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边界形势磨擦冲突不断升级
中苏边界问题是沙俄入侵中国的历史产物。既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造成的遗留问题，也有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持续掠夺和侵占。
在中苏边界斗争中，有三个热词一直高频率地出现：“三条线”，“争议地区”，“两国总理北京机场谅解备忘录”。同时，这三个特指的词汇既指引着两国边界斗争的范围和方向，也见证了中苏边界斗争的重大历史事件。
（一）中苏边界全长约7600公里，实际上存在着三条界线。
1. 条约线。就是依据条约划定的边界线。从1689 年《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起，至1915 年《中俄霍尔果斯河划界文据》止，旧中国政府同沙皇俄国政府签订了19个不平等条约及子约。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割去中国150 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同时，也基本划定了中俄总长约11000公里的边界线。1946 年1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中苏北段国界大部分变成了苏蒙边界，中苏国界由此变为东段长4200多公里、西段长3300多公里。这是一条由中俄历史条约规定的边界，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基本确认的中苏边界线。
2. 苏图线。即苏联单方面绘制的大比例尺地图（东段为十万分之一，西段为二十万分之一）所标的边界线。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苏联应中国方面的要求，将全套标有边界线的现代大比例尺地形图交给了中国政府。这就是苏图线的由来。因为在许多地方偏离条约线画在中国境内，有些地方偏离的幅度还相当大，如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中的边界线几乎全部画到中国岸边，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岛屿划归了苏方，事实上违约划走了中国的领土。中国历届政府一向不承认苏图线。
3. 实际控制线。顾名思义，是双方边防部队实际控制的界线。苏方的实际控制线在有些地区同条约线或苏图线一致或基本一致，而在有的地段则不仅大大越过了条约线，而且还越过了苏图线，实际占据了一些中国的领土。而中方的实际控制线基本没有越过条约线，但在有些地区越过了苏图线。总体上来看，实际控制线反映和记录了苏联对中国领土的蚕食状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不仅是沙俄政府，包括在十月革命后，特别是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政府也常常以单方面竖立或移动界碑、扩大检迹地带（用推土机推出松土带，以便检查人畜越界的痕迹）、架设铁丝网等方式，蚕食中国的领土。苏联方面的这种行为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时继续存在，只是手段和力度都有所收敛。
双方国界三条边界线并存的复杂状况，造成了两国之间的领土争议，形成争议地区，原因看似复杂，归根结底还是对方的侵占。这部分总面积多达3.5万多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具体包括：
中苏边界西段，共有争议地区19 块，面积3.4万多平方公里，其中帕米尔地区2.8万平方公里，其它地区6400平方公里。而塔城防区的争议地区面积共有1204.1平方公里，主要包括三块：其中察汗鄂博争议地区（481.2平方公里），塔城西部争议地区（578 平方公里），阿拉山口争议地区塔城段（144.9平方公里）。
塔尔巴哈台山作为塔城发源地，根据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划定，此段以山脉分水岭为界，但苏军对这条存在了近一百年、多处系无人区、几乎没有任何争议的边界线也不愿放过。1960 年前后，苏军在该山脉腹地私立界碑，向中国境内偷移的距离少则几十米，多则数公里，制造了新的争议。
中苏边界东段，水界共有争议岛屿600多个，加上有争议的洲渚（河滩地），总面积1300多平方公里，其中黑龙江、乌苏里江两江600余岛屿750 平方公里，抚远三角洲（又名黑瞎子岛）一地350 平方公里，苏方控制的“界外领土”额尔古纳河地区苏联地图线中国一侧的河滩地，即额尔古纳河十八洲渚281平方公里。另外，还有争议水面约600平方公里。陆界上有些地区苏方实际控制线越过了条约线，但面积很小。在吉林省陆界，苏方偏入中国一侧58 处，长度共约16 公里，深度最大者不过160 米；在黑龙江省陆界，苏方偏入中国一侧12 处，面积共约11平方公里。在内蒙古满洲里地区陆界，苏方偏入中国一侧两处，共约7公里，面积约3平方公里。总计约16.56 平方公里。
在这些争议地区中，有些地方中苏双方都进入，争夺控制权；有些地区为一方控制，另一方不进入；少数高寒地区，双方均无人进入。新中国成立后，新型的中苏关系拉开了序幕。只可惜，世界风云变幻，双方“蜜月期”过于短暂，从“同志加兄弟”很快恶化到敌对关系。
与此相对应，苏联边防军翻脸不认人的速度似乎更快，甘当侵略马前卒的力度似乎更大，不断在中苏边境以强凌弱、步步进逼，贪婪蚕食中方领土。
（二）从1949年到1969年，中苏边界发展历程主要包括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同志加兄弟（1949 年到1959 年）
这是中苏边界关系史上唯一的一个“黄金十年”。
1949 年，在包括苏联“老大哥”在内的全世界充满怀疑和惊讶目光中，中国共产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败了国民党，成立了新中国。苏联的反应也算灵敏，第二天就宣布与中国建交，从而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作为共产主义的另一个新生政权，中国选择了与苏联结盟。
从冷战格局来看，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国际冷战格局中，中国需要依靠苏联的力量抗衡美国敌视中国的遏制政策，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和封锁。选择与苏结盟，既能保住后院不要起火，又能借力打力。
从国际形势来看，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国家关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意识形态标准，成为中国处理与苏联国家关系的首要依据。
从中国内部来看，新政权建立伊始，百废待兴，政权、军队、政治、经济、外交方方面面都要重起炉灶，不宜过早提出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边界问题，以免引发苏方的猜疑和戒心。当时提出并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条件还不成熟。
因此，建国后，中方在解决与苏联边界事务时，往往采取谨慎回避和宽容的方针，不激化矛盾，不破坏现状，不刺激对方。
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和中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中苏政治和军事同盟关系形成。特别是从1954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到1957 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中苏双方全面合作达到高潮，两国关系进入同志加兄弟的亲密状态。
在这一时期，中苏边境全线有边无界、有边无防的现实，导致了大量人畜越境问题的发生。对于这些边界纠纷，中苏双方边防部门定期进行会晤交涉。中国方面坚持和平协商解决、加强教育管控的方针，苏方态度相对友好，一般采取暂时扣留越境者，与中方交涉后送回，或当即撵回，对越境牲畜则直接赶回中国境内。
在中苏友好同盟的大背景下，双方以同志加兄弟的方式处理边界事务，边界争议被暂时搁置，问题矛盾被暂时回避，此时的中苏边界是一条和睦、和平、和气的边界线。
第二阶段：指责加捣乱（1960 年至1962 年）
边界历来是两国关系的晴雨表。随着中苏两党1958 年在建立长波电台、联合潜艇舰队问题和炮击金门事件上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苏联采取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停止援助、中止合作、逼债催还等极端措施，两国关系跌入低谷。而苏联对中国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制度的怀疑、讽刺，对毛泽东的排斥、冷淡甚至暗示换人的蛮横态度，也进一步激怒了中国。
在中苏两党关系由分歧加深到实际破裂的过程中，两国关系逐渐恶化，两国边界也开始出现问题。
1960 年2月，苏联边防军占领了中苏交界的额尔古纳河上属于内蒙管辖的克鲁赤纳岛，4月又在新疆乌恰县博孜艾格尔山口，武力驱赶、殴打中国牧民，拆毁帐篷60 余顶，并在库伦杜设卡驻军，迫使中国牧民撤出该地区。
中方在保持高度克制的同时，多方努力试图修复与苏联关系，但无果而终，双方的互信度进一步下降。
这一时期最严重的事件就是煽动中国边民外逃苏联，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伊塔边民外逃事件”。
1. 利用侨民问题挑拨离间。
中苏关系恶化之时，适逢中国“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全国性经济严重失调，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急剧恶化，许多省份出现了严重饥荒和逃荒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便打起新疆苏侨的主意，阴谋对中国落井下石。利用侨民问题既能抹黑中国，迫使中国屈服于苏联的“总路线”，又能弥补本国人口短缺，增加劳动力，可谓一箭双雕。
由于历史原因，伊犁、塔城等地受沙俄（包括后来的苏联）的影响和渗透是全方位、深层次的。早在1851年，沙俄就在伊犁和塔城等地建立贸易圈、设立领事馆，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扩张到了天山南北。1871年，沙俄军队利用阿古柏占领南疆之机，以保护的名义趁机占领伊犁，时间长达十年。
此间在沙俄的策划和裹胁下，超过7万的维吾尔、哈萨克等族居民“迁入”俄境。1917 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被苏联红军打败的沙俄旧部、白俄匪军裹挟着数万难民涌入伊犁、塔城。1933年，苏联红军应盛世才之邀从塔城、伊犁入境，化解乌鲁木齐之围，一举改变了新疆政局。1944年“三区革命”时期，苏联红军明里暗里对三区游击队进行支持、训练、指挥甚至操控。这些盘根错节的历史因素，造成新疆境内（尤其是伊犁地区）的哈萨克、柯尔克孜、维吾尔等民族，与沙俄境内的一些民族形成了部族和血缘上的联系，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并在经济、思想和文化方面保持着长期的紧密联系。
苏侨就是苏联搞乱新疆的第一张王牌，也是“伊塔边民外逃事件”的直接导火索。
在新疆的苏联侨民以俄罗斯族为主，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逃亡到新疆的沙皇原王室旧部及白俄匪军；另一部分是苏联30年代驱逐富农时期不堪忍受全盘集体化、不适应集体农庄生活的苏联农民。当时中国政府承认并给予了这些人侨民的地位。
作为特殊的群体，这部分侨民排斥和游离于中国政府部门的管理之外，并要求拥有特殊的地位和政治待遇，不少地方还建有苏侨俱乐部，与苏联的领事机构来往密切。利用婚礼、节庆等时机，举办大型的节日聚会和篝火晚会等，私下进行串连活动。
在鼓励和威逼东北、上海、天津等地的白俄侨民回国之余，苏联一直把争取侨民的重点集中在新疆，竭力恢复二三十年代移民新疆的原苏联居民国籍的同时，擅自扩大侨民范围，放宽侨民条件，利诱哈萨克、维吾尔和塔塔尔等中亚族人加入苏联国籍。
为了鼓动中国边民去苏，苏联有意识地加大对中国的宣传渗透。从1961年起，从苏联寄往新疆的信件、邮件激增，仅仅塔城地区1962年第一季度收到的苏联来信就有6609封。随信散发大量的召唤书、邀请书、出生证等宣传品，还通过邮寄米、面、肥皂等生活用品，积极宣传苏联的优越生活条件，使当地人心浮动。
除了动员苏侨回归，还煽动中国公民越境去苏联，苏方广播电台以哈萨克语和吉尔吉斯语播送对苏联的赞美和对中国的诋毁，对新疆境内人民进行渗透。同时，苏联还恢复1950 年自动撤销的对新疆的维语广播，播放入苏人员的录音、访谈等，煽动民族分裂情绪。
2. 领事机构鼓动策反。
在此过程中，苏联驻新疆的领事机构扮演了不光彩角色。一方面不遗余力进行煽动宣传，真真切切地挖中国的“社会主义墙角”。从1961年至1962年4月，苏联驻伊宁领事馆人员，曾先后6次到塔城活动，采取各种方式接触中国公民达4000多人（次），在塔城、裕民等地接见苏侨和要求去苏联的中国公民时声称， “汉族人在口里吃不饱，而苏联人民生活很富裕，凡是从苏联过来的哈萨克，不管有无苏侨证，均承认他们是苏侨……苏联的大门是敞开的。”
另一方面违背中国法律发放“侨民证”和“护照”等非法证件。驻伊犁领事馆借助苏侨协会的力量，通过各种手段，利用多种时机，向新疆当地居民发放非法“侨民证”和“护照”。事后统计表明，在此期间，苏联领事馆和各地苏侨协会先后向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谓侨民发放非法“侨民证”和“护照”25 万人次，远远超过了真正的苏侨人数。
另外，一些曾经在新疆有影响的人物也跳出来替苏联摇旗呐喊。曾任伊犁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参谋长的祖农·太也夫（维吾尔族）和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塔塔尔族）公开提出“返回苏联”，并利用参加苏侨活动的各种机会，积极充当苏联政府的说客，鼓动、怂恿中国边民越境去苏。
3. 苏联边防军参与其中。
经过一系列别有用心的筹划努力，苏联的阴谋终于在1962年春季得逞。
自1962年4月9日起，塔城地区裕民县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开始逃往苏联。很快，从阿尔泰、塔城、博尔塔拉到伊犁4个地州，20多个县，在3000多公里的中苏边境上，几个重要的边境口岸，滚滚的人流如潮水般向苏联涌去。到5月8日基本制止。一个月时间内外逃62000多人。
作为此次外逃事件的“重灾区”，塔城、裕民、额敏三县受到煽动的边民，手持非法“侨民证”或“护照”，先后分别从巴克图口岸、巴依木扎山口、沙尔布拉克、塔斯提河谷、铁列克提等地出境。
一个月后，整个塔城专区跑了43682人。其中，塔城县跑了32600人，占全县人口的54％；裕民县外逃10528 人，占全县人口的58％。裕民县委、政府机关干部也跑了很多，巴尔鲁克山上的3个乡因为离边境线近，跑得一个人不剩，水磨空转着、毡房里的牛粪火还飘着余烟，畜牲漫山遍野乱跑无人放牧。
中国边民大规模外逃过程中，苏联边防军直接参与其中，塔城、裕民等边境地区的铁丝网剪开口子，在夜间用探照灯和信号弹指示方向，还出动大卡车去边境线有组织、有步骤地接运外逃人员，甚至在一些边防哨所搭建帐篷、开通电话、配备医生、增派救护车等。一直到5月初，迫于中国的抗议和国际压力，苏联边防军才关闭封锁了边境。在此期间，中苏双方代表连续3次在巴克图口岸谈判制止边民越境问题，但均未取得成效。
事实上，大规模外逃过程中，当时的复杂和危急情况远远超出了可控范围。塔城地区发生外逃人员哄抢国家财产和牲畜的骚乱，被抢供销社4处、粮站4处，现金3万余元，全部被外逃人员席卷到了苏联。5月底，伊宁市爆发了震惊中外的“5·29 骚乱事件”。2000多名要求返回苏联的所谓“侨民”在伊宁市车站聚集闹事，打伤伊犁州党委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砸坏汽车，围攻并挟持前来车站现场处置的州长，煽动群众冲击州党委办公大楼。在平息暴乱过程中，一部分暴徒竟然开着抢劫的汽车进入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得到苏方领事、副领事和秘书的接见，向领事馆上交了枪支，要求受到保护。
以“伊塔边民外逃事件”为标志，中苏边境的平静和安宁不复存在。
第三阶段：恫口下与挑事（1963年至1967年）
“伊塔边民外逃事件”发生后，为加强边境管控，确保领土安全，中央决定1962年6月开始筹备建设边防站。当时由新疆公安总队奉命实施，一个民警连及部分设营人员于6月15 日到达塔城，7月13日开始现场勘察选址，26 日选定。8月12日至20 日，在铁列克提、塔斯提、雀干托盖、额敏河、阿克雀克、库则温、巴依木扎、阿吾斯奇等地点，建起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边防站。在此之前，塔城防区最早的边防站，也是唯一的边防站是公安部队于1955年设立的巴克图检查站。
1963年1月，根据军委命令，塔城军分区接管了这些边防站。3月，又从新疆军区警卫团抽调战士100名，分区抽调干部，组建了禾角克、丘尔丘特、杜拉那拉、加曼奇、卡梅斯台等边防站。
中方边防站建成后，“开始自己说了算”的中国边防部队困难重重，而最大的压力不是边境设施不完善，也不是执勤保障条件差，而是来自强大的苏联边防军。在1950 年代中苏友好的背景下，主要依靠苏军管边防，什么事都由苏军说了算，伴随着我方活动的增多和显示存在，苏军的态度越来越恶劣，行为也越来越极端。
面对苏方的持续强硬，中国边防部队也从保持克制到外交抗议，从适度对抗到针锋相对。双方互不相让的态势，决定了争吵和冲突成为家常便饭。
在边界谈判未能取得进展的情况下，苏联在边界问题上一直坚持武力恫吓、主动挑事、不断升级、准备大战等策略和步骤，不断在中苏边界制造事端。
一方面是对中国进行恐吓，实施核威胁、核讹诈。莫斯科电台谈到中苏边界事件时公然叫嚣：“苏联的核力量如何强大，中国核力量如何“不济”。西方国家报刊也不断传出消息，说苏联向美国试探对中国的核设施“动外科手术”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是苏联军人在边界上主动挑事、惹事。最有代表性的是绑架我边防军人事件。1963年7月23日上午，塔城军分区丘尔丘特边防站班长李增和率卫生员乔健章、上等兵陶学科乘马执行巡逻任务途中，苏方两辆格斯69 式汽车越过苏方的松土带和巡逻路，冲到了中国一侧，苏军人员端枪包围我巡逻人员，强行绑架至苏军边防站。李增和等人据理力争，采取绝食、抗议、当面谴责等办法，同苏军斗智斗勇。坚决拒绝在苏军炮制的地图上签字。经中国外交部向苏联提出强烈抗议，苏方理屈词穷，最后将李增和与其他两名战士及携带的武器、马匹全部交回。
针对中苏边境矛盾冲突越来越多的态势，边界问题谈判成为无法避开的话题。
1963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11月19日，中国进一步明确指出“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
1964年2月至8月，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中方要求苏联承认俄国沙皇政府与中国清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而苏方拒不承认。因双方立场对立，谈判未获结果。
边界谈判未能取得实际效果，但边界摩擦却越来越多。据统计，从1964年10月至1969 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 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导致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
从1966年开始，在中苏边界东段界河乌苏里江上，苏联边防军一再挑起严重的边界纠纷，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又成为边境冲突的焦点。
1966年至1968 年初，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冲突由口头争辩发展到相互推搡和斗殴，直至苏军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人员。
第四阶段：冲突不断升级（1968 年至1969年）
在经历不断升级的边境摩擦和争斗之后，双方的怒火和仇恨也在成正比增加，突破底线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1968 年1月，苏军又进一步动用装甲车在黑龙江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制造了第一起严重的边境流血事件。
到1968 年末1969 年初，苏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
1969 年2月7日，在珍宝岛还发生了苏军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的严重挑衅事件。
中苏边界事件不断扩大，终于在1969 年3月引爆了珍宝岛地区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珍宝岛是一个面积为0.74平方公里的无人居住小岛。中国坚持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凡通航界河均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并依此划分岛屿归属。据此，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的中国一侧，因此无可争议地属于中国。而苏联认为，这是苏联的领土。
1964年的中苏边界谈判对于这个岛的归属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之后，双方边防人员不时上岛巡逻，并发生对立、争辩、推搡、殴打，直至武装冲突。
1969 年3月2日苏军发现中方有人上岛，便派出边防巡逻队上岛驱逐，被中方伏击，打死打伤数十人。
3月15 日和17 日，中苏双方的边防部队在此再次发生武装冲突。苏军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飞机和当时的秘密武器“冰雹火箭炮”。解放军使用了反坦克炮、无后座力炮、40 火箭筒等轻武器和岸上的纵深炮火。双方都声称是对方蓄意挑衅，先开火。其后中方打退了对方的进攻，战斗之后中方控制全岛。
而“珍宝岛战斗”发生后不到半个月，中共“九大”随即于4月1日在北京召开，作为对此次大会的“最大献礼”，珍宝岛战斗得到了毛泽东、林彪等国家领导人的极高评价，全国上下扬眉吐气、同仇敌忾，全军上下也大受鼓舞，在对苏边境斗争中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
与此同时，苏军在边界问题上的强势行径没有任何收敛，反而愈演愈烈，特别是在新疆方向的报复意图愈发明显。
塔城军分区司令部在关于1969 年塔城防区敌社情综合报告中指出：
苏修集团对我新疆虎视眈眈，垂涎三尺。3月2日入侵我珍宝岛惨败后，又将魔爪伸入新疆，妄图占领新疆。一年来苏修边防军在我防区的种种挑衅事件是蓄谋已久、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并受到苏联政府支持的反华暴行。从我防区观察的情况分析，主要是两“变”：一是由说理斗争变为武装挑衅。3月2日前在塔城防区基本上还是现场说理斗争，虽然苏修仗其人多，对我进行种种威胁，但还未开枪射击。
珍宝岛战斗苏修尝到苦头后，就由说理斗争变为武装挑衅，仅从4月至8月就向我武装挑衅12次，其中向我开枪射击6次。严重的事件是5月2日当我畜群在我国领土上沿克加两路转场时苏修曾出动武装军人40余名，携带轻机枪4挺、冲锋枪数支，报话机4部，在军官（大、上、中尉各一名）的指挥下，越入我境强行阻拦我转场，由于我参加转场人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牢记毛主席不吃亏、不示弱的教导，终于胜利的完成了转场任务，粉碎了苏修的种种挑衅，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苏修为扩大事端，于5月2日开始慌忙调兵遣将于克加路当面，据掌握苏修曾调动两个师的兵力布署在上述地区，但其挑衅阴谋始终未得逞。
5月2日上午，苏修阻拦我转场失败后，二、三两日从南北增调各型车辆320多辆，四、五两日从纵深来火车5列，达240余节，据观察运来各型车330多辆，集结在丘尔丘特当面。
上述种种挑衅事件，苏修惯用的伎俩就是贼喊捉贼，立即邀我会晤，反诬我“越境”“开枪”，妄图在政治上争取主动，从每次会谈会晤中苏修坚持的所谓的“论点”是：你不过我的苏图线我不开枪，否则我就开枪。苏修把向我开枪射击这种严重的武装挑衅事件称之为“呜枪警告”。
……
在塔城防区内，以加曼奇堵水事件最有代表性。
1969 年5月20日，加曼奇边防站政工干事岳喜坤、战士张银生配合当地兵团职工在界河龙口处堵水时，苏方强行拦截。中国军民据理力争，正义凛然，毫不退缩。至15 时20 分左右，苏军在三辆装甲车、两门无后座力炮的掩护下，30 多名武装军人越过实际控制线我侧，将我方堵水人员分割包围，用枪托毒打岳喜坤、丁余生等5人。致岳喜坤、丁余生等5人昏厥，被苏军绑架至装甲车上，运往苏方哨所，后又转移至塞米巴拉金斯克关押24 天。
加曼奇堵水事件发生后，塔城军分区迅速反应，巴克图会晤站连续多次向对方提出会晤，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苏方尽快将被绑架的人员送回。
6月6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对苏军绑架中国人民的暴行表示极大愤慨，并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后经我国政府9次严正交涉，苏方才被迫于6月12日、19日分两次将被绑架的中国人员及生产工具全部交回。
6月10 日，在新疆塔城军分区所属的塔斯提地区，30 余名苏联武装军人越过实际控制线抓捕绑架中方牧民，遭到中方闪电般的打击，致多名苏军人员伤亡。
7月8日，在黑龙江八岔岛进行航标作业的苏联河流铁道工人与中国知青发生口角，苏联方面鸣枪示警未果，导致冲突爆发，致苏军一艘巡逻艇被中方击沉，一名苏联军人死亡，3人受伤。
这两起事件发生在珍宝岛战斗之后，对原本争吵不休、冲突不断升级的中苏边境态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恶化作用。
双方都没有后退的意愿，在边界事件多发群发的情况下，各不相让、针锋相对的结果，必然导致斗争方式越来越极端，次数越来越频繁，动作越来越危险，擦枪走火最终酿成更大事端的结果已经再所难免。
铁列克提战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关于苏军在1969 年中苏边境冲突中的表现，可以用一条主线来概括：珍宝岛战斗颜面尽失，塔斯提战斗怀恨在心，八岔岛事件暴跳如雷，铁列克提战斗大肆报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