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时分，蓦地惊醒，却是一梦。梦中见一雪山，高耸入云，看不到山顶，只见浓浓的云雾从那山上滚滚而下，无首无尾，却不知流向了何处。
那雪山之下，有着数不尽的人群，他们时而拉手成圈，时而跪地参拜。虽是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却能感受到他们的虔诚。他们赤身露体。在我的心里，总想着能看看大约有多少人，但总也看不清，他们不知是从几面不断地涌出，让你看也看不到头。我也想看清楚他们每一个人的嘴脸，从而判断他们是不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但是，这也做不到，他们每个人的面相身材，你都无法看清。这令人起急，因而蓦地惊醒。
在北京我已待了半年有余，该经历的也经历了。还得回到调动这个问题上来，团里开出了条件，讲技术人员可以不走。另外，技术人员的男女朋友可以不走。这样算下来，我都是非走不可，因为没有半点理由可以留下。想想那些政策，你不用去看谁不走。只需去看谁必走，那我们的名单就全在里面。传说二队已经有好多人到了那里，写信问问消息吧，回信只是说兵团都一个德性，没挑没拣，你自己要是没事儿，到哪儿都一样。这都是想开了的人，真的是到哪都一样。要不就是吃了大亏，但又不能讲，就想看着后来的人也都掉进坑里，一块儿倒霉。这种事我小时候听我爸讲过一个故事，故事讲有人在街上卖票，是看花的票，有人问所看何花，他只讲是叶上开花，于是买票进门，想要看看这叶上开花。这门进去，花在后堂大屋。行至后堂，只见大堂之上，端然一盆大葱，真的就是叶上开花。才欲辩白，早有人引你出了后堂后门，却已是另一条街。四顾无人，何处说理！回到家里，有人问询，左思右想，回说可以一观，可长见识。最后大家都看了这叶上开花的奇葩。
我此时已是了无牵挂，片儿警也给我下了几回最后通牒，逼我快走。他说没见过你这么探亲的，也没见过你这么种地的。我实在找不到理由再耗下去了，那就走吧。
其实在这半年里，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二队有那么多的人走了，永远地离开了二队，多数是各大学院的人。他们这些人前两年还算是出身有问题的人，但是现在不同了，林副统帅的死算是一次惊蛰，他们也开始动用关系、谋划自己子女的前程了。都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触及每一个家庭的革命，看来是真的。
但是他们所谓的关系都是在农村。有的是老家，有的是历史上有渊源的地方。有的是有可靠的亲戚在那农村有实质的权力，于是，动员起来，千头万绪，千奇百怪的迂回分享权力，以此来安排子女们的前程。权力的雨露，悄悄地，软软的撒在了他们的头上，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子女头上。他们还算是丑末寅初就起床谋食的鸟儿，食不多，路尚远，但他们依然抢得了天机。所有人都知道，这一步对将来有多么重要，这一步不在于真正获得了多少实际利益，而在于有人确实是在处心积虑地自己安排自己的命运。他们不甘心随波逐流的随遇而安，他们就是认为不努力抗争就是堕落。
在这半年里，人们由于看不到向前的路如何走以及走向何方，每个人都看到了转插和返城的距离，每一个人都不甘心莫名其妙的就此安度一生，每一个人都想起了自己老家的亲人。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那时不懂什么叫做利益交换，什么叫作权力交换，回到老家，做可怜状，做可爱状，以期唤起七大姑八大姨、叔父舅爷对过往生活的回忆，能授以援手，接了自家骨血做一团聚。但此时如果忘了自己能付出什么，那不仅仅是一副可怜相，也不仅仅是想亲人，还有什么吗？没有了，那如何能打动家乡这众多长了一对势利眼的父老乡亲呢？这不怨他们，这么多年来，他们和知青一样，穷得只剩下一对势利眼，身前四下里，一无所有。
人已是一无所有，凡与人交往，以往的事故人情，此时俱已作废。想求人帮忙办事，空口白话，说了白说，人人不再被那狗屁道德约束，处虚名而受实祸。要脸啊！顾不上了！想想当年的深情厚谊，碍于情面吗？不当吃不当喝的！还是忘恩负义一身轻啊！要知道，衣食足而知荣辱，现在是衣食不足啊！就这一个衣食不足，忘恩负义，就使多少想到老家找出路，想离北京近点，想曲线返城的兵团战士无功而返，铩羽而归。
当时就连我这样的，也想到童年之梦、想到华北明珠、想到鱼米之乡，想到老爷姥姥。也动了秋风之思！这孩子啊！那还不容易啊！说个媳妇儿，一下子就迁过来，富队里不要人，穷队里没问题啊！我妈吓得都没敢给我回话。兵团战士，那时是一个多么低贱的行业，知识青年，那时的社会地位，低到泥土里！低到了——我靠他妈的！
我也想了，不动是不对的，人怎么可能老是不动，不动还算什么布苏里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啊！几年前下乡时，只是十六岁，拿了一块叫作二的令牌，来到了二队。这都好几年了，连长指导员都换了好几茬了。我也已然去过了布苏里，打过山洞，见过世面，朋友多得和伟大祖国一样——遍天下。并且懂得了一个通天彻地的道理，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以前不肯走，不愿走，那原因是有所挂念，所以能心安理得地，自得其乐的生活在二队，生活在布苏里。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不仅告别了清河、告别了二队，如今我又告别了爱情、告别了青春！我是一个大人，一个真正的大人！
二队没有了她，已无可惦念。但是事情还不止于此。我已想了，二队我回不去了。因为有人讲了——你今后不要落在我的手里。讲这话的是二队指导员。我以前拿他这话当狗屁，那是因为有她在，我不能退，我不敢退。但是现在不同了，我犯不上和一个盯紧了我的指导员较劲儿。我以前轻视他，也是因为他好色，他的心思都花在女生身上。他没功夫来看男生们在干什么，当然也就没功夫来看我干什么。我宗大爷说了，好色的人改不了，不栽了跟头不回头。妇人之蛊，古来最毒。我不信他有功夫看我，但是我也没有去惹他的意思。
最早是在连部前面玩单杠，他看到了，也从连部出来比画两下。那时他刚调来二队不久，天寒地冻，我就看出他是格外关怀女生冷暖，这使得许多政治上要求进步的女生好不开怀！她们认定了指导员的关怀就是党的关怀。但指导员意不在此，他倒是不问政治条件如何，他中意之女生，他就着意得偷寒送暖。一时倒使得那要求进步的女生生了怨言。但是有那冰雪聪明的女生，一眼看透这不是什么党的关怀，而是男人的关怀，因为这关怀总让人心中怦怦乱跳。她们不久就看清了，指导员对女生，就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总会有个孩子开口说：皇帝没有穿衣服！而这句话就点着了火！。能说这句话的人，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下，一定是个没有力量但有尊严的人。一定是个脆弱之极但又藐视权力之人。条件的交叉，可以断定她是个没有政治靠山而又眼高于顶的江湖人。是一个同我一样身份的人。我说我平时怎么这么多废话呢？我说我怎么老是一开口说话领导就不爱听呢？原来，我们的话和别人的来源不一样，和领导的要求与期待不一样。我们说的话来源于对人性的判断。我说得再好听，领导还是不爱听。
但是说到底，指导员好色也碍不着我的事儿，他再好色，也好不到我的头上。所以这说到底还是我的毛病，是我的问题。这原因是我不喜欢指导员好色，也不喜欢好色的指导员。指导员是领导，领导有权力。把权力和好色放在一个人身上就很危险，尤其是遇到了真正的女色，就要出问题。当然那些要求进步，投怀送抱的不算。事情往往是越是投怀送抱越是看不上，等到惹出祸端时才后悔。我不喜欢归不喜欢，但是我并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我也就是说说。但这种事儿就是不许说，说了就是不行！这事儿不是我一个人知道，也不是我一个人说的。先头是我和牛二一块儿说的，牛二说男人嘴大好色，指导员那嘴大的邪乎，所以指导员一定是个色中饿鬼。我就是随声附合，我说我原来还是挺喜欢指导员的，因为他和我说他去过清河，他曾经从清河街中间穿过。他穿过了清河街，就来到了德胜门下边卧倒，等候傅作义投降起义。傅作义要是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他们会冲进北京城里，消灭傅作义，以及付作义手下的国民党反动派。推翻国民党领导的反动政府，解放北京人民。他们知道傅作义一定会投降起义，一定能解放北京，那就一定不会让他们进北京城。果不其然，傅作义投降起义。他们绕过北京南下了，没有进到北京城。他没有进到北京城不要紧，他进了北京城也不要紧。关键是他到过清河，这就够了，这就足够做我的老乡。至于去没去过城里，我认为不重要，因为我也只去过几次，小时进城还丢失过。被警察捡到送回来后，我妈还说：丢了也好，希望让好人家捡了去。倒可过好日子了，将来有出息也说不定。可是那会儿谁家要孩子呀，家家都是抡圆了生，三个五个常见，十个八个不新鲜。但我由此对城里印象不好，指导员没去过城里而去过清河，我就很自然的将其引为老乡，可指导员却并不在乎。他不在乎就是不领情，就是我拿他当老乡，他不拿我当老乡，也就是不拿我们清河人当老乡。他是本地人，本地还有他的兄弟亲人，他拿本地当老家，拿本地人当老乡。本地人算什么呀！本地人就是老帽儿，他拿本地当老家，拿本地人当老乡，他就是一个老帽儿。他不配做我的老乡，不配做我的清河老乡！
他不是我的老乡！他有时还挺牛逼，这是因为他在南下时娶了一个上海女人做老婆。还生了两个孩子，但这事我管不着，你有上海老婆你也是老帽儿，老帽儿就不能好色，老帽儿好色就是耍流氓，没有借口。不能一边是老帽儿，一边还说是爱情，和他妈女知青玩浪漫。女知青没人和你玩浪漫，她们一是怕你，二是有所图。但是这仍然是你好色，不是女知青好色，女知青好色轮不到你。如果是有所图，你有什么呀？可以换人青春，说到底还是骗人。
我由此不喜欢指导员好色，当然连长好色我也不喜欢。但是们连长不好色，他岁数挺大，有儿有女，而且和我不错。能和我不错，一般来讲就是好干部。因为和我关系好都是讲干活，没人和我讲好色。好色的领导都和我不好！
我说指导员好色，我就是和牛二说过，一转眼就被人告诉了指导员。指导员讲这都是我的责任，牛二是个朴实简单的人，不会在背后讲领导坏话，尤其不会讲领导好色这一类的坏话。坏话一定是我说的，只有我这种人，才会讲领导的坏话，才会讲指导员好色。可是过了一阵子，坏孩子又和我讲指导员好色的故事。又有人告诉了指导员，指导员又推到了我的头上。这就让我有所警觉，我想这孙子怎么都赖我呀？我即不是带头说的，也没说什么过头的话，那些明确的、逗乐的话都不是我说的。可听指导员的意思都是我说的，都是我干的，他什么意思啊？有人告诉了我，说指导员说了：吃柿子要子拣软的捏，找到软的，一下子捏爆了，捏碎了它。这才能不硌得慌，还能杀一儆百。
也同样有人会告诉我，指导员已下决心要捏碎了我，捏爆了我。
我觉得他有点想法，但他要是拿我当女生，我不干。我不怕他，我这几年也看出来了，什么指导员、什么连长，也就是带着大伙儿干个活儿。没有什么生杀予夺的权力，以前觉得他们高大是因为形势，是因为岁数小，不能清楚地把握形势，再加上这些人乘着大伙儿刚下乡，有意的连蒙带唬。借着备战，借着阶级斗争，借着上山下乡，借着我出身不好。一个劲儿地自我澎涨。一天到晚吹牛逼，能把谁怎样怎样。其实闹了几年，好的好，坏的坏，谁也没能咬了谁的去！反倒是我们长大了。
有一天，我和坏孩子吃饱饭后到村西散步，这就要从东到西穿过村子，然后才能走出村子，走上大路。然后向西过小桥，穿过小桦树林子，再沿着林子边向西走。这条路比较窄，人多了走不开，是条羊肠小路，适合抄近路用。但不适合边走边玩，一路胡侃。
我们穿过村子时，正是傍晚时分，各家的鹅都在路边傻站着，坏孩子就抽空打一弹弓，但是鹅大，打到身上不怎么地。就这样边打边走，也没发生什么事儿，到村西了。看到几只鹅，他抬手就是一弹弓，打在一只鹅的脑袋上，那鹅一下倒在地上。我们也正好出了村，就继续前行，散步去了。过了一个多小时回来，就到连部前面玩单杠，没事儿。
指导员这时住在连部，他把他那上海老婆接了来，还带了他的两个上海孩子，接了来就一家人住在连部。这本来也不关我等鸟事。但是一看他老婆，差点笑一跟斗，也没别的，就是他老婆一张麻脸惊到了大伙儿。北京人对这麻子是特别敏感，说法儿也多，从小儿是看见麻子就骂。但我这儿并没有骂指导员媳妇儿，只是觉得丫的一天到晚吹嘘他有个上海媳妇儿，好像和这些大城市也是血肉相连的。弄得一大些女知青嗲声嗲气地对他老婆问七问八。这我们早就听说了，早就听说他和上海的女知青如何开怀的大谈上海的风物人情。好像他不是个本地老帽儿？倒是个骑马挎枪走天下的解放军军官，走到上海，看到上海姑娘又洋又嗲，于是娶了一个做了老婆。而且生儿育女，于这天上人间过起神仙日子来了，据说他说到他老婆，总做忸怩状，讲旧时江南佳丽，于新中国之后，齐聚上海，上海一时钟灵毓秀，成了天下的桃花江，整个就是个美人窠子。
现在大家都看到了他这威武的解放军军官娶到家的美人，大失所望之下，似乎看透了他的其他用意。凡人吹牛撒谎必有用意，尤其是面对一群小母鸡时的吹牛撒谎。更是一个披了羊皮的黄鼠狼。这事儿骗得了男生，骗不了女生。
估计并不是指导员让他老婆来的，而是他老婆自己想来找他的，并且带了孩子。
本来这事情和我也是一点儿也挨不上，只是我看到那女人是个麻子，那小孩儿不麻。大伙儿在宿舍聊天儿，说到这指导员的麻媳妇儿。我就说是伊万大婶儿，我说北京管麻子叫伊万-麻大密多罗夫，就是说有一万麻子，而且那麻子又大又密又多一个罗着一个还在孵。大伙儿听了一乐。谁知两天后就有人报告了指导员，说我给他老婆取了个苏修外号。听说指导员当时就说了一句话——让我别落在他手里。
这天这鹅的事儿，就差点儿落到我头上。那鹅当时头上挨了坏孩子一弹弓，当时是晕了，过了一会儿起来就回家了，但头还是晕，走路如同喝多了氿，东倒西歪得
到了家。家里人一见，心说这是怎么了？看脑袋上有一包。有小孩子讲是知青打的，知青用弹弓子打的。那娘们儿岁数不大，却极是凶悍，只身跑到知青宿舍门前大骂。也不知是她指名道姓骂错了人，还是那知青看她骂人来气。不知怎么的两下里就对骂起来，我和坏孩子正在连部门前玩儿，看到有人找指导员报告，就和指导一起来到了大宿舍门前。那两个人你来我往的骂得正爽。指导员来了，纷纷上前告状。指导员听着这二人急扯白脸的诉说，什么也没听清，就大声喝退了他们。等到他一回头看到我和坏孩子，他说是不是你俩干的？要是你俩干的，那就一定是你干的。说着就指了我一下。我发觉他是有意的。
我那时的工作是烧水。我每天早起劈柴烧水，大家上班了，我也就没事了。没事了就到处走走，村西村东的常去转转。有时也到马号猪号看看，看看以前的老朋友。那时村西小桦树林儿里有一小块菜地，但不常种。因为这里离马号猪号近，种的作物容易被牲口祸害了，其实也只是小小的一块地，不种也就不种了。但是那年种了点儿菜，栽了韭菜，大蒜，另外还种了一片西葫芦。这小桦树林子我常去，对这片菜地非常熟悉。
这天晚饭后，到井边茶炉看了看火，一切正常。我闲了没事，就一个人向村西走，想去小桦树林子转转。我不想偷菜，那里的菜就是韭菜和大蒜，韭菜已吃得人反胃，地里的韭菜开满了花。大蒜我是根本就不敢吃，怕辣。但是，这天我发现了一个西葫芦，只有这一个，我就摘了它，很嫩，我就摘些韭菜花插在上面，反正是玩嘛。我想把这西葫芦上插满韭菜花，把它变成一个花球。插到一半的时候，我看到指导员来了，他已经走过了小桥，向我走过来，并且已经不远了。他肯定是看到了我的花球，我不能停下来，我如果停下来，他会发现我手中的西葫芦。那他就会说我偷菜，就会以此为借口找我的麻烦。他只要在全连大会上一讲，我就会吃个哑巴亏，因为我没有辩解的机会。我此时就是加快速度插花，在他到来时，我已将西葫芦插滿了韭菜花。他走到我跟前，看着我手中的韭菜花球，问我干什么用，我说没用，就是好看。然后我就走回村了，我一边走一边回头看他，他在菜地里转了好几圈，然后也向村里走来。我知道了，他在找那个西葫芦，他想偷菜。但是晚了，被我捷足先登了，他火了。我在想真他妈是冤家路窄啊！我在想我不能回宿舍，他会一直追来。而且，他一定会问我要这个花球，他一定会挖地三尺找到这个西葫芦。我不能让他达到目的，我加快脚步，我拐进家属房，我一路飞跑来到茶炉旁边，从茶炉上边的烟窗口放进了我的花球，再打开炉门，把半壶废柴油统统倒了进去。火苗子窜出茶炉一米高，人不能进，我退后几步看着。
指导员走过来，站在我的旁边，看着熊熊燃烧的火。
他问我：你的花球呢？
我说：烧了。
他说：干吗烧了？
我说：烧给死人。
他说：烧给哪个死人？
我说：烧给烈士。
他说：你不要落在我的手里！
我说：那就看谁跑得快了！
现在当我想起这个人，这些事儿的时候。我就想到二队我是回不去了。
我找了几个人问了问他们的情况如何？他们的回答也很中肯。都讲转插不能是目的，不能插在那农村就算完了。别人转插都有后手，要是没有后手，谁敢到农村干那干不完的农活儿，吃那吃不饱的窝头去啊。
老炮说：兵团战士不值钱，可也不能贱卖，不能做倒行市啊。
我说：那咱们就去抚远，反正到哪儿都是三十二大毛，干多干少咱说了算。
商量定了以后，明天买票。
大君子已经走了，他实在无法忍受他目前的处境，他甚至不相信这是他的处境，他就走了，带着满腔悲愤走了，一脸茫然地走了。
大君子眼前的处境是有些艰难，他感到无力，没有方向，他不知道我们都在干什么？到底走不走？他的家里需要他照顾，但家人还是催他回去，家里担心组织上会怪罪他，其实没事儿。
问题在于大君子本身，他认为他的命运和遭遇是别人强加于他的，他似乎是有一个仇人，是这个仇人使他走到目前的境地。他因此十分愤怒，他不会去想别人也同他一样深陷于苦难之中，目前的苦难遭遇是大家共有的，他甚至认为，别人的苦难都是应该的，都是自己在经历自己的命运，但他所经历的不是他的命运。
他之所以会这样想，确实也有他的道理，因为他的家里人都是这样想，因为他们本来是享有光荣的，但不知为什么，却一而再三地落入一口井里，而这口井里的状况简直是糟糕之极。
从历史上说，他家没有什么问题，他爸的级别决定了根本不能构成所谓历史问题。他的父亲完全是新政而后，由新政权一次次的培养而成为一名医生。这在解放初期很多，连留用也算不上，只不过识文断字，当时就算是有文化，又有些专业知识，其实就是厂卫生所一个司药。但是形势快啊！新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需要医护人才，就要快速培养，要想从不识字的工人中找人先学识字，从猴儿变人学成医生给大家治病，那是无论如何也来不及！所以就因材施用，让旧有人员拱一步卒，由原来的司药经过几次培训，就成了厂卫生所的一名医生。也穿白大褂，也挂听诊器，而且是一名儿科医生。儿科医生在这纺织厂里是个什么概念？那厂里有那么多戴了白帽，穿了围裙的纺织女工，这些女工在五十年代，每天三班倒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她们要生多少小孩儿？这些小孩儿要生多少病？这些小孩儿的父母要着多少急？就当时的条件，他们的孩子如果生了病，他们对这厂卫生所的儿科医生寄托了多少希望？每个孩子来看病，那都是生与死的考验。但是无论从医德还是医术来讲，谁能长久的经受得住这种考验？要是大家都能接受这种考验，还要革命干什么？还要运动干什么？一方面缺医少药，一方面要死要活，工作纪律是一丝不苟，所有的风险就转嫁到这些服务部门，什么食堂、托儿所、卫生所、都成了工人阶级发泄私愤的众矢之的，这些工作人员凭什么和领导阶级对抗？
只有像我妈那样，已被明文列入另册，又天生柔弱，家中尚有数名孩儿嗷嗷待哺。所以几十年逆来顺受，才能得以保全。我妈心中，工人至上，孩子至上，有一份父母心肠，又能吃亏，总觉有罪，为的是巢窠微小，难经风雨。于是谨小慎微，以至处处有恩于人，最大风暴之时，仍有工人为其美言，为其提供改造机会。她能做到如此，是因旧巢已复多年，她深知其味，若无此大经历，大见识，也是任性胡来，开口乱讲，那早已万劫不复。
但是，大君子家不同，他家相当于干部，相当于知识分子，他爸是医生，他妈是老师，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自我感觉也是知识分子。但是环境不对，你是几千工人阶级中间的知识分子啊！你要做的就是为这几千个不知识的分子服务啊！就如你是饲养员，但你养得是狼而不是猪，就如你是警察，但你却是个狱警，是个皂隶，虽是比那一般派出所警察来的威风，但是风险大啊！尤其是你还掌握着他们孩子的生死，尤其是你还是在他们的孩子生病的时候掌握着他们孩子的生死，这在那个年代，你享有这个职务，你无疑就是在病中，你的生死也就时刻掌握在这些不识字的工人阶级手中，等待的只是政治运动。
五十年代的运动就已经是在劫难逃~~历史上不清楚，对工人无感情，不讲阶级友爱就是反动思想。某年月日我家孩子如何如何？某年月日他如何如何讲新社会的坏话？他的反动立场根本就没有改造好，他肯定对工人缺乏无产阶级感情！工人说得当然都是真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工人阶级之中的知识分子应有的命运和遭遇，是应有之义，是在劫难逃！
这不比在某学院学校医院供职，这就是每日每时的与狼共舞，葬身狼腹是必然下场。社会主义给人梦想，但五十年代的小运动先是打碎了那住进粉楼的梦想，但仍然的缺医少药却保全了他家免遭灭顶之灾，运动过后，仍为厂医。这在大人心中有了意识，但孩子们还意识不到事实上已有了根本的区别，命运已然铸成，
六十年代的大运动来了，摧枯拉朽，当然包括他家。但他抱有的想法依然是作为知识分子被破坏，甚而至于把自己与走资派相提并论。所以在大君子的脑子里、居然有老红卫兵的想法，我多年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后来我懂了，那是因为他家的荣华本就来自这个新兴政权，是新社会培养他爸成才，才使得他的家获得荣耀，以及他在工厂在小学获得尊重与照顾。所以他将一切账目算在了政治运动和工人们的头上，他一如既往的看不起工人阶级。
而工人阶级也是变本加厉地把他家从南门外的西花园赶走，迁到离厂几公里外的，位于朝阳区的几排干打垒的房子里。那房子不知是哪个年月搞工农联盟，厂里人下乡劳动，就在朝阳区境内关西庄建了这么几栋房，一直就安排一工一农的无房户住在这里。干打垒制成，离厂几公里，那房子用石灰刷成白色，厂里人提起那里，称为白房子。
本来他家就住在厂子南门外，一进南门就是卫生所，卫生所左边就是职工学校。他爸每天穿着白大褂来往于厂子与住家，而且与他妈同来同往，几十年都是如此，现在一下迁到几公里外的白房子，住房条件先放在一边，每日上班这几公里如何打发？先是他爸骑自行车带着他妈上下班，但是中间要走一大段公路，公路上有交通警察，不许骑车带人。于是还要有一大段路程，夫妻要推车步行，那时又是运动时期，每日下班后要学习要开会，回到家中，不知几点？又是农村，街灯也无，到得冬日，天黑得伸不出五指，而那家中，还有个患病不能行走的姐姐，这日子真是过得艰难。
但艰难困苦的日子还没到极致，这年冬天，天下了雪，他爸骑车带了他妈上班，路上太滑，就滑倒了，他妈还好，但他爸腿骨折了，打了石膏，卧床不起了。他妈还要上班，每日只好走了去，上下班两头不见太阳，家里有两个病人。
大君子探亲假，就在家里照顾这两个病人，他朋友少，只有我常去看他，而从我家到他家，也要走几公里路。但是，我认识了他家里人，他爸也认识了我，他爸原本就认识我妈，因为托儿所就在卫生所对面，只隔了一条路，我妈因为做过护士，有医护常识，因而在托儿所专管生病隔离的小孩儿。工作上常和他爸这儿科医生有联系，但在他爸看来，我妈这样的人根本不算是人，我妈和我讲过他爸有多厉害，常骂我妈。都是为了工作，为了孩子，工人不容易，孩子病了能急死，我妈总是这么说。
但是他爸信任我，他爸甚至觉得我妈有我这样的儿子不可思宜，因为他觉得我太沉稳，而我是唯一总来他家找大君子的朋友。
春天时，他爸的腿好些了，天也暖和了，他妈上下班也不那么令人揪心了。一天我到他家时，他爸执意留我吃饭，叫大君子做饭。饭间，他向我托付了大君子，他讲大君子脾气不好，你们出门在外，要相互照应，你能吃亏，你就能照顾他。
大君子今年以来总是在玩一把刀，他讲是他哥送给他的，是一把缅甸猎刀，其实就是把匕首，有个6寸长，四条血槽，牛角把，带皮套儿。他总是讲今后他的政策就是图穷匕见，他说他现在已经无所求也无所退了。我看了他的样子，我理解他的思想和莫名其妙的仇恨，但我不相信他的图穷匕见，因为我长在江湖厮混，知道什么人会图穷匕见，他有想法，但是他没这个胆量！在那个时代，比他艰难，比他屈辱的人有的是，也比他凶猛，但是，能有几人做到图穷匕见呢？他说得只是想法。
他拥有的，是仇恨，仇恨不好，仇恨不等于力量。
后来，他就怀着满腔仇恨走了，回兵团了。他对我也是很生气，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还不走，还在北京混着，他认为我是不敢回去，不敢去抚远。他不知道我这半年来的经历，他知道了他也不懂！我也不会告诉他，我没有一点告诉他的理由，我只是去他家安慰他，看看能帮他一点什么忙？而我自己，却经历着水与火的煆炼，经历着生命的又一次蜕化，我将蜕去旧皮，蜕变成一条真正的蛇。
当我完成蜕变，再睜开眼睛看这个世界，再看这些人时，一切都变成了新的东西，人变了，因为每个人都经历了不同的蜕变，世界也变了，以往的一望无际的艰难困苦之中展现出利益，展现出希望。虽然这些还离我很远，虽然许多人比我的位置更好，但我不怕，我不怕是因为我不仇恨任何人。
不知从哪本书里读到过一句话，说你遇到的都是你应该遇到的，我深解其意，我相信我遇到的，我拥有的就是我的宿命，我谁也不怨，所有的一切，我都会淡然处之。在这半年里，我以往最美好的追求失去了。但是这失去也喚醒了我，因为我虽然失去了，最终失去了。但是我知道，我可以得到，是我先得到了，我才有了失去。像她这么美好的人，我都可以得到，我还有什么不可以得到，是的，得到了，最终又失去了，但天下的一切事物，都是得到了，最终又失去了。这就是经历。我经历了，他们没有经历，时光错过了，们也许一生一世都失去了经历的机会。
我的爱情是无果之花，但仍然美得绚烂之极，花就是花，不一定要有果才是花，失恋是恋爱的终极补充，爱情上是失败了，终结了。但新的生命，新的力量，新的历程才刚刚开始。
大君子走了之后，就剩下了我和老炮，明子，我们四个人都是这厂子的家属，家里都有事，都不能见容于革命。几年的文革，把每个人的家事都抖落得干干净净，没有隐私，谁都知道谁的来龙去脉。但细分起来，他们两人的事跟革命没关系，真正有问题的是我家，我家是实打实的国民党残渣余孽，我的问题一向也是最为严重。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家也没受什么触动，因为我爸一直在劳改单位，之前每年还有个探亲假，后来杳无音讯，不知是死是活。我家由我妈领着，母子数人相依为命，明明白白，除了穷苦度日，哪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功夫。同时我家住在鸡屎大院，距离厂子的家属宿舍还有两公里，所以组织啊、领导啊、也嫌远，革命工作也忙，也就顾不上专门找我家的麻烦。再者我妈在厂里老实工作，多年以来与托儿所孩子家长交好，令人放心，有恩于人，那一干识字不多的妇女，你留意她家孩子，她三班倒的干工作干革命自是安心。所以也有一份感激的情怀，我哥又是江湖人物，虽每遭警告，却也是有惊无险，在年轻人中自有一份威望与名气。各种的条件迭加起来，就使得我家虽是罪名昭彰，却如生在风眼之中，虽有颠簸，却是经久不复。这才使得我安然的逮蛤蟆、掏鸟窝，打鱼摸虾，厮混江湖。
但是也有麻烦，这大抵来自什么居委会呀！还有的来自于人心之恶，往往是朋友之家，邻里多年，原也是和睦相处。但革命即已来了，就要有个你高我低，哪有能叫你安然不动的好人呢？气人有，笑人无是中国道德的根，所以无端惹些闲气，也是有的。但既然革命没有个态度，那对付小人则江湖手段足矣！
但是，这种小人得势却是非常之可怕，尤其是在小人堆里，这厂区宿舍无疑就是个小人充斥的地方，几十年一起工作，一起的生儿育女，一起的苦逼根儿！现在运动了，你倒霉了，你赶上了，你摊上事儿了，那街坊四邻，同学同事就都成了革命家，群众专政嘛！群众专政的成本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嘛！群众原有的劣根性得到了政权的支持，那鸡毛立马变成令箭，几十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都以革命的名义发泄出来，人，本来是要残害人的，本来是要残害同类的，这里面有荣耀，也有快感！
老炮和明子情况莫不如此，就革命而言，都是工人阶级，都是革命群众，却因历史上得罪了领导，领导自然要迫害你，要处分你，于是吃了领导几十年的亏。现在文革了，该他妈领导倒霉了，却又被翻出旧账，说是一贯不服从领导，思想落后，而且抗拒改造，其实就是有仇家在欺负人。
老炮家的事还和大君子家有关，五十年代，老炮的小弟病了，送到卫生所，属于住院治疗。孩子病了，大人心疼，老炮他爸在班上偷跑出来到卫生所，想看看孩子。谁知到了卫生所，找不见孩子，问大夫，大夫就是大君子他爸，讲你那孩子没治了，送隔离室了。送隔离室就是放弃治疗等死了，那隔离室叫隔离室，其实是相当于太平间。老炮他爸一听之下，大急，苦苦哀求大夫再行救治，无果，那时死个小孩儿不算个事，大夫的回答是，再生呗。老炮他爸大怒！讲老话说医者父母心，你这心肠怎么当大夫，怎么当儿科大夫，大夫讲你这老话也太老了，如今不适用了，赶紧回去上班吧。老炮他爸找了一根棍子，砸了卫生所，还要打大夫，大夫跑去了保卫科。老炮他爸抱了他的小儿子回到家，悉心照料几日，孩子得以存活下来。但是祸己闯了，躲也躲不过，保卫科的人谁不拍儿科大夫的马屁，家里好几个孩子呢！于是对老炮他爸又打又罚，处分过重，老炮他爸大怒不服，又骂了保卫科的人，保卫科的保卫人员上纲上线，做成铁案。
到了文革，大夫是打倒了，受尽欺凌迫害，就是大君子他家。但是保卫科的保卫人员代表着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却没被打倒，抛出材料，老炮他爸还是破坏公物，抗拒改造。一个工人，拉家带口，只求平安，谁为做主，等到后来造反了，那造反派的头头还是保卫科的保卫人员，你到哪里去说理？
老炮长大了，是个聪明过人，多才多艺的人。但也是个心中有数，面色阴沉之人，脸冷之极。
明子家事和老炮差不多，做工人，听不惯段长的污言秽语，那时都是夫妻在一厂工作，时常可见到谁家媳妇儿，难免品头论足，但这不可过分，过分就是欺负人了。都是糟糠之妻，哪容得你一个小段长每日污言秽语的糟蹋，一忍再忍没忍住，就打起来，一扳子把段长打休克了，头上一个洞，血流不止。到了官家，谁还纠缠那污言秽语，工人嘛，说下流话就是每日消遣生活的方式，无日无之，无处无之。怎可起了杀人之心？而且是对领导。更有一大堆的马屁塞子落井下石，无端构成大罪，全家都跟着倒霉。你道工人何以对一个段长如此忌惮，只因这段长做了段长，就能做几十年的段长，他就是你终生的领导，你怎能得罪得起？你怎能不拍马屁？你怎能仗义执言？
于是，明子也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但是勤劳，多才多艺，他们二人俱是家中长子，虽是青春年少，却都是数年之中，倍受煎熬之人。
最难生受者，也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就是你有了问题，在厂里要改造，要接受厂里的一切改造要求，在家里也还要接受居委会的监督改造，这里是厂里的宿舍区，那居委会也受厂里领导，本来就是一点人味儿也没有，那小脚子偏又变本加厉的伤害你全家的大人小孩儿。你如果能和常人一样的过日子，居委会小脚子大妈就觉得是辜负了党的委托，党的信任，没有做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她们闲来无事，就说：把他们集中集中，学习学习，改适改造，多改造没坏处。于是大年三十，一家人刚坐下要吃顿饭，来通知了，集中到居委会学习，扫街，大年初一，扫大街，把你一家人羞辱得不敢出门，她们却吃饱了看着说：这是专政节目！
孩子们太苦了。到厂里给家大人送个饭，铺天盖地的大标语，大字报，都要打倒爸爸，要老实交代。在家里吧，总是看到别人家里团圆吃饭，自己爸爸在扫大街，同样的男孩女孩，同样的日月天地，不同样的童年，不同样的感受。
他们受惯了屈辱，他们沉默不言，相对大君子，他们更无可怨。这时剩下了我们四个人，四个无路可走的人，命运指向哪里，我们就走向哪里，我们是鱼肉。这之前，我还志得意满地讲，我告别了这个，告别了那个，似乎我是一个任意飞翔的鸟儿，此时一看，才切实地感到，我并不想告别一切，我，我们是被一切所遗弃的人。先是北京遗弃了我们，后是团里，再是二队又遗弃了我们，那么多留下不走的条件，却没有一条适合我们。后来的日子里，我们一再的遇到这种条件，这种永远也不适用于我们的条件，这些条件挤得我们心甘情愿的，毫无怨言地走到最低洼之处，一泻噩千里，总是退无可退，进无所进。此时方知那所谓条件，本来就是为我们量身打造，严丝合缝的使你无路可逃，而好处呢？也本来就是为和尚盖庙，永远是别人的。
说好了走，那买票吧，我问谁有路子？都说没有，我说你们这些头陀怎么当的？连个买票的路子也没有！老炮说：你丫要再提头陀的事就是你去，你不去都不行！这是因为年初我闭关九天九夜，让老炮做头陀供养我，还老说他要是个女的就好了，最后回北京，我到北安就甩了大伙儿，自己先走了，最后别人都走了，老炮在北安住了两天找我，他怕我让人害了，天天找我，我早到家了，他一提这事就想打我，这会儿我一提头陀，他又想起噩梦，有点急。
最后明子说：把钱给我，我去托人，托不上我就去排队。两天后，票买好了，又是两天后，出发了。哥几个都在骂，说他妈火车票也这么难买，以为老子爱下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