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路掩护组战斗经过
8月12 日下午进行最后一次战斗编组时，新兵袁国孝被分配到中路掩护组，他4天前奉命从弹药看护点回到铁列克提边防站。
此时的边防站虽然有约160人，但由塔城军分区骑兵营、步兵营、铁列克提边防站等三个单位抽调组建而成，人员互相之间并不熟悉。袁国孝所在的中路掩护组共11人，由塔城军分区骑兵营三连三班组成，由于班长范海超当时被抽调在塔城裕民县红旗公社搞“三支两军”工作，由副班长李建接任班长并负责这次中路掩护组的行动。
袁国孝和同乡新兵尹清启、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记者温炳林编在枪榴弹小组，袁国孝担任小组长和枪榴弹射手，尹清启是副射手。也就是从这天下午开始，袁国孝才真正认识了温炳林，这位来自北京的记者身高1米80 左右，身材魁梧，肤色偏黑。袁国孝平身第一次感觉到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当时心想：“自己死活都是小事，保护不好中央来的记者那可是失职啊。”
在众多的记者中，八一电影制片厂记者李连祥来铁列克提边防站最早，待的时间也最长。他生性开朗，和蔼可亲，经常帮助战士洗衣服，同战士们拉家常，还给官兵教唱“小小针线包，革命传家宝”之类的革命歌曲，袁国孝随身携带的毛主席语录上就留有李连祥亲笔题写的“向袁国孝同志致敬”字样。就是这一行小字，让后来身处异国他乡的袁国孝差一点暴露身份。
作为枪榴弹射手的袁国孝，战斗打响前竟然没有打过一发实弹。只是由排长简单教了教怎么装弹、怎么瞄准、怎么击发，8月12 日下午各组就配发了枪支弹药和干粮。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部队集体活动有两件“宝贝”必不可少：一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章，另一件是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对于铁列克提边防站参战全体官兵来说，此时根本不用提醒，所有参战人员都自觉把红宝书装进随身携带的军用挎包里，再把毛主席像章认真地佩戴在左胸前。
看到战友们一个个往胸口上别着毛主席像章，袁国孝突然感觉这样做有点不妥，红卫兵的经历让他自认为对毛主席有着更深厚的感情，他提醒自己：“我不能把毛主席戴在前面，打仗肯定是往前冲，如果有子弹过来，肯定是先打着毛主席，然后再打着我，不能让毛主席来做挡箭牌。”想到这里，他悄悄把毛主席像章取下来，再悄悄装进口袋里：“我不能让毛主席替我挡子弹，我要替毛主席挡子弹。”
8月13 日凌晨1点左右，各组人员就餐后进行战斗准备。也许是没有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也许是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会真的打仗，袁国孝并没有过分的紧张。饭后到小树林方便时，听到同乡战友小声嘀咕：“这次真的要打仗，难道就这样牺牲了吗？俺还没有结过婚哩！”自认为经历过大世面的袁国孝大大咧咧地相劝：“没事，咱们这些人命大，死不了。”
凌晨2点，各组按照预定计划依次出发，巡逻组最后出发。
袁国孝身背一支步枪、一个枪榴弹发射器、4枚枪榴弹和200发子弹，顶着新疆夏夜的寒意，和战友们一起悄悄离开边防站，向预设阵地进发。
凌晨4点左右，中路掩护组到达676高地，周围一片漆黑。又累又困又冷的袁国孝找了一个相对低洼的地方，安排本组人员排成一条线潜伏下来。
虽然居高临下，但中方完全看不清对面黑暗中的苏方有何动静。
苏方一侧似乎陷入沉睡，却早已布下杀机。
8月12 日，苏军前沿哨所观察到中方一侧的异常调动，特别有一批摄影记者出现，预示中方可能会有大动作，扎拉那什库里哨所和相邻卡图山边防哨所立即进入警戒状态，几辆坦克和装甲车也被悄悄地部署在前沿阵地的掩体中。
苏军的阴险布局，中方一无所知。当中国巡逻军人顶着星光悄然进入预设阵地时，苏方前沿哨所已经发现了中方的行踪。
7点20 分左右，天色刚亮，一架苏军直升机从纵深飞了过来，对这一地域进行超低空侦察。由于676高地上没有任何遮蔽物，在光秃秃的石头山上，潜伏在676高地上身着草绿色军装的我军官兵，很快就被苏军直升机发现，苏机围绕着该高地进行多次盘旋侦察。
见被苏机发现，距离袁国孝约5米远的记者温炳林耐不住性子了，他让袁国孝站起来，以苏军飞机为背景，做一个持枪瞄准敌机的架式，拍一张战场照片，并鼓励说“这个角度和效果都很有冲击力”。
袁国孝不懂摄影，也不懂什么角度和冲击力，在苏军直升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他和尹清启站起来，做了个对敌机怒目而视的动作。
温炳林毫不畏惧，直接站起来对着苏军直升机拍照取证。拍完照片后挺起胸膛，意犹未尽地吟诵四句诗：“横眉冷对新沙皇，赤胆忠心保边防，来日方长显身手，敢洒热血保边疆。”
那慷慨激昂的神情和豪迈的诗句，让袁国孝50年后依然记忆犹新、如在眼前。
大约一小时后，苏军三辆绿色嘎斯卡车从扎拉纳什库里边防哨所方向开了过来，抵达676高地对面的小高地后，苏军士兵迅速从车上跳下来进入了阵地。
袁国孝、温炳林和尹清启分别观察统计三辆车苏军的数量，最后一汇总，竟然有126人。676高地的11名我军官兵顿感紧张和被动，尽管他们所在的高地要比苏军的阵地略高一些，但兵力相差10倍的巨大悬殊，还是让他们处在危险之中。
与此同时，我方巡逻组也从潜伏地域出发，一行11人成一路纵队，沿着习惯性控制线我方一侧由北向南朝676高地走来。天空中，苏军直升机一直尾随着巡逻组进行跟踪监视。走在最前面的是副站长裴映章，这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是到铁列克提边防站较早的老同志，工作敬业，任劳任怨，为人豪爽，在官兵中口碑好，威信高。巡逻之前组织上已经批准他转业，故没有安排他参加这次巡逻。但当他得知部队要进行边防巡逻的消息后，立即返回边防站，坚决要求带队执行巡逻任务，因裴映章经常带队巡逻，对面苏军哨所里的官兵有很多人认识他。
太阳越来越毒，气温越来越高，巡逻组越来越近，气氛越来越紧张，趴在寸草不生676高地石头上的袁国孝此刻已汗流浃背。
9时50 分左右，巡逻组行进至距离676高地北侧约300米处，很快就能与袁国孝所在的中路掩护组汇合了。中路掩护组也有意识地向高地右侧移动，这样可以更方便、更迅速接应巡逻组。就在这时，苏军阵地内有人开始摇动白旗，一直对我巡逻组进行跟踪的苏军直升机迅速拉高离去，几乎在同一时间，苏军阵地上枪声大作，巡逻组遭到多个方向的袭击，当场有人中弹负伤。巡逻组一边组织还击，一边根据预案向676高地的中路掩护组靠拢。
听到枪声响起，我军各路掩护组迅速进行还击。
在我军各掩护组的火力支援下，巡逻组11名官兵快速冲上676高地，袁国孝看到副站长裴映章的受伤部位在脖子上，属于大口径机枪子弹造成脖子贯穿伤，脖子两侧的弹孔处还在不停地朝外冒着鲜血，身负重伤的他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但仍顽强地带领着巡逻组与676高地的中路掩护组实现了汇合；排长李国贞的右膝盖被子弹打穿，即便这样，仍在坚持战斗，他坐在距袁国孝约3米远的阵地上向苏军射击。苏军的一辆装甲车从高地北侧绕向东侧，车门打开后，一名苏军士兵从里面冲出来，刚要卧倒，说时迟那时快，李国贞的枪响了，袁国孝亲眼看到那名苏军士兵被当场击倒。
报务员曹新龙担负着同指挥组联络的重任，这位来自陕西渭南的战士是入伍第四个年头的老兵，他跟随着巡逻组成员冲上676高地后，迅速向指挥组呼叫：“前指！前指！！我是前哨！我是前哨！！对面的苏军很多……”。由于枪声密集，炮声隆隆，报话机里的声音很嘈杂，急得曹新龙嗓子都喊哑了。
更为严重的是，狡猾的苏军集中火力专打我军的报话机，几分钟后，曹新龙携带的七一型报话机就被苏军密集的炮弹炸毁，坚守在676高地上巡逻组、中路掩护组的官兵同指挥组的通讯联络彻底中断。
平时温声细语的曹新龙暴跳如雷，大声喊道：“完蛋了，完蛋了，报话机被敲掉了，你们打仗，俄咋办？俄咋办（俄是陕西方言，我意）？快打信号弹，快打信号弹。”慌乱中，不知是谁打了两发红色信号弹。曹新龙见状又大喊：“打错了，打错了！”于是，又有人打出了一发绿色信号弹。
激战中，苏军的BTP-60 装甲车出现了，袁国孝马上有种不祥的预感，因为我军的装备很难对付突然出现的这些“乌龟壳”，而苏军装甲车上的大口径机枪可以远距离射击光秃秃石头山上的我军官兵。
袁国孝、温炳林和尹清启坚守在676高地的东北角，袁国孝见苏军3辆装甲车由西向北围着676高地疯狂射击。他迅速把榴弹发射器装在步枪上，取下随身携带的枪榴弹装上，朝着400米开外的苏军装甲车第一次打出枪榴弹实弹，但有效射程只有150多米的枪榴弹，甚至打不到山脚下；袁国孝略略抬高枪口后，接过副射手尹清启递过来的枪榴弹，向苏军装甲车打出了第二发枪榴弹，这次勉强打到山脚下，依然够不着装甲车。由于战前没有真正打过实弹，加上手忙脚乱，只能大概朝着苏军装甲车的方向扣动扳机，打上没打上根本不知道。
巡逻组和中路掩护组所占领的676高地，影响着双方指挥员的决策，也决定了整个战斗的结局。
当时的边境实际控制线从676高地西侧山脚下经过，要完成巡逻任务，控制676高地非常必要。因为该高地与西侧苏军的650 高地隔沟相望，东侧则是一片非常大的开阔地，如果利用得好，可以发挥重要的“堡垒”和“钉子”作用。
事实上，中方战前方案之所以选择控制676高地，正是设计了一个更大的计划——要在这里给苏军布设一个口袋。如果苏军盲目进入开阔地，中方三面都有埋伏。可狡猾的苏军没有上当，而是选择从676高地南北两侧，以重机枪封锁开阔地，用坦克炮击我军左、右掩护组的阵地，导致676高地被完全割裂，成为孤岛。加之我军两个掩护组距离676高地太远，右翼掩护组约600米，左翼掩护组更是在800米之外，兵力和武器都难以对受困于676高地上的我军提供强有力的支援。
苏军在完成对676高地分割之后，苏军的坦克和装甲车从高地北侧进行迂回，企图对高地形成合围，坚守该高地的我军22名官兵英勇反击，拼死抵抗，先是在右翼掩护组的火力支援下，击退了苏军步兵的第一次冲锋，苏军被迫缩回。
随后，苏军的坦克和装甲车又从高地南侧小高地向我迂回，掩护其步兵发起第二次冲锋，又被我军击退；由于苏军坦克和装甲车未受到我军反坦克火力的威胁，又迂回到676高地侧后，猛烈射击，苏军步兵第三次向高地发起冲锋，再次被我军击退。
苏军在连续三次步兵冲锋失败并遭受较大伤亡后，改变了战术，步兵龟缩在阵地内，改由在壕沟内坦克炮击676高地，装甲车则近距离地围着676高地，直接瞄准高地上的我军进行长时间疯狂的射击。苏军装甲车三辆为一个组，分别从三个方向以包围的态势向676高地射击。弹药发射完毕后退下去补充，另外三辆上来后以同样的态势继续射击。
由于676高地无任何植被可供隐蔽，也没有任何坚固的防御工事，山顶面积仅有十多平方米，四周陡峭，坚守高地的我军均为轻武器，装备只有半自动步枪、冲锋枪和班用机枪，火力完全处于被动态势，面对苏军的坦克和装甲战车重火力，手持步枪和冲锋枪的我军官兵毫无还击能力。为躲避苏军坦克和装甲车的疯狂射击，坚守阵地的我军官兵不停地改变战斗位置，从高地北侧转移到南侧，遭苏军坦克和装甲车攻击后，再由南侧转移到北侧，而苏军的三辆装甲车排成一线，恶狼一般紧追不舍。多个回合之后，我方阵地上伤亡的人员越来越多，能跑动的人越来越少，动作也越来越慢。战士景长雄后背和腰部中弹受伤，军衣与肉体烧结在一起，满脸黑色血污，已无法走动，他怀里抱着捆绑的手榴弹，准备与苏军同归于尽；战地记者李连祥、温炳林将已拍好了胶片全部消毁，摄影摄像机砸坏，不给苏军留下任何影像资料……
袁国孝和副射手尹清启一共带了8枚枪榴弹，当袁国孝把尹清启递过来的第三发枪榴弹装在榴弹发射器上，正准备发射时，身边一声巨响，袁国孝眼前火光一闪，顿时失去了知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