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塔斯提战斗
1969 年6月10 日，苏军悍然在新疆塔城塔斯提前哨挑起事端，排长李永强果断指挥，英勇自卫还击，打退了苏军侵略者。在中苏边防对峙局势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塔斯提战斗突然发生并引发争议。当时在中苏边防的塔斯提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从当年塔城军分区《关于塔斯提自卫还击战斗情况的通报》和此次事件的参加者、决策者和指挥者李永强在回忆录《西部奇丽》中的记述来还原塔斯提战斗。
在塔城军分区《关于塔斯提自卫还击战斗情况的通报》（69）司训字第8 号、政字第70 号文件中，关于战斗经过描述得非常详细：
21时40分，李永强等赶到现场……相持了20多分钟，入侵苏军便发射信号弹3发，并鸣枪威胁。随即，由苏修边防站出来的10名骑兵同苏修西哨所的20多名步兵，一起向我冲来，企图包围我小分队。排长李永强即下令后撤抢占五、六十米处稍高的有利地形，并派一名新战士回哨所报告。与此同时，教导员魏道平由哨所派出3名战士乘马前往增援；兵团牧一队20人也持圆锹、木棒主动前往支援。入侵苏军乘我后撤时，首先向我开枪射击，并将牧工张成山强行架走。接着，苏修西哨所也以火力封锁我哨所和道路，拦击我兵团牧一队，打死我女牧工孙龙珍
……
这份通报发至塔城军分区所属单位，属于内部涉密资料。
以下为李永强回忆录《西部奇丽》第一章“生死搏击”第9 节“共和国大事”和第10 节“巴尔鲁克山西部之战”（53 — 74 页）原文转载：
9、共和国大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事记中》，均载有一件事，就是1969 年6月10 日，原苏联政府指示其军队侵入中国新疆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6月11日照会苏联驻华大使，照会全文如下：
苏联驻华大使馆：
6月10日晚9时30分，苏联军队数十名，侵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对正在该地区放牧的三名中国牧民进行猖狂挑衅，并绑架一名中国牧民。当晚9时40分，中国边防人员前往交涉，苏联军队蛮不讲理，竟首先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中国女牧民一名。我边防人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这是苏联政府一手制造的一次新的流血事件。随后苏联军队又出动大批坦克、装甲车，侵入中国境内，企图挑起更大武装冲突，事态还在发展中。
中国政府对苏联政府指示苏联军队侵犯中国领土、蓄意制造流血事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苏联政府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立即停止武装挑衅，立即将被绑架的中国牧民交回，中国政府保留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
中国政府再次严正警告苏联政府，必须改变对外推行领土扩张、武装挑衅的政策。否则，必将遭到中国人民的严厉惩罚，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1969年6月11日于北京
照会中“中国边防人员前往交涉”，是我带九名战士到出事现场与苏军交涉。“我边防人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是我决断并指挥小分队“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扮演自卫还击作战的主角。
这事惊动毛泽东、周恩来，轰动全国，影响全世界。我国政府照会，通过当日新闻媒体向全国、全世界发布，全国、全世界各大报纸头版头条通栏标题报道。全国人民自发地组织游行，强烈抗议苏联军队入侵我国领土、绑架我国牧民、枪杀女牧民的暴行。很快，苏联政府送回绑架的牧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批准被苏军枪杀的女牧民孙龙珍为烈士，新疆各族人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族军垦战士与全国人民一道声讨苏联侵略罪行，掀起向孙龙珍学习的热潮。
在巴尔鲁克山西部为孙龙珍烈士建立永久的丰碑。
之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召开的英模代表大会上，作为特邀 代表，我介绍了6月10 日对入侵中国领土的苏军侵略行径被迫自卫还击作战的经过，赢得与会代表热烈的数十次长时间的掌声。
1969 年6月10日，星期天。佛晓，接上级指示，要求去一小分队察看苏边防军正在设新观察哨所情况。我带3个班的正副班长、3个战斗骨干，全副武装，分乘十匹战马，经两个多小时奔驰，到达目的地。
苏军在紧靠争议区实际控制线一侧，竖起约十米高的瞭望哨楼，可观测我国塔斯提边防站前沿哨所，我赞叹苏军选点准确。
在边界线设明显标志必须通过外交途径，会谈或会晤协商才能动工。当时形势是两国经过珍宝岛3月份的枪战和炮战，加之苏共正在莫斯科筹备召开80多国工人党、共产党代表会，企图掀起新一轮反华浪潮，由勃列日涅夫（边防群众称他“破裂的烂尿壶”）在莫斯科指挥反华大合唱。我当时对两国政治形势分析判断：若这时在边界出点事，对莫斯科反华大合唱是触动和牵动。
苏联政府新设瞭望塔违规心虚：料准备好，晚上，趁我哨所视线不清之机，数十军人连夜架设瞭望哨楼，并在哨楼下构筑工事。
苏军见我们到现场，立即放下工具，操枪，隐蔽于新修工事，将枪口对准我们，进入临战状态。见状，我吩咐部分战友控马，大多占领工事，让朱鸿彦班长测苏军哨楼高程、地理坐标，工事结构、长度、高度及性质等。
完成任务，巡逻分队乘马原路返回。
抵前哨阵地，已过下午9时。让战友们下马休息，我习惯地坐在工事顶，拿望远镜观察边境线上的蛛丝马迹，突然有人报告塔斯提河与布尔干河交界处有不少人动。望远镜对准目标，发现大批戴大檐帽军人，是苏军无疑。塔斯提边防站魏教导员指示我前往交涉。便带小分队徒步跑向事发地点，命令战士们做好战斗准备，子弹上膛，关上保险，准备战斗。
我们10人，个个汗流浃背，我跑得快，战士们跟上是费劲的。事发点是开阔草地，草高30公分左右，身后不到50米有土包相连，地形对我有利。左前方灌木林，右前方数公里是刺棘开阔草地，正前方约一公里是坎，坎下为河流。
苏军约40人，绑架中国牧民张成山，抓住一个4岁小孩胳膊拖向苏方。我们赶到现场，苏军停步，3个苏军士兵将五花大绑的牧民头朝地压着，放掉小孩，小孩往我纵深跑。苏军机枪手卧倒，枪口对准我和我的战友。
苏军越过实际控制线数百米，荷枪实弹的超级大国军人，在中国领土上肆无忌惮地抓我国手无寸铁的牧民，拖4岁小孩，理在中国。我胆大、气盛，上前解救牧民。
苏联军人绝对不允许，三四个侵略者对付我们一个军人，短兵相接，挨上了。
我指责他们的行径是“沙皇”，这词苏军官兵听得懂，怒发冲冠，暴跳如雷，手指向我胸前佩带的毛泽东像章，喊“毛！毛！毛！”他们在侮辱毛泽东，即侮辱中国，战友们不示弱，从你拉我推，到拳脚相加，进而动用枪托。一个苏联士兵用枪托打我们一位战友，战友举冲锋枪枪身自卫，弹夹将苏军士兵脖子划破，疼得直喊叫。
这时，女牧民孙龙珍等赶来抢救被苏军绑架的牧民，苏军现场指挥官开枪，女牧民孙龙珍被当场打死，打死在我面前！同时，连续发射信号弹。
我是军人，带领武装的小分队，看着侵略者将我保卫的手无寸铁的女牧民打死在自己的国土上，打死在我的面前。
战友们全看我，让我下决心。
打！哪能有别的选择？！
我发现，战友们同时提醒我敌情有变：右前方一队骑兵朝我全速袭来；正前方坦克、装甲车从布尔干河沟爬上岸，向我袭来；左前方敌人向我侧后迂回；两架直升飞机向我头顶上空飞来。情况十分紧急。
这突如其来的新情况告诉我：敌人这一天的行动，经过长时间充分策划、准备，而且胜券在握。
河谷里的大批坦克、装甲车在我前哨阵地视野之内隐蔽着，何时埋伏，丝毫未察觉。情况不允许迟疑，必须立即果断处置，而且要依边防政策“不示弱，不吃亏”，“不斗则已，斗则必胜”，“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下令：打开保险，占领身后有利地形，准备打。
敌人视我占领身后有利地形，以为后退，全站着，舞动枪，喊叫呀！笑呀！指手画脚，得意至极。
我告诉战友们：听我枪声，打！
与战友们占领有利地形，卧倒的同时，拿过一位战友的半自动步枪，连扣扳机。我利用有利地形，敌人无有利地形可利用，且全站立，距我不及50米。我是部队出了名的“特等射手”，对目标百发百中，绝对有把握，两枪倒两个。
接着，战友们一齐开火。
经数十天苦心训练的汗水没白流，战友们打得开心，全身的狠劲、仇劲、火劲集中于弹头，出枪膛，射向侵略者的身躯。
尤其右前方那一路苏军骑兵，差不多20骑乘，他们的军马，没训练好，不会卧倒，全倒在战友的枪口下。
我听到苏军负伤士兵在喊，大概是“痛呀！”，“救命呀！”
敌人从各个方向集中向我射击。
王军灿报告：左前方苏军步兵已迂回到左侧，正向侧后运动。
苏军哨所的重机枪不停向我打长点射。
阵地前后左右，全是枪声，子弹嗖嗖，擦耳而过，若大年30午夜噼哩啪啦放鞭炮似的感觉。被我们打懵的侵略者醒悟过来，产生企图：欲从左右向我侧后包抄。直升机飞抵我头顶，战友们对直升机打点射，直升机立即拔高，偏离。
我想的是不吃亏，吃亏即示弱！我“有理”，还要“有利、有节”，无伤亡，打胜仗。
让几个战友向左侧灌木丛扔手榴弹，同时令两个班长各带自己的战斗小组交替后撤，占领身后更有利地形。
我带一个战斗小组断后，掩护转移。
待我们在敌人弹雨中占领有利地形，电闪雷鸣，紧接着倾盆大雨朝我头顶泼下来。夜幕降临，枪声暂稀……没了。
有战友报告，“很多敌人”从身后向我袭来。我回头仔细观察，不像。
近点看：是兵团民兵闻讯赶上来了。
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兵真好，勇敢、不怕死！战场枪林弹雨，他们手里拿着棍、锄头、铁锹上来了。到我面前，全上气不接下气，要求参战。
好在工事里放置几十箱手榴弹，开箱后一人发两个，互相教着怎么甩。
雨停。我安排一位精明的战友上哨所，向军区报告情况；安排几个民兵和两个战士，利用夜暗将孙龙珍遗体背回。其他战友挖工事，准备打恶仗。
敌人折腾了一整夜，拉运他们的尸体、伤兵；我们挖了一整夜工事。
有的战友挖防空洞，闻到臭味。拂晓，发现将死人坟挖开。
战友王军灿，分的工事地段是土石硬地，跪着挖一整夜，膝盖磨破。不小心，用十字镐砸在腿上，骨头露出，硬是不吭声，准备打大仗，打恶仗！
那一夜，北京不停地问情况，核对自卫反击作战地点的经纬度，牺牲几人？伤亡人数？参加战斗多少人？谁指挥的……
军区还问：“谁让打的？”，“请示没有……”
天亮，战场静悄悄，望远镜里：苏军好多军马，披鞍躺在草地，有匹负伤的苏军军马，时而跛动一下。
雨后早晨空气，特别清新。
看样子，没恶仗打，不打了。
我有点睡意，迷迷糊糊听到收音机里传出：“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播放着“我边防人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
实在太累，想睡。没睡定，战友喊：分区首长来看望我们，北疆军区首长正驱车在来塔斯提的路上。
被苏军绑架的牧民张成山，6月11日，苏联政府通过外交途径送交我国。
这一仗鼓舞了边防部队的士气，官兵觉得超级大国的苏联没什么了不起。
北疆军区和塔城军分区的首长都认为：这次自卫还击作战，完全是按“边防政策”打的，“有理、有利、有节”，“李永强机断专行，独立指挥小分队，孤胆作战，机智果断处事，英勇地进行了自卫还击，应立功！”
赞扬声中还未来得及趾高气扬即听到：“大区首长要撤李永强职。”我冷静地想：“为什么？”
想通了，撤职有理：对外国军队作战的指挥权、决策权在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手里，你一个排长，乃中国人民解放军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却用了共和国最高统帅的权，大军区司令员也没权决定对外国军队开火，该撤！
又想：参军即将生死置之度外；不怕死，何以撤职惧之？
再想，撤职也不全坏，撤职可以离开边防，边防没什么好呆的，争议地区，斗争激烈，环境艰苦，夏天热的要命，冬天冻得要死，出边防站，须乘坐雪橇，过老风口，没人烟，这边远荒凉之地留念什么？自我安慰：撤职好，撤职，解脱。
浮生若梦，为权几何？官，不是老祖宗所传，稀罕啥！
此后两个月，我成热点人物，军营、民间焦点访谈对象。撤职？立功？立功！撤职！
1969 年8月13日，铁列克提边防站官兵边防线巡逻，发生震惊中外的“铁列克提战斗”。大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亲自指挥，巡逻队里有中央新闻媒体的记者。
防敌在地形对我不利的隘口袭击，12 日晚在近隘口小山包设伏一步兵班。巡逻分队早晨出发，即有苏军直升机在巡逻分队上空盘旋挑衅。苏军有充分准备，图谋挽回珍宝岛和巴尔鲁克山西部丢失的面子，报复迹象十分明显，应停止巡逻。
巡逻队长报告敌情，请示上级如何处置。回答：“按原计划巡逻！”
珍宝岛战斗后，文化大革命环境下，产生不少漂亮口号，像“宁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这些口号极左，无辩证法，提倡牺牲精神时，将国家民族利益丢一边。结果，我们28位官兵，包括中央新闻单位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战友，全牺牲，遗体大部被苏军抢走，苏联政府实现对中国的报复。
“8·13”挫伤了边防官兵士气。此气长时间正不过来。
“8·13”前，妻子周玉霞不打招呼，来塔城。她在陕西听说巴尔鲁克山西部边防在打仗，要来新疆巴尔鲁克山，看在一起度6天蜜月的丈夫是否还在人世。
营首长安排，我离开巴尔鲁克山西部，在塔城与妻子团聚。若周玉霞不来塔城，组织也可能调我去铁列克提守防巡逻，我亦可能在28位之列，就寝托里烈士陵园。
1969 年9月中旬的一天，军区通知我去北京参加国庆20周年大庆观礼。
出发前，我让夫人回秦岭深山，因边防要打仗。妻子不愿回，又服从了我。
北京国庆观礼后，返新疆途中回秦岭深山，探父母和爱妻，为老人和妻子带来荣光，这也是父母长寿的原因（父享寿82岁、母84岁）。二老逢人说：“家里出了人才，是因为奶奶坟埋的好！”
回部队，战功立了，官也升了，赴额敏河边防站任指导员；后又升任新疆军区边防第四营政治委员；又新疆军区骑兵第2团副团长、乌鲁木齐军区边防第4团首任团长。
因这几个岗位工作干的好，阿勒泰军分区首长欲让我去吉木乃边防站任站长，担负对苏联会谈会晤任务；北疆军区首长拟让我任军区副参谋长。
1969 年后，中苏关系愈吃紧，共和国副统帅、军委副主席林彪发布“一号动员令”，准备与苏联打大仗、打恶仗、打核战争。战争空气笼罩我国首都和边疆，大江南北一派准备打仗气氛，“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之声之字随处可闻可见。
勃列日涅夫企图对中国新疆动“外科手术”。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果断委派驰名中外的原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上将任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郭林祥任政委，郑三生任第一副司令员，谭友林任副政委。将这些叱咤风云的战将派到新疆，给勃列日涅夫看，对付当时的世界超级大国、时称“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
杨、郭、郑、谭新疆到任，首先对付勃列日涅夫的“外科手术”，巩固边疆，挫败敌企图。他们深入边防、部队调查研究，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很多好建议，像南疆铁路、天山公路、调部队进疆和成立边防团、新疆军区更名为乌鲁木齐军区等，均被采纳。
红军战将郑三生，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曾被毛泽东称呼“三生有幸”，他向杨勇司令推荐使用我。在一次军区常委会上，杨勇司令提议调任我为西藏阿里军分区司令员，郭林祥政委组织考察报中央军委，不长的时间，命令下达。
1997年和1998年，耄耋龄的郭林祥（调离新疆先后任南京军区政委、总后勤部政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谭友林（后任乌鲁木齐军区政委、兰州军区政委）还来西安、咸阳关心、关照我。从这些老红军老首长身上汲取了用不完的力量，这力量使我永葆青春，永远向上。即使退休，也不碌碌无为，不虚度年华。
10、巴尔鲁克山西部之战
1969 年3月2日，苏联入侵珍宝岛，我军给予重击，岛上留有入侵者的尸体，岛周围，河中心线我侧冰上留有被击毁的苏军坦克。
3月15 日，中苏在珍宝岛激烈炮战：苏军欲拉回坦克；那是我军战利品，不许拿。苏军拉不走，即用密集炮火将坦克击沉，于是敌我两国军队炮战。
珍宝岛战斗，我军打得有理、有利、有节。入侵苏军的T - 62坦克，苏军士兵的钢盔、枪支、装备，放置北京军事博物馆，向世人展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嘴脸，中苏关系剑拔弩张。
苏军在东线丢面子吃亏，力图在西线的新疆捞面子、占便宜。其超音速军用战斗机常入侵我国领空纵深数公里甚至数十公里侦察，派特务刺探我军情报，不断在外界搞摩擦，以疏松检迹地带的方式蚕食中国领土，在边界线我侧私设界标，中苏边界火药味浓浓。
1969 年5月2日，巴尔鲁克山西部，我国牧民按传统习惯线，赶牛羊由冬牧场转往春夏牧场，苏军直升机驱散我国牧民畜群，殴打中国牧民，这已是苏军多年惯用的边境挑衅伎俩。这一天，我军准备在巴尔鲁克山西部教训入侵者，做了充分准备。行动的前提是苏军打第一枪，我即采取军事行动，拔除设在我国领土上的数个哨楼、哨所。
这次军民联防联动。中国牧民（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9师161团牧业连队）勇敢地向现代化武装到牙齿的苏军斗，但苏联士兵不开枪，且大背枪。牧民摸苏军士兵的枪，弹夹无子弹，子弹袋是空的，可谓全副武装不带弹，军民忍无可忍，还是克制，没有采取行动，仅因敌未开第一枪。
“5·2”转场后，上级决定将我从塔城公安局军管会抽回，带一个排兵力赴巴尔鲁克山西部的塔斯提边防站，增强那里的对敌斗争力量。抵边防站，我高兴，那儿山青水秀。边防站设在塔斯提河畔，背靠巴尔鲁克山，纵深地行好，生存条件不错。附近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9师161团一个牧业连队，数百口人。
前哨有一个战斗班，距边防站半小时的骑马路程，建在巴尔鲁克山西部的一个支脉前沿；隔河西望，苏军与我阵地高程不差上下的土山上筑有工事，苏军官兵活动清晰可辨，在轻武器射程内。苏军将重机枪枪口对准我阵地，纵深的坦克、装甲车纵横驰骋，军用直升机天天巡逻，超音速军用战斗机不时入侵领空。置身此情此景，我判断：这里斗争非常激烈，短兵相接。打仗，要靠我带的几十位战友。几十弟兄有的熟悉，多的不熟悉，才补充的1969 年新兵占一半。三位班长，一位是1964年入伍的文有江，另两位是1966年入伍的朱鸿彦和孙文兴，一个排，加上我31人。边防站除站长、教导员，就是司机、报务员、译电员、参谋、干事、助理员、炊事员，还有军马饲养员，一个战斗班在前哨阵地。
敌、我情基本掌握，强烈的意识到这个地方迟早要打仗；打仗，只有我带着去打。便确立打仗的纲：不伤亡、少伤亡，打胜仗。确立一个目标：将这个小分队尽快带成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的游击队”，使这个小分队不用则已，用，人人都是小老虎，个个是“李向阳”。兵贵精，贵神速，贵不怕苦、不怕死。带兵的纲有了，目标确立了，我时刻注重抓养成实施，抓落实。在打仗的地方，不搞花架子，用打胜仗思路统揽全排战友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远离连长、指导员，带一个排，要落实战场建设，主要是小分队自身建设，目标是将这个排带成“李向阳的游击队”，我是队长，要非常有战斗力，压倒一切敌人。
首先，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塔斯提边防站教导员魏道平将边防站和排里的党员组建党支部，我任支部书记。将党员的劲鼓的足足的，使每个党员的思想与我的思想一致，一个纲、一个目标、一个要求，落实到行动，不允许有半点马虎和虚伪。
将边防政策与当地具体情况结合变成我的思路，通过党员将思路变成全排战友的意志。在边防站短短一个月，发展三名战士入党，发展新战士入团。训练非常苦，是真正意义上的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这个实战的战场就在巴尔鲁克山西部，气候是这个气候，作战对象是现代化程度极高的世界二号超级大国的军队。真打起来，还准备带小分队进入敌国，像“李向阳进城”，闹它个鸡飞狗上墙。
我将全部精力用于带小分队，带战友们如何使用地雷和反坦克地雷，如何使用爆破筒，施行地雷、反坦克地雷、爆破筒实爆演练。
苏军反应极灵敏，反坦克地雷爆炸声音和烟雾准能将苏军的超音速军用飞机招引到头顶，那是绝对的领空入侵。每次训练都能引来敌机临空。敌军的侵略行径帮助我动员战友们刻苦训练，让战友们确信：我们在这儿真要打仗！
我尊重三位班长，将他们当干部用，当患难弟兄，坦诚相待；在他们眼里我非常有威望。行动，全与战友们在一起，即使已主见在握也要先听战友们的意见，战友们将我当朋友、兄长、恩师。给部下一杯水，若无一挑水，部下不会认你为师。有十样硬本事，如果没有至少八样在部下之上，即无领导权。领导权主要是权威，权威是战友们的认可，发自内心的尊重和自觉服从，是人格感召力，身先士卒的感召力，是知识的力量，这权威能使部下以生命作赌注依附，我实在地感到这种力量的存在。这是我们部队战斗力的源泉，有此源泉，就能将这个排带成“李向阳”式的战斗小分队，它的战斗力不是一个排，甚至不是一个连、一个营。
源泉不是战斗力的全部，能产生江河湖海。有时选择气候恶劣的晚上训练。一个后半夜，突降大雨，伸手不见五指。将三位班长摇醒，商量将小分队拉到后山训练，也是能否打仗的摸底测试。紧急集合，不到两分钟，将全排带出营房，径直往后山奔驰。爬山，全排无一人能胜我。记得在昭苏骑兵营时，刘万苓营长组织全营爬山比赛，第一是我，我是大山的儿子，不可能有人爬过我！
雨，不停下，巴尔鲁克山五月下旬的后半夜很冷。山陡，路是人和马踏出的，黑泥土，滑。我走在前头，后面看不见前面，跟着感觉走。到山上一个开阔地，拂晓迎接我们。周围有三个制高点，三个班各占一个，规定了抢占制高点的时间和收拢信号。
山上有野生杨树林，多灌木，开阔地是草场。三个班长带自己的班抢占各自的制高点。
雨后早晨的巴尔鲁克山，美，绿草茸茸，杨树林、桦树林、灌木林，全挂上嫩叶，微风带来春天的气息。燕子在天空欢快飞翔，跑鹿见朝气蓬勃的军人，故意展示它那雪白绒绒的臀，蹦高地钻入灌木林，告诉它的巴尔鲁克山野生伙伴：军人上山训练，别干扰人家。唯野兔不听招呼，窜出窜进。
东山顶的太阳升起数尺，在云彩中向我们这些戍边军人欢笑，将光华透过云彩撒向制高点。
判断各班占领制高点，即发出收拢信号。
半个小时后，在预定地点集合。看着站在面前的战友，我差点哭出来，以军人应有的平静压住内心激荡的热潮涌动。战友们精神抖擞，全失去平日军营着装整洁的端庄，个个泥人，手上是泥，脸上是泥，浑身上下全是泥。汗水、露水掺合在一起，将每个军人浇灌成水泥人。新战士陈德孔紧急集合胡乱穿双布鞋爬山，雨水、汗水、泥浆灌进鞋，脚在鞋里打滑，脚底与黑泥黏在一起，每挪一步都不容易。小陈索性脱鞋插进腰带，赤脚爬山，穿灌木林，脸上、脚上道道血印。有的战友手、胳膊、小腿、脸起疙瘩，像挨马蜂蛰，又若挨漆树的过敏症状，我知道这是蝎子草蜇的。
新疆天山、巴尔鲁克山生长茂盛的蝎子草，一人高，丛状，叶杆墨绿。叶上有似蝎子毒汁的酸，人皮肤接触像挨蝎子蜇一样痛疼，皮肤起疙瘩。初到新疆的人，视这草长得茂盛，坐在那儿想靠一下或摸一下，挨蜇，还不知道咋回事，欲扒开蝎子草寻究竟，又挨蜇。
新疆人对蝎子草编了不少“段子”，说有位君子急于大便，靠蝎子草遮掩，蹲在蝎子草下“出恭”，揩屁股，触蝎子草，手挨蜇，急，触摸到大便，手指火辣辣疼痛，又急急拿到嘴里用唾液减轻疼痛，手上“贡品”吸进嘴……
全排战友身体最弱的是孙国强，平时走路怕踩死蚂蚁，书生气十足，弱不禁风，爬山不知摔了多少跤，跌倒爬起来，透过脸上的泥能看出血道。衣服、装备、枪糊满泥，跌了不知多少跤，但没掉队，无一人掉队。
讲评后，在阳光护送下，我们于中午12 点回到营区。
我给战友们常讲“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吃得苦中苦，才能打胜仗”，“吃得苦中苦，才能有出息”的道理，这道理管用，大家全接受我的观点。
不知怎么搞的，那段时间我强烈的意识到将在此地打仗，强烈意识到必须训练好小分队，不放过一切机会，为的是：不伤亡，少伤亡，打胜仗。
有一天接到通知，说有位领导视察边防，走塔斯提到丘尔丘特的边防巡逻路线。这条巡逻线从苏军观察哨位下经过，苏军居高临下，距离不及百米，敌军若“做事”易得手。
接护送首长过这段路的指示，借机训练小分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和高度组织纪律观念，派五班长带他们班在新疆时间五点进入掩护首长过境的潜伏地。五班长带他的班，按北京时间进入潜伏地，提前两个多小时。
事后，才知道那位首长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
战友们于草丛潜伏五小时，一动不动的忍耐五月巴尔鲁克山后半夜的寒冷和露水侵袭，全感冒。回营房，我为战友们烧洗脚水，用葱根、葱白、生姜、红糖熬汤，大家喝的不只是自制的“药”，还有一种中华民族特有的功力，这功力足以克服冻感冒。
一个晚上，执行搜索任务，新战士王军灿在夜暗下误碰树枝，腿划破，骨头外露。血灌满鞋，未停一步。回营房，仍与战友一样工作。发现他走路不对劲，提裤子看，伤口化脓，可是他说“没有啥！”军医医治，上药……
高兴！战士像我，将生死看得轻，疼痛，冻感冒，苦、累、脏，全无所谓，这就是一个月巴尔鲁克山的训练成果，这就是我守卫巴尔鲁克山西部的“本钱”，有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的把握。30位和我一样的兵，比一个连队的战斗力强，强的多；一个连队不一定能挑出30个像我一样的兵。我能在巴尔鲁克山西部边防立于不败之地。短短时间，小分队获打胜仗的思想素质、心理素质，有好作风，有强劲凝聚力，掌握小分队打胜仗的战术、技术。
最重要的是熟记边防政策，把握边防政策的思想内涵，更重视实际操作，这是当时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
当时的边防政策，全是毛泽东著作中选来的话，72个字，又称“边防72个字政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有理、有利、有节。不斗则已，斗则必胜。不主动惹事，不主动挑起事端。先礼后兵，后发制人。不示弱，不吃亏。文来文斗，武来武斗。”这是共和国的边防政策，是军事外交斗争的准则。
每一个军人都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形象、军队形象，执行军事外交任务。国家利益、国家形象、军队形象最集中地表现在执行边防政策之中，搞不好会牵动北京，牵动中南海，甚至给国家外交造成被动，影响国威、军威。边防政策是边防工作人员的生命、灵魂，不熟悉边防政策，即无边防工作的灵魂。当时，要与苏联这个世界超级大国斗，遇劲敌 —— 世界超级强对手，武器装备，快速机动，国家实力，整体作战，在当时全是敌强我弱。
具体到我的小分队对他的小分队，我的高素质小分队在巴尔鲁克山西部与敌斗，是我强敌弱。无论怎么打，我要全胜，必胜！关键是融会贯通边防政策。要求每个军人会背、会用，这标准非常高，特别是我，若不融会贯通，怎么让下面的人融会贯通？
才上边防一线那会，对边防政策的每一条，都给自己提出若干难题来回答，拜边防站老领导、老战士为师，请教。将边防政策分好多课，我备课，为战友们讲，也让班长备课讲，往每位军人头脑输入国家边防政策 —— 边防行动的准则，也是打胜仗的原则、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我们小分队的生命。
狠抓边防政策教育和把握，将战友们思想统一到边防政策，之后发生的事印证了我的敌情判断和抓训练、抓边防政策教育正确。“6·10自卫还击作战”说明我们在巴尔鲁克山“要打仗”的判断准确；我们又依边防政策把握军事外交脉搏，将小分队的行为与政治全局、国家全局、军事全局挂钩，处理的恰到好处。战前不抓边防政策学习，或敷衍地学习教育，会出现极左思想指导，假如在“6·10自卫还击作战”中我和小分队将“宁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作为行动的指导思想，而且在当时的边防部队中这种说法是有思想基础的，那后果非常可怕，肯定丢国威、失军威，“6·10自卫还击战”也不会载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事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再则，我们在“6·10自卫还击战”中一切行动用边防政策指导，果断行事，相互配合，得心应手，与事前的思想沟通、团结一致、高度信赖分不开，这作风就是战斗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心理素质是战斗的源泉。
心理素质在训练和养成中形成。我们的装备是轻武器，苏军是坦克、装甲车和超音速飞机；我们的巡逻工具是马，苏军是汽车、直升机和巡航侦察机；我们打马草用镰刀割一、两个月，然后晒干，用马车、牛车拉回，苏军千亩草场来数台割草机，连割带捆，当天拉回；我们穿的确良，领缀红领章、头顶红五星，苏军毛料衣、马靴、毛料大衣、军衔……没有好的心理素质，单凭这些强烈对比足以使人失去胜利信念。尤其“6·10自卫还击战”现场，敌军力数倍于我，装备大大优于我，苏军士兵个头大于我们，又有大批坦克、装甲车，一队敌人向我左侧后迂回，右侧上来一队有震撼力的骑兵，头顶两架武装直升机，我们才十人，不怕，没有一位战友怕。敌人看我们必胜的气概和阵势，反倒慌乱、害怕，向我女牧民开枪和发射信号弹就证明，敌人怕我们。实践证明：我抓的对；须强调指挥员在边防政策指导下的果断行事。在当时情况下，无任何通信手段，无法向上级请示，唯一靠得上的是边防政策，边防政策指导我获得“6·10自卫还击战”的主动和成功。
“6·10自卫还击战”，从发现情况到处置情况，无条件也不允许请示报告后再处置，必须果断处置；时间，不允许有几秒钟的迟疑，也不允许商量，必须依边防政策决断，而且要对决断结果负全部责任。假如换位，我有敌人那么多、那样的装备和条件，敌军10人，我会将敌人全部活捉带回。我能做到，敌人做不到。敌人非但做不到，反倒让我们耍了，让我们敲打了，被我们打败了。
苏军在这次战斗中丢国威、失军威，外交上极被动。政治上，我国利用这事件向全世界揭露它在巴尔鲁克山西部的侵略行径，又利用其失利揭穿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戳穿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召开的80多国共产党、工人党反华的丑恶嘴脸。我想这是中央将“6·10自卫还击战”载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事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的原因。
“6·10自卫还击战”后，情况通报边防部队，部队受鼓舞。尤其是北疆军区千里边防线上的指战员，对守好边防有了信心，战备训练积极进入高潮，骑兵营的战友们都在为“6·10自卫还击战”的结果高兴，为我高兴。
当兵上边防，生死已置之度外。自然法则总是遵循自己的运行轨迹：得到的和失掉的总是划等号的。若撤我职，必有应得的东西，对此我坚信不疑。对撤职看得轻，无思想压力；赞扬声中夹着尾巴做人。
几天后，组织通知五班长朱鸿彦接替我的工作；调我任额敏河边防战站指导员。紧接着四班长文有江、六班长孙文兴也提升为排长，战士雷太兴、唐善明被提升为军官。带一个排上塔斯提边防站，工作50多天，打了胜仗。战前发展党员三人，战后破格从战士中提拔军官五人。
作者简介：李永强，陕西省洛南县人，1963年7月入伍，时任塔城军分区骑兵独立营排长（铁列克提战斗中牺牲的范进忠是接他入伍的新兵连长，铁列克提战斗的指挥员康有福、蒲其武分别是他的营长和政委。）历任伊犁军区骑兵独立营战士、排长；塔城军分区额敏河边防站指导员；步兵第四营政委；新疆军区骑兵第2团副团长、乌鲁木齐军区边防第4团首任团长。1976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签发命令，任命这位34岁的年轻军人出任西藏阿里军分区司令员，在阿里戍边8年之久。后来由邓小平、江泽民签发任职命令，又先后出任新疆石河子、巴音郭楞、陕西汉中、咸阳四个军分区的司令员。戎马祖国西部“八山九水两漠”近40年。八山（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天山、巴尔鲁克山、阿尔泰山、秦岭、巴山）、九水（狮泉河、象泉河、马泉河、特克斯河、额敏河、额尔齐斯河、汉江、洛河、渭河）、两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吉尔班通古特大沙漠）。
李永强退休后，撰写的《西部奇丽》回忆录、《西部情趣》诗歌集和《西部情缘》三部书先后出版发行。在其撰写的《西部奇丽》一书中，他对巴尔鲁克山西部之战（塔斯提战斗）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对铁列克提战斗也尽其所知地作了介绍。“西部三部曲”分别被国防大学等全国多家图书馆作为珍品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