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年动乱中科教领域成了重灾区
1966年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是启动“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性文件，但在此之前的5月7日，毛主席就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改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简称五·七指示。6月13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此中国的高考停止了十年，在这期间，中国的初中、高中也长时间处于“停课闹革命”的混乱之中，全国的科研院所也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使中国的科学教育领域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重灾区。
在邓小平复出后，于1977年8月4日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邓小平指出：“建国后教育战线同科研战线一样，主导方面是红的，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是劳动者。”同年8月13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国恢复高考制度。但如果放在第二年实施，就要再影响一届学子。故决定当年十一月就进行高考，这也是我国第一次在冬季实施高考。当年全国报名考生达五百七十万人，由于没有纸张印刷考卷，中央决定推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印刷时间，把这部分纸张用来印刷考卷。尽管当年高考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四点七，但毕竟使中国教育又开始走上了正确的轨道。随着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也使“文化大革命”中争论多年的“读书无用论”之观点以历史的悲剧划上了句号。
建国以后，为了提高军队各级指挥员的军政素质，我军在五十年代就成立了第一所军事学院，即南京军事学院，由刘伯承元帅任专职院长（世界各国军事指挥性质的院校级别都比较高，如前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美国的西点军校等都是正兵团级别，相当于中国的大军区级别。我军院校也是一样，因为军事院校的学生多是军、师、团、营、连级军官，通常情况下，初级军事院校主要的培训对象是预提拔的干部以及对团以下军官的进修培训，侧重研究战术指挥问题；中级军事院校主要培训师级军官，侧重研究战役指挥问题；高级军事学院主要培训军以上指挥员，侧重研究军事战略问题；和地方大学的学生档次完全不同。所以初级军事学院都是正军级，学院中层不设系，教研室主任级别为副师级，教官队伍多为团级。中级军事学院教研室主任为正师级，教官队伍多为副师级。高级军事学院教研室主任为正军级，教官队伍多为正师级，总之，各级军事院校的教官也好，教研室主任也好，都是从部队团以上军官中优中选优提拔上来的）。建国后我军在组建南京军事学院之后，逐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前军事学院已发展到一百一十一所，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地方上把知识分子称为“臭老九”，多数专家学者都成为批判对象。中央军委高层领导林彪针对军队上述111所军事院校也提出：“幺幺幺，幺幺幺，必定要出妖。”因为军事学院的教官队伍都是知识分子，林彪暗指这些知识分子中出了妖怪。随着中央军委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的推进，除医科大学外，九十余所军事性质的院校全部被裁撤或处于瘫痪状态。经过长期培养的大批军事教官，有的转业地方工作，大多下放到连队当兵接受再教育。从此军队干部不再通过院校培训，而是直接从战士中提拔。在我1980年调军事学院担任教官时期，当时的军队各级干部绝大多数为初中文化程度，高中生是极少数，大学生就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二）为补文化课，我们当了“考试专业户”
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打胜仗的”，在军队各行各业中，虽然专业技能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程度。并且随着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战争的现代化，对军人的文化程度要求也越来越高。
但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在军队干部中缺少基础文化知识的是一代人，这些人经过长期的军旅生涯的锻炼，当时又都处在军队各级别的重要岗位上，既不可能全部让其转业，也不可能让其全部离职学习，更不能停留在基础文化知识缺失的现状上。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对他们进行在职补习文化课。为解决这一涉及到众多人的全军性问题，1981年中央军委三总部联合行文，决定对军队正在服役的军官进行文化基础知识课的在职补课，计划在五年内将全军干部普遍培训一遍。通知中明文规定，基层部队军官要达到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机关干部要达到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军事学院的教官们必须达到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1、我37岁考取了《初中毕业证》
为落实军委三总部对在职军官的五年培训计划，乌鲁木齐军区同乌鲁木齐市教育局签订了对军官补习文化课的协议，协议规定由乌鲁木齐市教育局抽调教师，由乌鲁木齐陆军学院提供教室，分批完成对乌鲁木齐军区机关、乌鲁木齐陆军学院及周边部队军官的高中文化课补习，鉴于军队这些军官均有长时间的工作经历，故补习班只开设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四门课程，不再开设政治、历史、地理等课程。
以上《协议》实施时，首先遇到的难题是干部初中文化知识普遍缺失。参训干部有的就没有上过初中，即便是上过初中的人，也多是“文化大革命”中停课闹革命期间的学生，加之多年的消磨，学的那点知识也早已忘光了，所以直接上高中课根本就没法进行。针对这一情况，决定改变原定培训计划，先进行六个月的初中数学、物理、化学的补课，并经过考试取得初中毕业证后，再开始进行高中课程的教学。
由于如此大规模的干部参加文化培训，所在岗位的工作又不能受到影响，我们的课程大多是安排在晚上和星期天进行，老师所留的作业我们也都是早起晚睡完成的。并且为了保证学习质量，计划中明确规定考试和授课分开进行，授课老师不参与考试出题，考试由教育局另外安排老师出题进行。初中数学、物理、化学课程总体来讲还不算太难，通过几个月的补习后，我于1982年4月3日顺利考取了乌鲁木齐市教育局颁发的《初中毕业证》，那一年我三十七岁。
2、两年在职学习，考取了《高中毕业证》
初中补习班结束后，接着就开始进行高中课程的学习。高中课程的难度和初中相比真是天上地下，真应了那句话：“数学难，化学粘，物理公式套不完”。对我们年岁大的人来说学起来就更加困难了。加之我还担任很多在校学员的授课任务和行政管理事务性工作，时间就更加紧张了。在那两年，我每天在上下班的路上、早上出操的过程中及吃饭的那点时间，头脑里都在背着考试题，为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经常干到天亮。因为考试是教育局另外组织老师出题的，我们的授课老师为了让我们都能顺利毕业，除了对我们的学习严格要求外，还经常到教育局搞情报。记得高中毕业考试的前一天下午，授课老师听说有个别考试题不在他讲授的范围内，竟让我们学习班的班长骑自行车半夜把我们集中到教室里，授课老师针对相关内容又进行了临考前的辅导。总之，我们是不加水分地把高中的数学、物理、化学课程学习了一遍，边工作，边学习，奋战了近两年，我于1984年5月25日考取了乌鲁木齐市教育局颁发的《高中毕业证》。
3、经自学考试获得参谋专业《中专毕业证》
1986年军队百万大裁军开始实施，有许多军区机关及成建制的军、师、团被整体裁撤。但此决定在1985年就开始向部队传达了。当时我处在正团级干部的位置上，按照军官条例规定，我仍属于转业干部的范畴。我为了在裁军中一旦让我转业之前能取得较高一点的学历，从高中班毕业后，我就立即报了乌鲁木齐陆军学院面向全军区部队开设的参谋专业自学函授班。总共函授十门课程，时间两年，考试全部合格后，可获得中专学历的文凭。我之所以报考这个专业，是因为我在部队司令部担任作训参谋、边防参谋、作训股长、副参谋长职务长达九年，不仅对参谋业务十分熟悉，还经常在教导队给参谋培训班讲授参谋专业课。尽管如此，自己要正式参加系统化的参谋专业文凭考试，还是要下一番功夫的。还是老办法，我把岗位工作以外的一切时间全部用在了学习上，一门一门的攻关，两年内过了十道关，于1986年4月获得了参谋专业《中专毕业证》。
4、石家庄高级军事院校函授学习，获大专文凭
军队两次二百万裁军后，我不仅没有转业，还被提拔为副师级教官兼教研室主任。按照军队相关提干规定，由团级军官晋升为师级军官时，必须到高级军事院校进行学历性进修。为此，组织送我到石家庄高级军事学院进修学习，学制三年，鉴于军队这些干部都是在重要的工作岗位上，不便长时间离开，故前一年半以函授的方式在职学习，在职函授期间，高级军事学院的教官们每三个月都要到军区对函授学员集中授课三天。后一年半到学院进行离职学习。我在石家庄高级军事学院学习的是军事指挥专业，主要研究战役指挥问题，经过三年学习后，圆满完成了学业，并获得军事指挥专业《大专毕业证》。同年被时任军委主席的江泽民授予我大校军衔。
由于“文化大革命”及之前多年极左思潮对中国教育界的破坏，毁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求学之梦。在我及我入伍之后十年左右时间内入伍并被提拔为干部的那批战友，多数都经历了文化基础课的补课学习，我就更加特殊了，今生高等学历文凭没有拿到一个，但低学历文凭从初中、高中、中专到大专一个不落的全拿到了。在五年时间的学习中，可以说是天天在复习，周周有考试，所以在补习文化课的那些年我们这批人都称自己是“考试专业户”。
总之，我还是那句话，从宏观上讲国家决定着个人的命运。我们这一代人由于国家治国方针的失误，造成了基础文化知识的缺失。但我们又是在国家正确的大政方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的奋斗，又跟上了国家发展的步伐。否则，我们必然会在社会发展的洪流中被历史所淘汰。（本文有关中央的规定、中央首长的指示均摘自《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