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已七十周岁，回顾已走过的二万五千五百五十天，1975年8月25日的那一天，应该是我今生最不幸也是最侥幸的一天。今天看来，还真应了那句话，即“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一）上午炮弹身边炸
由于中苏抗衡几十年，到七十年代，两国已达到了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的程度。我所在的塔城军分区指挥机关是全国离边界线最近的一个师级指挥机关，直线距离只有十公里。为了加强战备，在那个年代，根据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中国的各个城市都在挖地道以防核武器的袭击。塔城军分区也准备在地下挖地道，有关部门便根据首长的指示，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完成了工程施工图纸的设计，但由于需要上级的审批、工程预算、施工经费如何解决等若干问题，该工程在什么时间动工修建，并没有明确的计划。
时间到了1975年3月，总参谋部决定在新疆防区组织进行边防站守点防御和边防二线机动连支援边防站守点防御战斗的战术演习，并要求参演部队通过演习编写出《边防站守点防御战斗》和《机动连支援边防站战斗》两本战术教材，两本教材均要发放全军边防部队使用。对此，军区决定一线部队由博乐军分区的阿拉山口边防站担任，二线机动部队由塔城军分区派出。根据军区的安排，塔城军分区决定由我带领一个加强连根据军区演习时间的安排抓紧训练，准时参加演习并由我负责编写出《机动连支援边防站战斗》的战术教材。为保证完成这一任务，我四月份就带着一个加强连出发了，在阿拉山口边防站后方的沿线进行了四个多月的近似实战的训练，正式演习定在1975年8月25日。演习时总参谋部和全军各边防省军区机关都组团全过程跟进参观。
在正式实弹实兵演习时，我担任机动部队占领冲击出发阵地后的步兵炮兵分队协调指挥员，在我军炮火准备前我就进入了预设阵地。当机动部队占领冲击出发阵地后，我命令炮兵分队开始炮火准备。但没有想到的是迫击炮分队一名射手在装定射击诸元时，错误地装定了射击距离的米位，开始炮火准备时，该门火炮的炮弹直上直下，五发炮弹一发接一发地在我的周围爆炸，最近的一发离我只有四米远。由于第一发炮弹爆炸时我们已及时卧倒在战壕内，故只有信号员受了轻伤，我的手被刺进一块弹片，终生落下一个疤痕。演习后对那位炮手给予了记过处分。
（二）下午翻车险送命
上午演习结束后，我为了尽快组织人员修定我起草的《机动连支援边防站战斗》战术教材，之后我还要参加《边防站守点防御战斗》教材的修改，总参工作组还要在返回时拿到两本教材的样本。由于时间紧迫，我在安排好机动部队归建工作后，吃过午饭，我便乘电影队的八座车返回塔城军分区司令部。心想三百多公里的路程，天不黑即可到达。没想到的是，就在我们的小车行至托里县一段长距离下坡路时（就是后来西藏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出车祸的地段），汽车的横拉杆突然断掉，由于是十几公里的大下坡路，就在驾驶员说“不好，横拉杆断了，”话音未落，车子已翻进几米深的沟内。由于我坐在前座，所以只有我的头部碰了个大包外，其他人员均未受伤。更幸运的是当时的八座车门是从后面开的，尽管汽车四轮朝天，我们还是从车的后面顺利地爬了出来。对此情况，仅凭我们几个人是无法把车拖上来的。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更无法电话求援，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站在公路上拦车。不料一个多小时后，拦到了部队的一台大车，拉着一个班的战士前往奎屯农场收玉米。在大家的帮助下，总算把车子拖了出来。庆幸的是把横拉杆用铁丝拧上后还能慢慢开进。就这样，剩下一百多公里的路程走了四个多小时，天黑后总算回到了军分区司令部。
（三）晚上掉进深井中
返回塔城军分区后，我打开几个月未住过的单身汉宿舍，把行李安顿好后，听说俱乐部在放电影，加上一天的不幸遭遇，感觉已毫无睡意，便沿着以前通向俱乐部的老路去看电影。更没有想到的是，我组织设计的地道工程就在我外出的那几个月开工修建了。由于在院内施工，大家都知道，所以坑道口也没有设置任何灯光警示标志。在那个年代，单位院内夜间更谈不上有路灯照明。我就在黑暗中沿着习惯道路前行，只觉得一步踏空，呼的一声便掉了下去。由于是顺井边往下掉的，中途有一突出部位担了我一下，减轻了一些冲击力。掉下去后当时我还能站起来，用手向四周摸去，感觉下面是一堆土，左侧几十公分处就是一辆运土用的手推铁车子，我一旦掉到那辆铁车子上面，肯定会一命呜呼。
这时我并不知道这个出土井有多深，便开始高声呼喊，但由于井深超过十米，无论如何高声呼喊，就是无人回应。我当时心想，今晚上是没有希望出去了，只有等到明天施工人员上班后我才能出去，这一夜只能在这里面熬着过了。当电影散场时，我听到外面有乱哄哄的声音，但看电影的人都不再走这条路，幸运的是只有一个人打着手电筒翻着土堆从这里经过，听到有喊声后，才发现了我。于是便立即通知警卫连，派人打开电闸，用提升机把我拉了上来。当时在别人的搀扶下，我还能自己走回宿舍，但睡了一夜后，第二天便起不来床了。经军分区卫生所检查，双膝软组织严重损伤，住了半个月医院之后，便开始了靠拄拐杖走路的生活，数月后才慢慢地把拐杖扔掉。养伤期间，我有感而发，曾写了以下感言：
八月提笔忆生平，人之死亡如吹灯。
上午炮弹身边炸，下午翻车险送命。
晚上无意走老路，一步不慎坠井中。
十米之深瞬时下，那知死里又逃生。
大难不死有后福，但愿平安度此生。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由于我的枪法出众，加之大山中长大的孩子，爬山、长跑都不在话下。我在当副连长、连长时，就因为善抓军事训练而小有名气，当参谋后科长就分配我主管部队的军事训练。期间我曾被选拔为军事三项全能运动员，参加了军区手枪速射、手枪精准射和五公里长跑比赛。主抓部队训练这些工作在司令部机关通称为外勤工作。在机关从事外勤工作的人员多数时间都是在基层连队蹲点或在外面出差，很少坐在办公室里。
自从我双膝受伤后，便无法继续从事外勤工作了，科长无奈地把我的工作调整为内勤。即一天到晚坐在办公室里，其工作的主项是写材料、接电话，处理上请下达的日常机关事务，如拟制总结、计划、指示、命令、报告、请示、通报等，部队的军用文书多为机密文件，上下级的重要联系多是通过机要室电报往来，故有时一天拟制电报达十几份。由于自己文化程度较低，干这项工作实在是力不从心。为了尽快提高自己的文字水平，我把司令部过去多年的存档文书都翻了出来，白天黑夜的研究。即便是这样，面对干枯而高深的文字工作，没有一定的长时间的实践过程，是不可能独立完成重要材料拟制的。记得我写的第一份军用文书是“炮兵队集训总结，”我下了非常大的功夫，结果科长修改后，只保留了我写的几句话。但我认准一点，那就是“功到自然成。”就这样，我不知熬了多少个通宵，也不知道翻阅了前人多少份成型的资料，才使自己的文字水平发生了飞跃。在第三年拟制的司令部年度工作总结呈送领导后，科长竟没有修改一个字，对此，参谋长看后还点名提出表扬。并且凡是军分区司令机关拟制的主要材料，如每年的“年度战备训练工作总结”、重要会议上的首长讲话稿、需要上报中央军委的“边防部队整编建议，”、“机动连支援边防站战斗教材”、“边防站守点防御教材”等都是由我主笔完成的。之后的二十年间，我的工作调动了多个单位，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笔杆子”。以上这些，都与我最初掉进地道双膝受伤转行做机关内勤工作分不开的，也与我的第一任科长对我的重点培养分不开，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自己不懈努力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