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没有事儿的时候，不怕耽误时间。在这九年多的兵团的日子里，我从来不怕耽误时间，因为我无事可做，无事可做就不是我的时间，我当然不怕耽误时间，反正也不是我的时间。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是有事可做了，就是要走出别人的时间，进入我的时间了，现在延长别人的时间，就是在浪费我的时间，能不着急吗？我在火炕上走着，我不能躺下去，躺下去也睡不着。这么多年了，就这样的一条生命，一跃就能成人了，怎么就能出现这么多的妖魔鬼怪缠绕不休呢？火炕坏了，坏了活该！
连里几乎每天都有人走掉，返城毫无疑问是最伟大的词，是最伟大，最光明的事业！
十天之后，我又到了团部，碰到一个老团的朋友，他告诉我，他的关系到了，我的关系也到了，他亲眼看到的，我们俩的关系都在劳资科。他同时还很忧郁地告诉我，昨晚兵团有个电话会议，会议精神是返城手续一律停办，理由是要重新核查。朋友担心生变，心情很是沉重，我劝他别着急，关系到了，咱们就走定了。
过新年这几天里，每天都有新消息传来，有好的也有坏的。我不想了，每天就是喝酒划拳，我想我一定能走，要是到了这关节还走不了，那我就自己走了，去到南方，去到海边，去浪迹天涯。既然这兵团对我如此，我对这一切也不在乎了。
过年后的一天晚上，我喝多了，喝多了也睡不着。我坐在门前的雪堆上，想起这些年的日子，问自己是不是很难熬？又问自己如今要返城了，就是一步登天了？如果返城不成功，是不是也要纵身一跃呢？哪怕是跃入黑暗的深渊！
天近黎明时，我想通了，老子今天就要走，今天就要纵身一跃，前边是什么？不管！我抱出了我的行李，一把火烧了。
天亮时，我穿着垦大衣，提着书包，书包里有一块毛巾，一支牙刷，一筒牙膏。迎着初升的太阳，走去了团部。
到了团部，去找老排长，他在劳资科工作，很好找。到了劳资科，那里的人告诉我，他歇婚假呢，没上班。我赶紧打听了住址，赶到一看，他正好出门来，他对我说：这家归你了，你住着吧。我走了，去上海。
当晚，我们有好几个人住在他家的房子里，天冷极了，刮着大风，每个人都是心事重重。
第二天早上到招待所吃饭，饭厅里聚满了人，都在大喊大骂，主要是骂劳资科老刘，他是主办知青返城的人，现在，他声称要贯彻兵团电话会议精神，要等着团党委领导开会研究，审查后批准，才能送师劳资处盖章。他这样一说，大家伙儿就是报以一顿臭骂，老刘就跑了，跑了两天没露面，可是大伙儿算准了今天他要到招待所吃饭，就一直等着他，等到十点多，终于等到了他，把他堵在屋里要揍他，他吓得都快哭了，答应天亮就到现场会上去找领导，那天夜里风大极了。
第二天，老刘还真接回了副政委，副政委说：审查个屁，立刻把所有的关系拿到师里盖章，一个不剩。副政委还不客气地骂了老刘，说你他妈的还憋着，这么大的风，谁憋急了一根火柴，咱们就是火烧连营，十几年白干了不说，还不定烧死多少人呢？放出消息，所有的人都放，一个不剩。
消息传来，欢欣鼓舞。再看那返城大军的箱子，从司令部门前一直排到砖瓦连，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木箱，真像是溃败了一样。
我就是一个书包，人人奇怪，说你平常怎么活着呢？就一书包？我想起张连长打开仓库对我说，这里是昨天拉来的一方硬木板子，全给你，我让木工给你做几个好箱子。我一再的推辞，他却是坚持，而我却不辞而别了。
办关系，办好了户口关系，一个档案袋，还有证明粮食关系，组织关系的几张纸，大伙儿都有意的揣在怀里，有的严肃认真，有的笑逐颜开，像是赎回了自己的卖身契。我也很认真地想，就是这么几张纸，就把我们锁在这里十年吗？尤其是档案，算是什么呢？我想起小卫的话，他说我的档案里只有一张我填的表和一个什么同院人没有落款的证言，而这就使我一直享受着杀，关，管子女的政治待遇！我想我不在乎是谁写的证言，谁写的都是一样，而那证言讲的也是实情。我想的是：没有证言也是一样，他们想这样对待我一样可以这样对待我。我对他们无可奈何，但是这件事儿提醒我要小心朋友。
我们乘团里的客车到了富锦，返城的人太多了，团里的车只管送到富锦，这些人一到了富锦，团里就算脱了手了，不会有人再回来找麻烦了，所有的人都是义无反顾。我找到大爷家，打了招呼，他留我吃饺子，我没有再吃，推说是有约了。我到大爷家，一是和老人有个交代，二是大爷家的小女儿下乡插了半年队，现在分配到了富锦客运站工作，是个售票员，我是要她搞几张车票，她让我明天早上直接到车站找她。
第二天，我们几人来到车站找她，她安排别人上了车。拉我到一边，依依不舍地对我说：给我姐带好呗，让我姐多给我来几封信，见着我姐，让她想着我，别忘了我。
我说：我是回北京，你姐住在上海，我咋就见着她了呢？
她说：你俩得见面，不见面算啥呢？别忽悠我，见着我姐就说我可想她了！
她说着说着，眼框中就含满了眼泪，我赶紧说：记住了，记住了，我见着她就告诉她，就说你可想她了，要是有机会，我们一起来看你（当时就知道没有机会）。
在火车站托运行李的时候，我也没有行李，只是跟在大家后面看热闹，他们忙的时候，我看到了装满坦克车的火车，真的是要打仗啊！我下乡那年，说是今冬明春一定要打仗！可那会儿只看见了知青下乡，劳改犯撤退，从来也没见过坦克车开往前线呢！十几天前，张连长开全连大会，说是要准备打仗，可是没有人信，那会上还宣布成立了武装排，把连里的三十三支枪都发到了个人，而我被任命为武装排排长。我督着大伙儿擦枪，告诉他们要多多地上油，心里根本不相信会打仗，觉得这枪在兵团就是个过家家的道具。最幽默的是刚下乡我相信要打仗的时候，他们拿我当可教子女，坚决不能发枪。过了这些年，又提打仗的事儿，我打心眼儿里不信，可倒他妈成了武装排的排长。
连长说过年时枪要个人保管，我一想不行，这帮人没一个相信要打仗，一人发杆枪玩可不是个事儿，我建议还是收回来，锁在军械库里。别他妈弄丢弄坏了的，都是我的麻烦！收好枪后，我在军械库的墙角上发现两个摞一起的筐，我拿起上面的筐，发现一个本子，一个黑色硬皮的本子，扉页上写着：支部会议记录。日期是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八年。我拿起本子翻看，后来就坐在那破筐上一直到看完，看完后我出了口大气。人呐！
我想站起来，但坐的时间太久，屋里太冷，我冻僵了，试着站了几次才站起来，我想把本子带走，但是终于没有拿，我把它放回了原处，两个破筐之间。
后来我回到马号，暖和过来，却是仍然回想着那个本子里的记录。我思考了很久，我觉得我有收获，我觉得我好像弄懂了党性与人性的区别，好像是凡事听党的，就是党性，凡事听自己的，就是人性。
此时看到这么多的坦克，心里有点乱，马上招呼他们来看，妈的真的要打仗呀！真的要打仗，原来是这样的呀！是要好多坦克冲在前面啊？那咱们刚下乡那会儿是假的要打呀！那大头领说的今冬明春一定要打仗也是说着玩的呀！眼下是真要打了，可老子是真要走了。
有明白人说：是要打仗，可是不是跟苏联打，是和越南打，这坦克是告诉老毛子老实点儿，敢来劲帮越南，咱这儿有坦克侍候。
有的人说：爱他妈跟谁打跟谁打，老子管不着了，先回北京了，有想找我打的，那就上北京找我去吧。
上火车后，发觉车上人不多，不多好啊！正好歇会儿，此时也吃饱了，火车开了，人人睡了一会儿。有人开腔，说这次一走，咱可就再也不回头了，咱这就是功德圆满，最后一次了。这可真是的，变戏法儿一样，一转眼，返城了，以往在车上的胡思乱想都作废了，我现在就是梦想成真了！
有人搭茬儿说：咱下乡是跟党走，咱返城也是跟党走，可这一来一去的，哪头算对呢？咱这返城不能算犯错误吧？那下乡就是错的！还他妈走到哪儿都说我是自愿下的乡，没人用枪逼我，可这叫什么话啊？前些年我爸爸跳楼自杀了，单位来人跟我妈说我爸是自愿跳楼的，没人用枪逼着他！
有人说：我活这么大，没人用枪逼过我，那我干的事儿就都是我自愿干的，可我他妈总觉得哪件事儿都是不干不成，不干我就得跟你爸爸似的，自愿跳楼！
这会儿有人说：这事儿得问丘子，咱们说都说不清楚，一会儿丘子就过来。
一会儿丘子来了，我看丘子，身高得有两米，人奇瘦，发型很怪，下面的头发都剃掉，剃得挺干净，头顶上头发很长，没有剃，有些披散下来。再看脸相，鹰鼻鹞眼，眼珠了挺大，看人时很空洞，很恐怖。我们的人有认识他的，打招呼，对他很尊重。
他腿长手长，用右手抓住右腿的棉裤，拖着右腿走过来，让人一看，是个又高又瘦的瘸子，他走到一个三人长座前面，有两个知青客气地站起来给他让座儿，他不坐，他对那靠窗坐着的妇女说：你是哪的？那妇人说：沧州的。丘子说：沧州的，认识林冲嘛？那妇人说：不认识。丘子说：那你上那边坐去！那女人不是知青，不是我们的人，不会给他让座儿打招呼，妇人说：我不去。仍然是自己一个人坐着，眼望着窗外。此时听了丘子的话，回头问道：我上哪坐啊？我就在这儿坐，我哪儿都不去！丘子回头对那两个让座儿的人说：带她上那边找个地儿坐去，这不得商量事儿吗？
那哥俩上去就把那妇女拽了起来，那妇女大叫，那哥俩拉着她，指着丘子说：你看看，他是个残废人呢！你知道怎么残废的吗？他是在珍宝岛负的伤，是叫老毛子拿刺刀捅的，骨头都捅断了，现在伤口还没长好呢！要不丘子你让她看看，看看她就信了。丘子不说话，一个劲儿地摆手。那妇女问他老是摆手干吗？问急了丘子才说：不方便，不方便让你看。
那妇女一看事情这样了，就同意换个地方坐，丘子让她跟着那哥俩走，有地方坐，那妇女就跟着那哥俩儿走了。
丘子等他们走了，就在那座位上歪下来，长出了一口大气骂道：这俩孙子，每回我想弄个座都他妈讲这个故事，好像我多坏似的，老提珍宝岛负的伤，这冒充伤员犯罪，明儿他妈有人追查下来，可不能赖我，都是他们俩编的故事。我哪有那么坏啊？还说是刺刀捅的，那老毛子的冲锋枪哒哒哒哒的，他非用剌刀捅我干吗？
那哥俩回来时听到了，说他妈谁叫你老装瘸骗座来了，还尽找女的骗座儿，就欠让你丫地跟那娘们儿挤着坐。丘子一听，把瘸腿一揪放在座儿上，嘴里说：你们俩站着吧。
哥俩说这一帮弟兄想问你事呢！你好好听听，于是有人讲了如何理解下乡和返城的事儿，问丘子哪个是对的？丘子说当然下乡是对的，自愿报名，敲锣打鼓的。一气儿就下乡了。那人问：那返城呢，是错的吗？
丘子说：是对的，没有错的！都是对的。下乡是跟党走，返城也是跟党走。
那人讲怎么返城就不敲锣打鼓啊？都偷偷摸摸的，不像是对的。也没文件，也没仪式，别哪天领导后悔了，再把咱们抓回来！
丘子说：那倒不会了，给你抓回来，你还干活儿吗？不干活儿能枪毙吗？所以说返城也是对的。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才能保证都是对的！要是下文件返城，那就得先否定下乡，要是那样搞返城，那得有多少找他们要赔偿啊？再说了，谁敢说毛主席错了！
有人说还是听着糊涂，到底这一反一正哪个是对啊？
丘子说：知青就一件事儿是对的，那就是返城！返城是知青唯一的荣耀，没有返城就没有知青，再一个，别他妈办点儿事儿就问谁是错的，下乡返城能有认错的吗？有错能认吗？认了错还能一贯正确吗？傻逼呀你？记住了，以后办事儿学着点儿，错都是别人错，自己没错，自己错了也不能承认，永远都不能承认！记住了这着儿，以后有大用。
丘子说完了，眼光沉下来，望着前方，目光深邃得像是列宁，可惜的是头发还像只鹳鸟。
到了天津，天显得暖和，我脱下棉裤，换上了毛裤，就这样到了北京。他们急着要回去，我和他们分了手，我到了西四一个地方，这地方是个洗澡堂子，天很早，我第一个进去，里面气腾腾的，好几个清亮见底的池子，放满了热水，我用手试着温度，找了个合适的浸在里面，人泡在热水中利于遐想，我又在遐想了。
这时进来两个老头子，反正就是老人，多大岁数我也说不清。二人进来，赤条条的精瘦。他们对这里很熟悉，直奔一个池子，一头一个地走下水去，那是最热的池子，我刚才试时吓了一跳，可以用来杀猪的温度。这二人站在水中倒还安静，二人对视一眼后，刚始沉入水中，同时口中高唱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先是吃惊洗澡唱歌，后是觉得这歌和他妈洗澡有什么关系啊？心里好笑，那就多看会儿。
两人唱了几遍，就从水中站起来，一身血红如大虾，看得我吃惊，这时一个老头爬出池子，走到进门处的一侧，那墙上有块二尺见方的胶皮，上面是一些猪奶头大小的疙瘩，我认识这东西，这叫擦背器，用来擦后背的，文革以前洗澡堂子有擦背工人，专管搓背，文革时取消了，说是人剝削人，但是后背还在啊！后背还是后背啊！于是有人就发明了这擦背器，一般新的都是乳黄色的，就如医生听诊器上的皮管子颜色，可是擦了这么多年，那擦背器就变成了暗黑色，钉在墙上，满是疙瘩，看了吓人。
这老头走到墙边上看了看，又用池边上的小塑料盆舀了盆水冲了一下，然后用后背倚住擦背器，身子稍向下蹲，口中就又唱起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歌曲来，随着歌曲的节奏，他摇动着他的后背在那擦背器的一排排猪奶头上擦起背来，再看他那叉开的两腿之间，屌儿郎当。
我看得神往，我觉得返城是对的！这北京别的不说，他妈好玩。
（完）
尾语
当我们下乡的时候，我们是响应了领袖的号召，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但是毛主席离开我们之后，我们还是在乡下，而后来大返城就开始了。没有人否定过上山下乡，也没有人肯定过返城。但是，返城就这样开始了，人们放下了他们正在干的事情和想要干的事情，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返城之路，他们就这样各自走了。
只要他们的返城手续办成了，他们会起身就走，放下了刚刚要吃的热饭热菜，放开了怀中的恋人，他们与新婚的爱人离婚，甚至有人舍弃了刚刚娩出的儿女——
他们就这样毅然决然地返城了！
我当时也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想的。但我不解又不解，为什么这是我的亲身所历？
多年以后，看到一个动画片，是讲大洪水到来之前，上帝吹响了号角。招呼所有的动物登上挪亚方舟，听到号角之后，听到上帝的召唤之后，所有的动物，统统放下了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放弃自己正常的生活，按照上帝的旨意排队走上船去。
这像极了我们的返城，从此我便相信那返城是因为我们听到了上帝的号角，遵从了上帝的旨意而产生的。
那时，我们听到了上帝的号角，听到了上帝的召唤，上帝说大洪水就要来了，有要返城的人请上船。
于是，我们就放下了一切，登上了挪亚方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