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担任塔城军分区作训参谋时，军分区的司令员叫王秀森，他在1962年中印边境反击作战中担任西藏阿里支队长(正团级）。1975年我随他参加新疆军区年度战备训练工作总结大会时，在行车五百多公里的途中听他讲了许多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故事。据他讲：在那次作战中，仅他的支队就牺牲了七十多人，伤残达一百多人。途中经过石河子疗养院时，随他一起到疗养院看望了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他的伤残战友们，没想到这次看望给我留下了一生的感动。
（一）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梗概
众所周知，英国十八世纪入侵印度并变印度为英国的殖民地后，接着英军又北上入侵中国西藏，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仅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就划去中国领土达九万零一百平方公里。印度1947年独立后，进一步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在中印边境形成了十二万四千八百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相当于三个半台湾岛的面积。对这些争议地区，目前印度控制了九万多平方公里，中国仅控制了三万多平方公里，但印度还不甘心，于1962年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军事入侵，目的是要夺回中国控制下本属于中国的三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印度之所以在那个时候对中国发动进攻，还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情况下，国内经济十分困难；二是败退台湾的蒋介石积极准备反攻大陆，并制定了“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战略方针，并在美国的支持下，正准备组织实施反攻大陆；三是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后，苏联撕毁了对中国的一百多项援建合同，撤走了一千多名援建专家，并带走了所有资料，使中国大量的正在建设的项目处于瘫痪状态；四是中苏边境不断发生事端，仅当年五月苏联在新疆操纵的边民外逃事件，就有六万三千多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员逃往苏联；五是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美苏两个大国一致偏袒和支持印度。
鉴于上述情况，印度认为一个很好的机会到来了，如果此时向中国发动进攻，中国一定不敢还手。于是印度从1962年4月调集部队，6月初开始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术手段向中国入侵。我边防部队根据军委指示，在主动后撤的情况下，至七月初，印度军队占领了我国的大片领土并建立了五十多个据点。对此，印度《闪电报》刊文，欢呼尼赫鲁（印度首相）取得了“拿破仑式的大胆的独一无二的伟大胜利”。
面对印度入侵，中国怎么办？毛泽东主席于1962年10月初在北京西山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接着于10月18日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军委领导、我军高级将领及周恩来、邓小平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毛主席首先讲了中印边界的历史，他从玄奘西游讲到贞观二十二年的中印之战（唐太宗时中印之间的一场战争）。接着毛主席指出：“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我们不想打仗，想通过谈判来解决，但尼赫鲁不愿意谈，现调集几十万部队，硬要和我们打一架。再说，中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不能到我毛泽东当家时，就变成了九百五十万、九百四十万，我们也没法向人民交代。现在看来中印不打是不行了，怎么个打法，打成什么样子，今天请大家来献计献策。”
在参加会议的将领们充分发表意见并做出对印度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的决定后，毛主席作了结论性讲话，他说：“打的决心既然定下来了，各方面的情况都要考虑到，中印两国打仗，美苏两个大国一定是反对我们的，其他一些不明真相的国家也会站在他们一边。但只要一线打的好，我们就处于主动。我还是那句话，不打则已，打则必胜。要努力打好这一仗，至少保证中印边境三十年不打仗。”
中央定下决心后，总参谋部迅速进行了调兵遣将，并在中印边境成立了东线、西线两个指挥部。东线指挥部称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由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担任总指挥。西线指挥部称新疆军区康西瓦指挥部，由副军长贺家产担任总指挥。作战部署完成后，于1962年10月20日开始全线反击，到10月28日，第一阶段反击作战结束。作战中我军拔掉了印军入侵在我境内建立的据点五十七个，并吃掉了印军王牌第七旅。中国政府为了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在我军取得了胜利的情况下，对印度发表了和平谈判的三项建议，并主动命令我军停止进攻。但印度军队在第一阶段惨败后仍不认输，拒绝接受中国提出的三项建议，并称中国的建议“是一种骗局”。宣布印度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从各地调兵遣将，实行全国战争总动员，提出“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总之，一定要与我军决一雌雄。
鉴于此，中央决定再次对入侵之印军实施反击。于是从11月16日开始，我军实施了第二个阶段的反击作战，我国政府在第二阶段反击作战前发表声明称：“此次反击不再受麦克马洪线的限制”。到11月28日，把入侵印军全部赶至印度境内，全部收复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九万余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我军部分先头部队越过战前实际控制线，进攻到距离印度首都新德里只有几百公里的印度大纵深地区。至11月18日，印军开始全线撤逃，外电报道：中国军队如果继续进攻七天，就可以打到印度首都新德里。故印度中央政府也忙着准备从新德里后撤。战后英国人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印度对华战争》，书中写道：“印度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选择错误的对象，打了一场错误的仗”。总之，此战由印度挑起，又以印度惨败而宣告结束。也正是通过这场战争，解放军参战将士们用血肉之躯打出了中印边境至今五十五年的平静。这里我之所以使用了平静二字而不用和平二字，因为我认为中印边界要达到和平的程度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如果印度继续坚持他目前关于“麦克马洪线”是合法的中印边界线的观点和中锡、中不边界属于中印边界谈判的组成部分的霸权主义立场以及企图抱住美国的粗腿实现称霸亚洲的梦想死不悔改，中印之间很可能还会有一场大战。
在第二阶段反击作战中，我军全部收复了麦克马洪线以南九万余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战后我国为表示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中央命令我军主动后撤二十公里。但印军战后不久又占领了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对我军主动后撤的这一做法后人评价不一，不少人认为，对毫无诚信而言的印度，我军这一撤退，外交上讲对我国很不利，可能意味着中国将永远失去已经收复而未继续控制的属于中国的九万余平方公里的领土。（注：上述相关内容摘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和新疆军区编印的《中印边境反击战资料汇编》）
（二）反击战后我军众多伤员做了双腿截肢手术
在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后，我军伤员中有很多被做了双腿截肢手术，具体数字说法不一，有说上千人，也有说几百人。总之，就双腿截肢而言这在中国战争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作战地区山高缺氧，气候极端寒冷，有很多伤员都是在向一线集结的过程中就被冻伤的。因为此战我军的反击时间主要集中在十一月和十二月份，战后转入防御的时间是在1963年的一月和二月份。此时正是昆仑山每年最寒冷的季节，在昆仑山上六月天温度也多在零下二十度以下。我驻守在昆仑山上的边防战士服役数年是不发单军衣的，到复员回家时才发一套单衣以便回家途中穿用。印度之所以选择在这个季节对中国发动进攻，有利于印度的气象条件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因为每年进入九月份，印度一侧还处在植物茂盛的季节，而喜马拉雅山和昆仑山的中国一侧已是冰天雪地了。据王秀森司令员讲，整个作战期间，西藏阿里昆仑山上的温度最高也在零下三十度，有时达到零下四十五度。他讲：在这样的高寒流天气乘车行军，行军命令中有明文规定，每一次乘车行进不能超过两个小时，之后必须下车跑步几十分钟，然后再乘车继续开进。他的支队就有一位连长，为了尽快到达集结地域，途中没有按照上述规定行军，连续乘车开进六个多小时，途中还翻越了一座极其寒冷的冰达板。当到达目的地后，全连人员都站不起来、下不了车，造成群体性冻伤，战后该连就有二十多人做了双腿截肢手术，那位连长也被法庭判了刑。
在此次反击作战中，有更多的人员是首先负了伤，由于负伤而不能活动，加之交通不便，一线均不通汽车，不能及时把伤员后送。在极寒天气情况下，人一旦长时间躺着不动，就很可能被冻伤，并且人的下肢是最容易首先冻伤坏死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只能进行双腿截肢手术。这就是中印边境反击战后，出现大量伤员双腿被截肢的主要原因。
（三）如何解决双腿截肢伤残人员的婚姻问题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后，上述大量双腿截肢的伤残人员被安排进全国各地的疗养院进行终身疗养。其中入住新疆石河子疗养院的伤残人员数量最多，可以说是专门为这些西北籍伤残军人建造的一所疗养院。
这里必须提及的是，这些人都是正在服现役的年轻军人，全是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虽然双腿被截，但性功能并无影响。因此，在他们进入疗养院后，向组织提出最多的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求解决他们的婚姻问题。一个失去双腿将要在轮椅上度过一生的人要求成家，自然是很难办到的。但站在他们的角度想一想，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政府对这一问题设法解决也是完全应该的。为此，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曾多次专题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最终中央政府出台了一项政策：即凡是同意和上述残疾军人结婚的女同志，均给予国家二十三级干部的待遇（相当于连级干部的待遇），之后随着干龄的增长，工资也按相关政策予以调整。实际上就是国家拿钱给这些功臣们雇请了一个终身的医疗护理人员。此政策实施后，还大有成效。在这一政策的吸引下，和上述伤残人员结婚的有他们过去的同学和恋人，也有亲朋好友介绍的，但更多的是疗养院护理他们的女战士，由于他们朝夕相处，慢慢的就会产生感情，加之国家上述政策的吸引，最终走到了一起。但任何事情都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据司令员讲，在上述伤残人员中，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员由于种种原因，最终都没有解决个人的婚姻问题。
（四）最可爱人中的最可爱之人
以上说的这些，多是坐在小车里从司令员那里听到的。此外，我入伍后所在部队的排长、连长也多是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参战者，从他们口中也了解到大量关于中印边境反击战的情况。当我们的小车路过石河子时，司令员要顺便去看望一下当年伤残的战友们，我也自然随同一起前往。但根本没有想到的是，小车一进院，一下就把我给震惊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的一种场面。那是一个晴朗的天气，院内至少有六七十位失去双腿的伤残人员坐在轮椅上聊天、晒太阳。最令我震惊的是他们的年龄，当时他们的年龄也就在三十多岁，这样的年岁正是人生的金色年华，但他们却要在轮椅上一天一天的熬着过，那该是多么痛苦的人生啊！
我怀着无法形容的心情，随司令员看望了十几位他的部下。我们除了讲几句安慰的话，别的无话可说。但他们见到我们却有说不完的话。当司令员问他们的生活情况时，他们回答最多的一个字就是“好”，回答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感谢国家和人民”。我说不清是他们应该感谢国家和人民，还是国家和人民应该感谢他们。当我们的小车要离开时，十几辆轮椅快速围了上来，给我们送行。在我和他们握手告别时，控制不住的流下了感动的眼泪。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一句话是“解放军是最可爱的人”，我上车后对司令员讲：他们应该是“最可爱人中的最可爱之人”。这次看望战友见到的场面是我今生第一次看到的，他们给我留下了一生的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