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66届高中应届毕业生，至今咱连许多战友都不知，当年我为什么和69届初中毕业的同学一起下乡原因。1966年春夏之交，我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紧张地复习功课，迎接人生最重要的大学入学考试。6月间，影响一代人人生走向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学校全面停课，大学不再招生，我想上大学，进而成为白衣天使的梦成了泡影。
1968年春节后，北京市中小学全面复课，用那时的话叫“复课闹革命”。积压了几届的初、高中学生开始陆续分配工作。当兵、进工厂是年轻学生的向往。父母患有重病，妹妹去山西插队，按照情况，我应属于照顾分配的一类。下乡前，我遇到两次留在北京工作的机会，但这些工作与自己的想法相距太远，就放弃了。
1969年，二十出头的我，看到同学们先后走上了工作岗位，而自己无业可就，还在家里吃闲饭，心里真不是滋味。几个月过去了，眼瞅着离开学校的学生，一拨比一拨岁数小，我的心里别提多着急了。这时传来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到学校招人的消息。我急忙从家里赶到学校，看到招“兵”人都是身着军装的现役军人。一打听，得知兵团是部队体制，挣工资，还要发军装。通过动员，了解到北大荒生活很艰苦，肩负着“屯垦戍边，反帝反修，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重任。听完了五团黄股长的介绍，我心中热血沸腾，能够成为一名兵团战土该是多光荣和自豪啊。
回到家中，我和父母软磨硬泡，好说歹说，他们终于同意我去报名。1969年8月10日早上出发时，才知道与我同行的是一百多个69届初中毕业的学弟学妹们。
来到一师五团二连不久，我就进了炊事班工作。当时炊事班一共七个人，就数李晨、潘海迅最小，别看俩小伙只有十五六岁，干起活来真是没的说。印象最深的是他俩挑水，每人前面两个桶，后面两个桶，四桶水怎么也是一百多斤，水真够沉的，可他俩挑起来，似乎是在跑，不多时，食堂两大缸就全滿了。那会儿他们是多单纯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要是压得长不了个咋办，娶媳妇都麻烦。幸亏他们争气，后来个子都不矮，轮到我和王亚娟挑水时可就费劲了。
冬天到了，水井旁结满了厚厚的冰，像座小山。我小心翼翼好不容易挑着水桶走上去，一不留神，脚下一滑，连人带桶一起滾了下来。我爬起来看看周围，还好没人看见，不然窘况示人，真有些丢人。我捡起了水桶，重新走上井台。经常挑水的人都知道，水桶太轻，到了水井里，下到水面就不好打水。轻的水桶常常是浮在水面上，必须用手晃悠辘轳上的大绳，桶来回翻腾，桶口朝下了，水桶才能进水。我最怕的就是脚下踩着冰山，宁可把桶摇上来，再放下去，也不愿意用手摇晃绳子，这是很危险的事。
几天后，不知哪位好心人，在辘轳上換了一只胶皮钉的水桶，这水桶又大又沉。水桶一下去就沉入水中，立刻灌滿了水。这倒好，不用担心桶进不了水，可是胶皮桶加上水太重了，摇上来很费劲儿。我常常是用两只手费劲地摇着辘轳把，恨不得使出全身的劲儿，才能把胶皮水桶摇到井口。那天，我把胶皮水桶摇到井口，一只手扶着辘轳的摇把，另一只手去提胶皮水桶，谁想到，因为我的力气太小了，重心一偏，扶摇把的手稍稍一松，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手松的瞬间，没等我人反应过来，耳边就响起震耳欲聋令人恐怖的声音，很像拖拉机发动机“飞车”时发出的声音。我只看见黑乎乎的辘轳飞一样的旋转，随一声扑通的声音，我知道打满水的水桶掉到井里去了。我定了定神，眼前的场景让我呆了，辘轳歪在一边，架子上面的横梁都打飞了，此时此刻我真的傻了，不知道刚才发生过什么。不知所措惊魂未定的我呆呆地站在井边。连里的一位老职工路过这里，目睹了这一切。他安慰我说，“你真是幸运，好在辘轳飞出去时，辘轳摇把没有打到你的脑袋，打上了人可就完了，咱们连以前出过这样的事。”当时我还是有些后怕，如果我光荣了，以后的一切都没了，我这人民教师也当不成了。
1971年春节后，我来到了科研排工作。在科研排的工作中，领导叫咱干啥就干啥。进科研排不久，洪颖带我们去齐齐哈尔、黑河、佳木斯等地引蔬菜种。在佳木斯农科所，我们趁人不注意，心安理得地顺手拿了人家两个大柿子椒。老话说，秀才偷书不算偷嘛。我还参加过大豆化肥的实验。记得那年大豆苗刚长出来，就被一次大冰雹全砸死了，大豆试险失败。后来又去做玉米螟虫监测，结果放在地里的盆被人偷走，试验无果。
佳木斯是兵团司令部所在地，我们惦记着调到《兵团战士报》做美工编辑的二连上海战友、女排排长王红。我们几个人登门拜访，叙离别难，一顿家长里短，一时好不热闹。
黑河是边境地区，到那里引种，必须办边防证。我们的汽车走到半路遇到边防检查站，每个人都要出示证件放行。我们车上有个人没证，他从车窗跳出逃跑，被边防检查站的人扭打倒在地。到了黑河，我们站在黑龙江的江边上驻足眺望，对面苏联布拉什维斯申科市（海兰泡）的房子。江面冰封雪寒，对岸城市房屋上的渺渺青烟，平静安宁，看不出战争的痕迹。只有看到双方边防哨所武装巡逻的战士，从远处江面上走过，才感到战争离我们如此之近。走在黑河的大街上，到处可以见到中俄混血儿“二毛子”，他们一副老毛子长相，滿口可都是咱们东北话，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在北京时，学校每年都要组织学生到下乡劳动，种水稻收水稻。我常患病，体质差，老师就让我留下，到校图书館帮忙。有两次我坚持下乡劳动，只是做后勤，在家用大铁锅给大家烧水。我那会儿太缺乏锻练，到了兵团后干什么都显得力不从心。
夏锄时，不管我怎么使劲，还是名落孙山。一天铲地时，远处传来哭声，大概是扫墓的。本来我就够慢的，听到这凄凄惨惨的瘆人的哭声，我就腿软，速度更別提了。我的身体不好，就是不休息，我也赶不上大家，到头来总是被人接，非常的狼狈尴尬。
有一次我自己背着桶，去试验田打农药，由于不懂顺风操作，我被呛得头晕恶心，浑身起了许多大块紫斑。我农药过敏，就多喝水，过了几天紫斑逐渐散开，人也没事了。
初到科研排，工作刚上手，业务还不太熟悉。一天，张连汉副连长把我叫到一边，交给我一个任务，派我到师部送份材料。接到任务，我挺高兴的，心想这是个美差，能去师部看看也不错，权当一次旅游。我从张副连长手中接过材料，回宿舍简单收了一下，背着军挎包高兴地出发了。
我到了北安，已是下午五、六点了。心想，赶到赵光不知何时才能吃上晚饭，我就在车站买了两个麻花。火车进站了，我挤了上去。车厢里人们肩扛手提，大包小包，行李上下，显得非常拥挤。我手捂着挎包里的文件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生怕文件丟了。北安到赵光并不远，慢吞吞的火车晃到赵光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我走出火车站，外面冰天雪地，昏暗的路灯在风中摇晃着，灯下行人寥寥无几，行色匆匆。师部在何方，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我到哪去找呢？这时我心里有些紧张，不知是不是害怕了。怎么办？为了安全，我不如干脆在火车站蹲一宿，明日天亮了再说。主意有了，人似乎踏实了许多，这时我感到肚子咕咕叫，人有些饿了，手下意识地伸进挎包里，想把俩麻花拿出来吃了，没想到麻花在火车上挤来挤去时，早己被碾成了粉末。此时车站周围的小卖店都打烊了，无奈的我只好把这些粉末装进胃里，算是了事。
东北夜里的小火车站真冷，上下火车的人也很少，我回到车站候车室，找了个角落坐下来。为了不引人注意，我把羊皮帽子戴了个严实，军大衣穿好，立起大衣领子，从外表基本看不出我是个女生。这一夜我心中忐忑不安，睁着双眼，没有一点困意。身上冷了，腿坐麻了，我就起来蹦蹦。天终于见亮了，我走出车站，来到一家小饭館，买了一碗热汤，热汤下去，浑身暖和了。离开饭馆后，几经周转，我总算找到了师部。任务顺利完成了，我返回连队，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自己独立完成任务。
197l年12月，我去哈尔滨参加了一个黑龙江省的植物保护培训班，全兵团六个师共去七人，每师去一人，外加兵团农业处的一名参谋。培训班为期近一月，培训主要是农业种植中化肥农药的作用，如何正确使用化肥农药等内容。培训采取专家讲课和实践中做得好的县介绍经验相结合的方法。学习中有讨论，有实地参观。结束前，我们赶上过新年，培训班搞了个新年晚会，我们七人代表兵团表演了节目。
1972年初，我和从布苏里国防施工回来的几位哈尔滨的老高三知青一起调到团直属学校工作。那时团学校师资匮乏，教学设备老旧落后。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社会上，单位里，人们只重视出身，五团有那么多高学历的人放着不用，让这些人下大田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却让好几位69届的初中生当老师，还是教初中班级，其实他们只有小学文化水平，至今我都不知他们的书是怎么教的。
一次，小学的老师有事，校领导让我到三年级去代两节课。走进教室，也许是我喜欢孩子缘故，我看到那一张张稚嫩的娃娃脸，真的特别可爱。她们望着我，眼睛里流露出那种渴求知识的目光，使我兴奋不已。我一边写着板书，一边讲着。突然，咕咚一声响，紧接着就是孩子们的吵吵声。我回头一看，不知是谁没坐好，几个人坐的，用原木支撑的木板翻了，孩子们都坐到地上。学校的课桌椅配备不足，学生常常自己带着凳子来上课。也有人说是因为学校操场经常放电影，每放一次电影，教室里的椅子就丢几把。仅此一事，就可以看出团里的学校办学条件，比我的母校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在团直属学校有位上海女知青教师，她乐观，直爽，她和同事学生们的关系都挺好。有一次，上课时一个孩子捣乱，怎么说服也无效时，为使教学顺利进行，保证其他孩子听课，她非常生气地把这孩子拽出教室，结果没想到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当天下午，一个现役军人就带这孩子找到教务处，当着校领导、孩子的面，把这位老师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气得老师回到办公室大哭一场，说什么也不想干了。原来这位军人是团里的一位领导，那孩子是他儿子。我从小就知道“师道尊严”，学生在学校要尊敬老师，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向老师学知识。没想到这位领导是这样。我们办公室里的老师们一起找校领导提意見，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否则教师们都无法干了。
有一次，我的脚面被锅炉的热水烫伤了，因没及时处理，创伤处感染了。当时疼得我龇牙咧嘴。我躺在炕上，腿疼得不敢碰任何东西，心想这回可麻烦了。那时我和放羊班的贾晓缇、高淑莉、原维平同住一个宿舍。她们手里有兽药，贾晓缇拿来给羊抹的紫药水，让我试试看。真没想到这瓶紫药水救了驾，抹上药后，皮肤感染的小腿上创伤口慢慢干了，结了痂。
在家时，感冒发烧有家人照顾，根本不算个事。可到了兵团，求助何人哪？有一次发烧，我卧床不起。同宿舍的室友帮我打饭打水，服侍我。于秀云下工回来，从怀里掏出根黄瓜，笑眯眯地说，“给你吃吧！”说真的，几十年我吃的黄瓜多了，只有那根最清脆，最香甜。
不知什么时候起，我有眩晕的毛病。后来知道这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症状。在连里，魏曼华会针灸，我出了状况，她就给我扎针。针灸后我睡觉好了，眩晕自然也就缓解了。
1973年暑假过后，我患了感冒，咳嗽不断，一直不见好。我以此为由，向学校提出要求调回二连。学校雷主任到连队来看我，希望我病好后，还是回学校继续教课。我的态度十分坚决，他见我去意已定，没过多久，学校就同意我回二连工作。回到连里，我继续在科研排工作。孙柱庭副连长见到我，说了句至今难忘的话。他好像有什么预感似地说:“你是留不住的人，还回来干嘛？”
年末的一天，魏曼华从团里开会回来，高兴地告诉我，“北京来招老师了。团里決定把名额给只有一个北京高中生的连队。咱们连只有你，你就等着吧。”几天后，团里就通知我去师部体检。团里一共三人参加体检。其他二人是汽车连王平季，北京市第三中学67届高中生；团直学校曹乃荣，北京医学院附属中学68届高中生。
师部医院负责体检的医生们，知道我们是为北京招收老师体检而来，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早该全回去！”体检后，北京来招收的人表示，他们三个人全要。团直属学校因缺师资，说什么也不放曹乃荣。她母亲听说了心急如火，拖着刚刚做完手术的身体赶到了团里。人到了团就住进了医院，学校见此状况，只得同意放曹乃荣。我暗自庆幸，如果几月前我不从学校调回连队工作，我和曹乃荣也许谁都没机会了。
离开二连的前一天，季淑林赶着马车帮我把行李送到学校。第二天，我们三人登上了回京的火车。车到哈尔滨时，王平季说要看个朋友，提前下车了。
回京后我了解到，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山运动造成了北京市中学师资的严重不足。1972年，北京市凡是没有上山下乡的老高三的毕业生，全都分配到中学当老师了。十八年后我从宣武区调到海淀区的123中学工作。上班第一天，我就遇到了一师五团汽车连回京的哈尔滨知青李英华。她听说我是五团招老师回来的，就问我是否认识王平季，她说王平季是她爱人。世上的事怎么这么巧，我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当年王平季在哈尔滨下车，就是去看她。第二天，王平季来学校看我。几年后他也调到123中学，我们由过去的战友，变成了如今的同事。
兵团的生活工作非常艰苦，和大家相比，我吃的苦受的累真是微不足道。我庆幸自己生活在二连这么个温暖的集体中，在二连的那几年我得到了连领导，老职工和所有知青战友的关心、帮助和照顾。在苦难中，是浓浓的战友情给了我支持，鼓励我能够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毫不畏惧地坚持下来。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感谢你们，我的战友。你们的关爱，我会铭记在心，终生不忘！
（作者：林萍，女，1946年10月出生，北京第67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8月12日来到2连，连炊事班炊事员，连农业试验站大豆组试验员，1972年1月调团部中学任教，1973年8月回到2连，1974年1月北京市招北京下乡的高中毕业生，回到北京当中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