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当年的上海知青，如今，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每当想起在2连时的一些往事，总是心情激动，难以平复。
我从小就喜欢体育，下乡前参加上海中学生运动会，曾经拿过名次，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下乡后我依然如故，坚持运动和锻炼。
1972年3月，江南已是阳春三月，北大荒仍是春寒料峭。一天下班后，我没有做防寒保暖准备，就和往常一样外出跑步，从连队水井房，沿着马号前的公路，向东面金龙崗五连的方向跑去。才离开连队五六分钟，前面快跑到果树林时，我突然感觉不好，两只耳朵吱啦一下刺痛起来，大概是冻僵了。我立刻掉头跑回宿舍，进门遇上童柏晋、刘长宝和几位北京战友。我忙告诉童柏晋，自己耳朵冻僵了，很疼。童柏晋转身对大家说，小陶耳朵冻僵了，要用雪擦才能缓过来。话音刚落，北京战友赵广荣拿脸盆铲了一盆雪进来，童柏晋抓起雪，在耳朵上连擦带揉，十几分钟后，我那冻僵的耳朵慢慢有了知觉。耳朵好歹缓过来了，总算没冻伤，可缓过来的耳朵比冻僵时还要疼，像针刺不断。
48年过了，这场景一直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每当想起，心里总是暖暖的，滿滿的战友之情终生难忘。
我这人性格内向，有些孤僻，挺傲的，招人嫌，遇事喜欢抬杠，打赌，好比比高低，无论打球、下棋、摔跤都是这样。还和赵景明一起与北京青年打过架。那时，我年轻，人火气大，点火就着，现在想想都好笑。
刚下乡，我干农工活，地里铲地休息时，我和老乡戈耀明摔跤。他人敦实，脑袋大，大家戏称他“大头”。虽然他身体壮，块头大，但功夫不到家，被我摔倒了，他整个身子压在了我的腿上，腿伤了，整整半年里，我都不得劲。我打篮球，腿没劲，投篮跳不起来。我跳绳，跳双摇最擅长，轻松就可以跳六七十个，伤了腿后，跳几个都难。我曾在连里的场院上和八个北京青年摔跤，记得有陈玉杰，输赢不论，车轮大战中，我的体力明显不够用了，摔倒第六个人，我就累趴下了。
夏天一个午后，天气挺热的，大家在宿舍里，记不得是聊到哪里，我接过话来吹牛说，本人五分钟可以吃下一斤鸡蛋糕。大头不信，我拍着胸脯对他说，咱俩打个赌，你输了，给我买条香烟吃，我输了给你买两斤奶油糖。
那天是休息日，全屋子的人都在看热闹，南北大炕上坐满了人，对门房间的人也挤过来看。鸡蛋糕买回来了，大概十四五块，当时真觉得戈耀明输定了。那时候没油水，大家都能吃，一顿饭下去，女生二三个馒头，六个七个肉包子都吃得下去，就别提男生了，这十几块鸡蛋糕算得了什么。戈耀明定了个条件，吃蛋糕不许喝水，我根本没当回事，立即应战了。还想不到，就是这条，竟然把我治了。最初的几块，半分钟都用不了，速度之快，自己也感到意外，毕竟没这么吃过东西，心里很是得意。瞧着大头心想：怎么样，你输定了吧。大头坐在炕沿上，十分淡定地看着我，大家都在笑议，他却不说话，脸上挂着一丝熟悉的憨憨的微笑。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两分钟不到，一半的蛋糕进了肚子，大家都显得有些惊诧，我确实吃的不慢。后面的速度逐渐慢了下来，问题就出在不许喝水上。蛋糕虽不硬，几块下去，唾液没了，口腔干涩，再加上没有水，下咽十分困难。困难的僵局终于出现了，最初十来秒一块，这会儿不行了，半分钟也咽不下一块。这时，急得我在屋里蹦了起来，一边蹦一边拍着胸，狠劲地往下咽，真体会到了抗美援朝上甘岭坑道里，没有水吃压缩饼干那苦痛的感觉。结果可想而知，三块蛋糕剩下了。
我喜欢技巧运动，在学校的时候就不错，什么手翻，空翻的，都很熟练没问题。时常在朋友面前露一手，1970年入冬前的一天，我和潘海迅在屋子里聊天，我穿着蓝色的运动服，站在火炕口的小炕炉子上说，我可以站在这里完成后空翻。小炕炉高出地面20来公分，房子的屋顶也不高，站在上面，原地起跳完成动作有难度，而我的直觉告诉我没问题。潘海迅看着我没说话，我做些准备动作，像跳水一样，脚踩着小炕炉的边，神情若定，集中注意，气沉丹田，猛地起跳，身体在空中画了个圆，由于高度不够，落下接地时，头几乎顶到了炕炉，嘴碰到了地面，嘴皮擦破了。第二天，我的嘴唇肿了起来，实在没法看，外出只好戴上口罩遮丑。
1969年，北京青年来了，同样都是十五六七岁的孩子，为了活跃文化生活，连里在大食堂前面，专门建了一个篮球场，木工班专为大家打了一张乒乓球台，又做了一副篮球架子，乒乓球台就放在大食堂里。下班后，休息日，大食堂是我最想去的地方。李晨在学校是乒乓球队的，有基本功，球打得好，我们经常一起切磋。乒乓球台两侧，我俩一攻一防，挺像那么回事。我的球技不如他，胜少负多。我这人的脾气是输不起，输了就想捞回来，非赢一盘才罢手。
下乡头两年，连里边文化生活挺丰富，我也是积极分子。1970年冬，为了迎接元旦，团支部排演节目，演出《智取威虎山》片段，我出演杨子荣。我是南方人，普通话发音不准确，唱腔中字音咬不准，做不到字正腔圆。张玉清是本地青年，东北口音中，zi，ci，si，zhi，chi，shi不分，说台词说到“有吃有穿”时，到他嘴里就成了“有ci，有cuan”，现场就哄堂大笑。我的毛病和他类似，就为这，吴晓崚和魏曼华不厌其烦地帮我纠正发音，免得像张玉清一样被笑话，影响演出效果。那段时间我非常投入，无论工作休息是唱不离口，哪怕是躺在拖拉机油底下面修车，我也要来上几句“朔风吹，林涛吼“。
1970年冬季，全连在三池边到医院后面这段集中修干渠，号称是三级提水工程，我这人爱出个头，干活卖力气，表现得不错，可是体力消耗太大，一个月的粮食定量不够吃的，机务排的车友们季淑林、贾国荣雪中送炭，送给我一些粮票饭票，没她们的帮助，饿肚子的日子真不好过。
我清楚地记得，干渠修了38天，我一天能吃3斤多粮食。我记录了三天的食量，第一天3斤，第二天4斤，第三天38斤。那个时代都缺油少肉，干重体力活，全靠粮食顶着。
农工干活的时间不长，我就进了机务排，开上了拖拉机。东北有句嗑“北大荒好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这话一点不假。5团是1946年东北解放后就建立的农场，到我们下乡，建场已经二十多年了，地也开得差不多了，按说这狼不会多了，可兵团这些年还真遇到不少。
一次，我和张小玲在良种站东边的地里，驾驶拖拉机秋翻地。这是一茬土豆地。我们夜班出车，我开车，她扶五铧犁。为了安全，掌握作业情况，我经常回头，从驾驶楼得后窗户观察。秋天风干物燥，翻地时扬起的土很大，拖拉机卷起的尘土中，我突然发现张小玲身后跟着一只狼，距离也就二三十米，我心里不由地紧张起来，狼不远不近地跟着，但头总是低着，不像是攻击人的样子。我脑子一转，狼肯定是在寻找翻出的田鼠，先别惊动张小玲，省得吓着她。不久，狼不见了踪影。早晨下了班，我和张小玲说起这事，她一脸茫然一点都不知晓。
1978年下半年，知青大返城开始了，连里战友们陆续离开连队，一个个熟悉的身影不见了，我似乎不着急，爱人催我，我有一种到时就该回去了的感觉。为这事，秦尧起找到我说，你要抓紧，并给了我两条香山香烟和糖果，介绍我去找军务股的一位朋友。军务股的朋友拒收我带来的东西，说大家都是知青，应该的。最终以我这条伤过的腿为名，开出证明，病退回到上海。
（作者：陶善杰，男，1949年3月出生，上海九江中学19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9月13日来到2连，机务排拖拉机手。1979年3月病退回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