连祥很兴奋，两人说了很多话，黑暗中他塞给了梁博祥两个胶卷并说：“小梁，明天你多拍点。”这真是雪中送炭啊！那时候胶卷是文字记者的稀罕物，梁博祥从北京出发时，报社只配给他两个胶卷，早已拍完了。对于李连祥这两个珍贵的胶卷，梁博祥至今记忆犹新，目前能找到反映铁列克提战斗现场的唯一两张照片，就是用李连祥送给他的胶卷拍下的。
时任巡逻指挥组电台台长的胡根清，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清晰地记得，1969 年8月13日凌晨2点整，指挥组全体人员在营长康有福、政委蒲其武的带领下，从铁列克提边防站出发，途经边防站的菜地、钢管山等处向预定地点前进。约3点左右到达预定的708.6高地，这里距铁列克提边防站约3公里，是这次边防巡逻现场指挥组的所在地。进入位置后，官兵和记者们一起趴在犹如刀片的黑石头地上，静静地等着天亮。
因通讯设备缺乏，几个战斗组只有曹新龙所在的巡逻组配置了硅2w报话机，胡根清台长所在的指挥组配置71型电子管2w电台，也称报话机（电影《英雄儿女》王成使用的就是71型电台）。其他各战斗组只能靠信号弹联络或者通信员徒步传达命令和报告情况。在战前训练设定中，指挥组代号为“长江”，巡逻组代号为“黄河”，在8·13 战斗当天，指挥组的代号为“前指”，巡逻组代号为“前哨”，当时约定电台通话质量好差以1至5为暗号，1信号最差，5信号最好。因71型电台通话的有效距离约十几公里，考虑到电台信号受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的影响，所以当巡逻组到达预定区域后，胡根清在5点15分打开电台与巡逻组报务员曹新龙联络，进行信号测试，经测试，通话联络信号比较好，这是指挥组电台和巡逻组第一次联络。
当天巡逻指挥组同上级的通讯联络有二条通道：一是12日深夜，有线通讯兵火兴旺用被复线架设的从边防站到指挥组的临时电话线；二就是电台台长胡根清携带的71型电子管2w电台，由于铁列克提距离塔城200多公里，指挥组临时电话线和71型电台无法直接与塔城军分区作战室进行联络，因此，当天巡逻指挥组接收的所有上级命令、上报巡逻和战场情况，均是通过铁列克提边防站机房高架天线的81型15w电台和有线电话总机转接上传下达的，这部分工作由铁列克提边防站机要参谋赵树堂和报务员郎文庆负责。
5点15分，指挥组电台呼叫巡逻组：前哨！前哨！前哨！！！前指呼叫！前指呼叫！！听到没有？请回答！
前指！前指！！我是前哨！我是前哨！！听到了，请指示。
前指问：信号怎样？请回答！
前哨答：“4”（代表信号较好）。
前指问：是否已到达预定地点？
前哨答：已安全准时进入预定地点。
前指：很好！请注意隐蔽，保持随叫随应！
前哨答：是！保持随叫随应。
6点整，指挥组电台进行第二次呼叫：前指呼叫前哨！有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前哨答：暂未发现异常。
前指：注意观察，发现问题，即刻报告！
前哨答：是！
6点10分前，指挥组胡根清台长与铁列克提边防站电台值机报务员郎文庆联系，将前沿各组情况转告他并让他呈报塔城军分区作战室。当时指挥组位于676高地东南方向半山腰一处马鞍形山头上，距离正前方中路掩护组阵地和西北方向的右翼掩护组阵地约700米左右，距离西南方向的左翼掩护组阵地约800米左右。指挥组所在地无单兵掩体，营长康有福、塔城军分区参谋李效智和八一厂记者冉征超均卧倒在暴露的山头上。政委蒲其武带领指挥组其他相关人员和电台在阵地背后的洼地处，由12人组成的警卫班在指挥组所在地周围担任警戒。
7点40 分，前哨呼叫报告：发现苏军直升机一架，在巡逻组潜伏处盘旋，并拍照、摄像后向南飞去，请指示！
前指：收到！首长指示，密切注意观察，随时留意动态，即刻报告情况。
前哨答：是！执行！
8点20 分，前哨紧急报告：苏境内发现若干辆坦克、装甲车、军车以及数百名苏军。
8点22分，指挥组将巡逻组报告的情况急告边防站电台，并经站电台向塔城军分区作战室转告。
8点40 分，塔城军分区指示：停止巡逻，继续隐蔽并监控对方，如发现新情况，即刻报告。
8点41分，蒲政委向巡逻组发出命令：停止巡逻，原地待命。
9点整，站电台向前指电台转告塔城军分区命令：“立即恢复巡逻”。
蒲政委接到命令后，亲自接过胡根清台长手中的送话器，向巡逻组发出开始巡逻的命令。
9点15分，巡逻组报告：巡逻组从隐蔽地出发，实施巡逻任务。
此时编入指挥组的小车驾驶员张世海从巡逻组出发地刚开车返回到边防站，担任站上留守工作的赵树堂参谋就命令他立即到指挥组阵地去。因张世海在前一天参加了布置巡逻行动的会议，所以心里预感到今天真的可能发生武装冲突，于是他在出发前从仓库里领取了几支冲锋枪、步枪和一箱手榴弹放到吉普车上。在到达指挥组阵地后向指挥组汇报了巡逻组出发的情况。营长康有福听完后说：“他们出发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看不见？”随即指挥组的成员都卧倒在阵地前沿观察对面的苏军情况，张世海也卧倒在一位记者身边观察，他看见676高地西北侧苏方阵地上停放着三辆装甲车，三辆坦克车，战壕前有很多苏军走动。
9点30分左右，钢管山西南我方一侧的巡逻路上出现我巡逻队的身影。指挥组清楚地看到他们一行11人在裴映章副站长的率领下，成一路纵队前行。
9点40 分，前哨电台紧急报告：苏方两辆坦克已紧跟在巡逻组后面，苏军人员大声吼叫（不知道吼些什么）我方未予理睬，继续按原定路线前行。苏方再次大吼！（听不懂意思），可能是抗议我方入侵了他们的领土，要我方退出……我巡逻组仍继续前进，裴映章副站长命令：加快速度，尽快赶到我掩护组潜伏的676高地，并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9点45分，曹新龙急骤向前指报告：苏军向我巡逻组开枪，裴副站长中弹受伤。
前指问：伤情怎样？
前哨答：颈部中弹，流血不止。
前指回复：迅速向676高地靠拢，同时命令各掩护组，火力掩护巡逻组人员撤退到676高地上。
此时的战斗十分激烈，各个阵地枪炮声震耳欲聋。不久，巡逻组电台信号中断，指挥组电台久呼不应（此时巡逻组电台已经被苏军打坏）。指挥组电台继续不停地呼叫巡逻组，但任凭胡根清台长喊哑了嗓子也没有回音……于是，胡台长用战前约定的备用频率再次不停地呼叫，但是巡逻组始终没有回音，至此，指挥组与巡逻组的通讯联络彻底中断，指挥组只能靠指挥员手持的高倍望远镜来观察战场情况。
战斗打响时解放军报社记者梁博祥离指挥组电台很近，他听到报话机里传来“哒哒哒”的枪声和巡逻组报务员接连的报告声：“敌人开枪了！”，“站长负伤！”……指挥组的气氛也顿时紧张了起来，政委蒲其武随即对巡逻组下达了按预定方案向676高地靠拢的命令。不一会，电台呼叫巡逻组无答应，断了联络。这时各个阵地的枪炮声越来越密集。梁博祥看到李效智参谋双手紧握望远镜观察战场情况，八一厂记者冉征超在左后方冒着枪林弹雨进行拍摄，于是梁博祥不顾及个人安危，冒着四处乱飞的子弹爬到指挥所的最高点，及时抢拍下了前述的这一珍贵镜头。
当巡逻组快速登上676高地与中路掩护组汇合后，苏军三辆装甲车从南、北方向我676高地东南一乱山岗地貌的无名高地迂回。10时20分，我坚守676高地人员在左、右翼掩护组的火力支援下，击退了苏军的第一次冲锋，苏军装甲车也缩了回去。随后，苏军装甲车从676高地南侧小高地向我迂回，掩护其步兵第二次冲锋，又被我击退；但苏军装甲车并未受到我方反坦克火力的威胁，又迂回到我676高地侧后猛烈射击，苏军步兵又第三次向676高地发起冲击，亦被我再次击退。
冉征超原本是负责拍摄指挥组画面的，在他看见苏军装甲目标在指挥组的前方，就想把它拍下来，但距离太远拍不清楚，这时他发现指挥组前方约500米处有一马鞍形高地，猜想到那里能清楚拍到苏军装甲车攻击我军阵地的罪证。于是就向李效智参谋提出到那里去拍摄，李参谋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便命令两名战士随他一道前去。他们三人在苏军机枪的火力封锁下，几次跃进，几次卧倒，终于前出到达他选择的拍摄位置。在途中几次卧倒时他的摄影机受到磕碰导致频率变快，好在还能继续拍摄使用，他在那里清楚地拍到了苏军坦克向我前沿阵地开炮及苏军装甲车越过边境侵入到我国领土及向676高地疯狂射击的历史罪证。
冉征超曾参加过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当时他任班长，是一名经过战火考验的老兵。在这次战斗最激烈时，他曾从指挥组去到右翼组阵地，拿起一支半自动步枪对苏军装甲车上的士兵进行射击，但狡猾的苏军充分发挥了他们装备绝对先进、火力绝对强大的优势，避免了与我军近距离接触，无奈我们的轻武器射程近，根本打不着。
当我军打退苏军步兵三次冲锋后，苏军改变了战术，在用火力封锁我方支援676高地道路的同时，用坦克炮击和装甲车机枪反复直瞄的方式向676高地射击，致使我坚守该高地的指战员遭受了重大伤亡。在此情况下，指挥组立即命令左、右翼掩护组对676高地进行增援，力图打破苏军对676高地上我军的包围，解救出我方人员，但当左翼掩护组冲锋到676高地附近的开阔地带后，就被苏军密集的炮火及机枪弹雨又挡了回来。
蒲政委在电台旁心急如焚，不断向上级报告并请求炮兵支援。
10点40分，蒲政委下达了预备队支援无名高地的命令。范进忠连长奉命率领在指挥组阵地的预备队，从右翼掩护组阵地的北线进入战场实施解救行动。预备队的战士们高喊着“打倒新沙皇！”，“讨还血债，为战友报仇！”的口号发起了冲锋。此时战士们已无枪声初起时的恐惧感，他们被苏军的入侵激起了滿腔的仇恨。在预备队前进约五百米到达开阔地后，被苏军火力压制得抬不起头，分散卧倒在开阔地上动弹不得。
蒲政委见此状况，认为冲击队形太散，必须收拢力量，集中火力进行攻击，力争从一个方向实现突破。这时他身边只有台长胡根清和三名记者，已没有了传令兵，解放军报社记者梁博祥此时主动请求前去传达，当他冲到前沿阵地时，同样被苏军的火力压制在一道土坎下。
10时50分，新疆军区将苏军向我开枪、我巡逻分队抢占676高地等情况报告总参作战部。
11时，新疆军区作战部向龙书金司令员和曹思明政委报告了前线情况。龙书金指示：
1. 不要轻易还击，远了打不到；
2. 巡逻分队能收就收一下，很好组织掩护；
3. 请示总参，调75炮连和1个步兵连（驻托里）向前靠。
此时，张世海所在指挥所人员和警卫班战士们看到了676高地上的战友们被苏军炮火轰炸无处藏身的悲壮场面后，大家的眼睛都红了，纷纷向康营长、蒲政委请战，强烈要求冲下去救援676高地上的战友们。
11时10分，康有福营长、蒲其武政委和李效智参谋三人紧急商量后决定：李效智参谋和胡根清台长继续留守在指挥所；将指挥组其他人员分成两个组，康有福营长带一组去右翼掩护组，蒲其武政委带另一组去左翼掩护组。看到指挥组部分人员佩带的是手枪，张世海就把他从边防站带来的几支冲锋枪、半自动步枪和一箱手榴弹从吉普车上搬下来分发给大家。
张世海跟着康营长带的组从指挥所阵地右侧沟口冲出，快到右翼掩护组阵地山口时，有200多米的开阔地，他们刚一进入开阔地，对面苏军阵地上重机枪就疯狂地射击过来，密集的弹雨将开阔地封锁。康营长见无法冲过开阔地，就命令大家退回小山沟隐蔽等待时机。当他返回发现张世海后，便历声地说：“谁让你来的？你的任务是运伤员、送弹药、传命令，立即回指挥所听从李参谋指挥。”就在张世海准备从原路返回指挥所时，康营长又喊到：“你穿多大鞋？”张世海答：“41码”。“我俩换一下鞋” 。康营长说着就脱鞋。原来康营长脚上穿的是布鞋，在战场上行动不方便，正好他穿的鞋码也是41码，就换上了张世海的胶鞋。换鞋后张世海快速回到了指挥所。此时他听到676高地仍有枪炮声，左、右掩护组阵地枪炮声则更加激烈。当时指挥所也只剩下李参谋、胡台长和他三人，他感到揪心的孤单，也更加担忧起前沿阵地上的战友们……
蒲其武政委带领另一组人员与左翼掩护组汇合后，急召连长肖法刚和排长张尚义等人研究对策，他们认为我军几次解救行动都无果而归，主要是苏军坦克和装甲车对我军威胁所致，只有摧毁苏军的坦克和装甲战车，才能从包围圈中撕开一个口子，解救被包围在676高地的我军指战员。蒲其武政委大声命令：“肖法刚，你给我轻装前进，打上去，打掉苏军的坦克装甲车，回来我给你立功！”。
肖法刚立即组织了七八个人的突击队，分两个爆破小组，携带着四零火箭筒、枪榴弹和捆绑式手榴弹，站在领导面前宣誓，誓死保卫祖国，跟随左翼掩护组北京电视台记者再努拉·夏克尔特将现场的这些场景都一一拍摄了下来。
连长肖法刚带领第一爆破组以匍匐前进的战术动作，向苏军的坦克和装甲车阵地推进。被苏军装甲车上机枪的凶猛火力所阻击，苏军坦克的炮弹不断落在突击队的周围，爆炸掀起的砂石四溅，肖法刚的右腿和右脚也被子弹击中负伤，使第一爆破组无法再向前移动；紧随其后的第二爆破组也同样遭到苏军强大火力的阻击。就这样两个爆破组均被苏军火力阻击在开阔地上无法前进。为避免伤亡过大，我方没有再组织突击。
11时40分，总参作战部陶参谋向新疆军区传达了军委办事组指示：
1. 托里部队暂不要动；
2. 巡逻组、掩护分队可以后撤到边防站；
3. 把通信联络搞好。
接总参指示后，新疆军区亓谦斋副司令员指示：
1. 一定要沉着，要严密组织，巡逻组交替掩护，有秩序地迅速撤回，不准丢伤员；
2. 后面的掩护分队应很好组织，策应巡逻分队后撤。但由于11时50 分至12时25 分，新疆军区与前线通讯中断，军委办事组和军区的上述指示未能及时传达下去。
12时，苏军装甲车辆开到我676高地右侧的小山包上，对676高地直瞄射击20余分钟，其中有一辆装甲车从坡度较小的西南方向开上了676高地。
12时10分，苏军基本控制了676高地。
12时25分至12时30分，新疆军区分别向塔城军分区、铁列克提站和巡逻指挥组传达了11时40 分军委办事组和军区的指示。
传达完毕后，前方指挥组李效智参谋向上级报告：676高地共22人，由副站长裴映章指挥。现敌装甲车四、五辆（实际是每批出动3辆，循环出动进行攻击）包围了该高地，其余敌人仍在其工事内向676高地猛烈射击，我分队后撤困难。预备队和左、右翼掩护组分别在676高地两侧各600米处的小山头上。
12时50分，新疆军区作战部将前线情况报告龙书金司令员、曹思明政委。龙书金指示：
1. 将情况上报；
2. 请示调一个无后座力炮排上去掩护后撤；
3. 告诉部队不要丢任何东西。
13 时左右，各掩护组奉命后撤到指挥组所在阵地的后山洼。
指挥组阵地距676高地约700米左右，从指挥组所在阵地前沿观察到：苏军开始打扫战场。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苏军从后方派来救护车，除了捡拾676高地上我军的装备武器外，我方伤员和牺牲官兵的遗体，被苏军倒提着脚拖向山下，装上救护车拉走了。面对这撕心裂肺的情景，整个指挥组无能为力，我军阵地上的官兵眼睛浸满了泪水，静默地看着这一幕，周围死一般的寂静，悲愤痛苦的心情难以言表，心里喷涌出对侵略者的仇恨和怒火……
13时10分，新疆军区将前线情况上报总参，并请示调一个无后座力炮排去支援。
13时30分，指挥组发出了停止射击、解除战斗的信号。苏军则继续向我军阵地 疯狂射击，直到15时30 分左右才停止射击。
14时10分，总参作战部王参谋向新疆军区传达总参谋长黄永胜指示：“掩护分队要掩护巡逻组撤回。”
14时15分，总参作战部阚处长再次向新疆军区传达黄永胜指示：
1. 同意调一个无后座力炮排到前面去，不要越界；
2. 掩护分队不要坐视不理，要具体掩护676高地分队撤下来；查一下708.6高地坦克能否上去。
14时35分，新疆军区向塔城军分区和前方指挥组传达了黄永胜和军区龙书金司令员的指示。
14时48分，总参作战部又向新疆军区传达了黄永胜指示：“掩护分队和伤员要想办法立即撤回；伤员一个也不能丢，武器装备也不能丢，要组织几具火箭筒把敌装甲车打几辆在我阵地上。”
14时50分，新疆军区直接向前方指挥组传达了黄永胜的指示，但由于地形开阔，苏军火力太强，我军又伤亡较大，使上级的这些指示均未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