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止中苏边境冲突引发的全面战争，位于边境的黑龙江兵团各团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军事训练。兵团战士在农忙时，以生产为主，农闲时，按照正规军事条例进行武装训练，包括站岗放哨，队列出操，紧急集合等，以及练习匍匐前进、射击、刺杀格斗等步兵基本动作。
连长赵廷卿和指导员徐凤林都是行伍出身，如何进行训练，他们再熟悉不过了。为了训练，团里给连队配发了少量的枪支，这些枪都是抗美援朝时期使用的苏制53式步骑枪和50式冲锋枪。
1969年进入冬季后，一年的农活基本忙完了，这时间正是军事训练的好时候。每天早上6点出操，面对室外零下40度的天气，着实让十五六七岁的孩子们不情愿地从暖融融的被窝里爬出来。
负责我们训练的是连队保卫委员，仓库保管员赵希度。老赵，40来岁，一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兵、老党员。他身材不算高，瘦长脸，尖下巴，直腰板，浓眉大眼，尽显军人气质。
“队列行进”这些基本常识在学校时都练过。俗话说：有谁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而匍匐前进就不一样了，匍匐前进有高姿前进和低姿前进两种。高姿不必多说了，正卧双手托枪，两个胳膊肘当前腿，交替前行，屁股撅得高高的，随着双腿蹬踹，一左一右扭动着；而低姿则是侧卧，两腿交错，一个胳膊肘反复前行支撑。这些看似简单，却是身体协调要求极高的实战性步兵动作。
每每想起这些往事，老赵头那潇洒动如脱兔般的动作，就浮现在眼前。老赵以自身的匍匐动作，反复给我们讲解动作要领。老赵动作标准，速度快，他在雪中起伏的身姿，犹如草原猎豹，给人美的享受。
“枪上肩”，一个极为平常的持枪动作，这还用练吗？可我着实练了好一阵。由持枪动作变为肩枪动作，左手水平伸直，手握住枪身；右手将枪带拉到胸前，拉平，拇指抵住枪带；上肩时，腰腹发力，拇指辅之控制方向，枪会以拇指为轴迅速地画出一条美丽的弧线，从胸前自然地落在肩膀上。这样的动作才快，利索，有精气神。否则就是松松垮垮，吊儿郎当，活像个土匪。
刺杀动作中，防左防右刺，突刺，枪托击打等等动作是训练的重点。
站岗放哨完全按照条例，双岗两小时一班。农业连队白天工作，晚上站岗。站岗的主要位置是连部和宿舍要点。
刚下乡，知青们年龄小、胆子或大或小不好说，但好奇心各个都不小。按照规定哨兵不能离岗，可是站腻了，人就想溜达，场院、仓库、马号、水井到处乱转。一些人为了减少恐惧感，愿意在月光下，路中间行走。而寡言少语，黑不溜秋，一脸无所谓样子的“疙瘩”同志，李小妮与众不同，他这人属黄花鱼的，专门溜边走。屋檐下，黑暗中，是他的最爱。他的道理是，只有在黑暗中才能有效地隐蔽自己，清楚地观察四周敌情，乍听起来确实有道理。
下乡后的第一年中，半夜紧急集合是家常便饭。影响集合速度快慢，是打背包的熟练程度。在黑灯瞎火里以最快的动作，穿好衣服，完成打背包的“三横两竖”真不是容易的事。我住在二层铺上，头都直不起来，不要说快，能捆好不散就不错了。好在紧急集合中不搞夜间奔袭之类的，背包散不散，只有自己知道。
记忆最深刻的是1969年国庆节的紧急集合。国庆节知青们都休息，食堂注定改善伙食，缺油少肉、胃口极好的兄弟们就等着中午这一餐。一碗碗红烧肉从食堂的窗口递了出来，袭来的香气，忍不住的诱惑，大家的急切心情可想而知。
我左手端着一碗肉，右手攥着两馒头，快步来到二层铺，刚到铺位旁，伸手把肉和馒头放了上去，人再爬了上来时，拿起筷子夹起一块肉放到嘴里的档口，司号员杜蒲的紧急集合号响了起来。俗话说：新兵怕号。人还未愣过神，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枪弹声就响成了一片。虽然知道是演习，但巨大的声响，仍让我不得不冒出些措手不及的莅临战争感觉。
我扔下饭碗，随大家快速跑出宿舍，跑向了连队东边的果树地，喘着大口气，蹲在事前挖好的战壕里，进行了防空演习。
事后才知道，为了渲染战争气氛，连里专门把TNT炸药埋在了宿舍外墙的下面，再加上那几把枪响，愣是把一顿好饭给搅了。演习结束回到宿舍，铺上的红绕肉已是冰凉。
未经世事，又有过一些文革经历见识的半大孩子，很快就适应了“战争”环境。
1969年3月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后，苏联在新疆实施了报复，中方一支几十人巡逻队在苏方事前有准备的情况下，交战中全部牺牲。随着中苏边境冲突的进一步加剧，1970年春天，团里举办军事训练班，连里派二排长王秀兰和我代表二连参加了为时7天的学习。
报到后，男战士被安排住在新盖的团部浴池，与我同住的是五连的北京知青孙鹏。
这次军事训练班的主要内容是学习射击、爆破、步兵班进攻和防守战术，学习如何进行“三打三防”，即打飞机、打坦克、打空降，防原子、防化学、防生化物。
学习效果的验收自然是射击和爆破。
射击验收是每人3发子弹，卧姿射击，距离100米胸靶，使用的是苏制7.62毫米53式步骑抢。这些二战时期的苏制步枪，口径粗，弹药装填多，后坐力大。射击时五人一组，王秀兰与我同为一组，在我的左侧。
按照动作要求，卧倒拉开枪栓验枪，验枪后分发带弹夹的子弹，子弹上膛后，听口令，瞄准射击。正在子弹上膛时，一声枪响，吓我一跳。团作训股参谋急了，怎么搞的，声嘶力竭的吼叫，让人感到恐惧。
原来，王秀兰上子弹的时候太紧张，手始终扣着枪机，当子弹从弹夹中压进弹仓，抽调弹夹，推上枪栓，枪自然就击发了。我侧目看过去，梳着长辫子胖乎乎脸的王秀兰，此时憋得满脸通红，不知所措。
爆破验收是在三池子边，农场的坟地里进行的。墓地里的坟头成为爆破标的物—“碉堡”，爆破演练三人一组，一名爆破手，另外二人实施火力掩护。我是爆破手，炸药包是我们自己用TNT炸药做的，演练时按口令装上雷管，带上火柴，进入出发阵地。演练时，按照步兵班进攻战术要求，我们组呈前三角队形，利用地形地物，逐步接近敌人的“碉堡”，最后50米，在小组其他二人的火力掩护下，我借用土包、沟坑隐蔽接近敌“碉堡”，采取翻滚、匍匐前进的战术动作躲避敌人火力。抵近后，我将炸药包贴住“碉堡”，用火柴皮擦燃火柴头点燃了导火索，迅速滚离“碉堡”至安全距离，卧倒隐蔽。
不幸的是，在这次验收演练中，有一个爆破组误把五大连池建场时期老场长坟当了“碉堡”，愣是把水泥砌的坟茔给炸坏了。老场长的家属不干了，训练班也为此挨了团里的通报批评。
时隔十几年后，我才了解到，当时苏联在中苏边境部署了50个满员师，陈兵百万。其中一半的兵力分布在黑龙江正面。一个当年参加过满洲里方向侦听的朋友告诉我，满洲里与苏联陆路相连，趴在我方境内的山坡上，从望远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苏军的坦克装甲车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大战一触即发，绝不是危言耸听。
根据他的说法，沈阳军区驻防黑龙江省的只有23军和省军区的六个独立师，再有就是号称有150万人之多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中央军委的要求是，首先，战争爆发后的15天之内，一线部队要不惜代价坚守齐齐哈尔、绥化、佳木斯、牡丹江防线，为身处大城市的工厂搬迁、党政机关转移、人口疏散、炸毁大庆油田争取必要的时间。其次是，地处吉林省合江地区的沈阳军区主力部队调往前线也需要准备和时间。
如果战争真的全面爆发，兵团的任务就是协助部队、阻击延缓敌人的进攻速度，争取时间。随着战事的发展，兵团将会化整为零扮演敌后游击队的角色。
1973年夏我调到六师参加三江平原开荒，从六师师部到抚远的二抚公路两旁，经常可以看到战时为封锁公路修筑的地堡和碉堡。
1989年，中苏关系缓和后，苏联来访人员谈到当年的冲突，仍不解地垂询：当年，我们没有类似你们兵团这样的准军事部队组织，除了正规部队就是民兵。而你们的兵团，说是部队，主要在种地；说是民兵，你们手里又有枪有炮，属于部队建制，由现役军人指挥。我们没别的办法，只能以正规部队相对应。
这种局面，在客观上削弱了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组织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的军事对抗，苏联陷入战略上两面作战的窘境。
这就是我经历的一场发生又未真正发生的战争。
（作者：潘海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