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讲是错误的，这已由1981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其盖棺定论了。之所以说这一持续长达十年的运动是错误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已在中国共产党的上述《决议》中作了详细的阐述，其中两派长期进行武斗就是由当时党中央作出的错误的方针政策所引起的。
（一）社会大动乱演变为两派长期武斗
历史已经认定，进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中央文件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并下发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该《通知》决定“中央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该《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和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接着中央于同年5月28日，又任命陈伯达为中央文革组组长，江青、张春桥为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组员由王力、关峰、戚本禹、姚文元等人组成。到了同年八月，江青又接替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从此，这个文化革命小组就逐步取代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成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操纵下，同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正是在国家上层这些错误的方针政策的导向下，各地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并纷纷起来“造反”，全国性的动乱就这样开始了。
1966年6月13日，国务院发出通知，《通知》指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必须改革”，同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通知，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制度，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进行”。由于当时全国性的“停课闹革命”已经形成了运动，使上述中央的这两个《通知》根本就未能得到实际执行。
1966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指出“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揪出来，斗臭、斗垮、斗倒”。加之林彪同年10月9日在北京又发表了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的讲话推动，以及同年12月在江青的指示下，全国各地公开喊出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从此，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并提出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使这场“革命”的对象直接指向了全国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人，这场革命的目的就变成了全面向当时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的领导人夺权。
既然是针对全国所有党、政、军及事业单位的领导进行的一场革命，当具体到某一个领导人时，在群众中就会有拥护者和反对者，当时把这两种人分别称为“造反派”和“保皇派”，支持某领导人的就是“保皇派”，“造反派”也称他们为“右派”。打倒某领导人的就是“造反派”，又称“左派”。从当时全国的情况看，军人、共产党员、多数工人、农民及年岁大的人多是“保皇派”，年轻人，尤其是中学、大学的青年学生多是“造反派”，又称“左派”。全国各地的两派就这样形成并拉开了严重对立的阵势。
两派形成后，初期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当时对此称为“文斗”，但时间不长，就向“武斗”升级。为了在武斗中占据优势，两派都开始了土法上马的造枪、造炮、造手榴弹等非法行动。影响较大的武斗是1966年12月27日，在张春桥的支持下，王洪文在上海康平路组织的有十多万人参加的围攻中共上海市委员会的流血事件，康平路武斗事件也成了全国走向大规模武斗的开端。
（二）因武斗需要，两派都盯住了军队的枪
面对武斗全面升级的混乱局面，中央不仅没有提出控制的措施，某些中央领导还积极的火上浇油，如1967年7月25日，林彪、江青在北京召开支持武汉“造反派”的大会，对他们冲击武汉军区的行动予以肯定，并在《文汇报》上发表社论，题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此，在全国掀起了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同时江青又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在他的授意下，《文汇报》又发表了题为“文攻武卫”的文章，煽动武斗。到1967年8月7日，中央领导谢富治又发表了讲话，提出了“彻底砸烂公检法”的荒谬主张。全国上下在这种政治气候下，两派为了在武斗中占据优势，到解放军营房和公安局抢枪的现象就不断发生。期间全国多次发生抢劫军用列车，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的恶性事件。有的地方还抢了部队的坦克和装甲车参加武斗，从此，全国形成了两派“全面内战”的局面。
（三）造反派半夜冲进我们连队要抢枪
针对全国出现“全面内战”这种影响国计民生的严重局面，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不得不联合发表布告，提出六条措施，重点内容是：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但在当时两派已杀红了眼的大动乱的局面下，中央上述的那些规定根本不可能得到执行和起到任何作用。
就全国而言，当时的武斗和抢劫解放军武器的事件多集中在内地的大中城市，边境地区还比较平静。尤其是我们边防部队，地处边境前沿，那里各方面的控制都比内地要严格。我们除了不断接到上级关于全国各地冲击军队机关、单位的通报外，本身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根本想不到抢枪行为会发生在我们连队。但就在1968年5月初的一天半夜，连队由我同年入伍的战友刘杰站哨，他突然发现有几个人向军营的大门走来，再往后边看，还有更多的人向大门拥来。当他高喊“站住”，“干什么的”后，走在最前面的人便要夺他手中的枪。对此，他一边鸣枪警告，一边撤到院内。当时我们都还在酣睡中，突然听到枪声，习惯地认为是连队搞紧急集合演练，便迅速的起床、穿衣、全副武装后就准备出门，这时我们班第一个出去的是班长王文广，他很快又退了回来，对大家说，不是紧急集合，院内来了很多人，要抢我们连的枪。因为当时我任副班长，装备的是冲锋枪，枪身比较短，我听到此话后，便顺手把我的枪放在了被子下面。此时院内的枪声已响成一片，但都是朝天鸣枪警告。因为大部分班排都认为是紧急集合，故都是全副武装来到院内，每个人为了保护自己携带的武器，很快便和造反派形成了面对面的对峙态势。就在这紧要关头，我想到连长上课时讲到“虚而实之，实而虚之”的军事指挥艺术，便对班长讲：“我们排三个班，有两个班现在山里放马，宿舍内没有武器，能否向那两个班的门口各派几个人守住，吸引抢枪人的注意力，而我们班的门外不要站人，只在里面留几个人把门顶住，再把所有的武器都放到床下。”班长认为此法很不错，便派出六个人空手分别守在那两个没有住人也没有存放武器班的门口。果真不出所料，部分抢枪的人很快便拥到了那两个没有存放武器的宿舍门口，而我们班的门口却空无一人。
就在这对峙的过程中，突然有人喊“打死人了”、“打死人了”。顿时全院子都静了下来，接着听到我们连的卫生员讲，“快把人抬到医务室”。只见几个人把两个伤者抬进医务室进行紧急包扎。这时，我们连指导员从仓库内找到一个大喇叭，他手持喇叭，大声对造反派讲了一番道理，中心意思是：“你们已经严重违反了中央的规定，刚才发生的事情只是误伤，如果你们再这样胡闹下去，后果会更加严重，并且一切后果最终必须由你们自己承担。现在请你们赶快把伤者送进县医院治疗，由我们卫生员跟着一起去，其他善后事情我们坐下来协商解决。”此次造反派到我们连抢枪的现场就这样因为两个人中弹受伤被平息下来。后经医院抢救，一人被救了过来，一人因医治无效而死亡。对此事件伊犁军分区亲自派工作组前来调查处理，经长时间的协商后，对伤者的医疗费由部队支付，对死者给予了一定的经济补助。
事后清查，全连朝天鸣枪发射的子弹近百发，加之处在夜间，场面又十分混乱，最终也没有查出是谁开枪伤的人。但有四点共识：一是鸣枪警告的角度出了问题；二是鸣枪时离人群太近；三是1968年初入伍的新兵可能性最大；四是也有枪走火的可能。
（四）真枪埋在地下，持木头枪站哨近一年
针对全国武斗升级、冲击军队机关、枪杀解放军战士、抢夺武器等事件，毛泽东主席指出：“这是毁我长城”。中央下通知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各级军区也下达指示，要求在确保武器不被抢走的前提下，对两派群众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在如何保护枪支的问题上，则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因为在当时“反帝、反修、反蒋介石反动派”、“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大形势下，不可能让军队马放南山、枪刀入库。最终如何保护武器，是让各部队自己设法解决的。于是部队便各有高招，有的把枪藏到菜窖里，有的把枪藏在库房储存的面粉下面，但这些办法都不便在紧急情况下确保每个人都能迅速武装到位。我们连的办法是以班为单位，在宿舍地上挖一个深洞，把枪上油后，包三层雨布，捆好后垂直放进去，上面放块木板，木板上按照别处地砖的样子，铺上地砖。这样做一是隐蔽，谁也看不出来；二是一有情况，不出宿舍每个人都可以很快武装到位；三是便于每月拿出来擦试一次，以防生锈。
针对全国的形势，上级规定部队外出时禁止携带武器。日常训练，停止实弹射击。军营警卫一律持木头枪站哨（部队刺杀训练时用的木枪）。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68年9月7日，那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针对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均成立“革命委员会”一事发表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社论后，由于两派高层代表都以三结合的方式，按不同身份和对等的指数进入了省级“革命委员会”，故全国性武斗才逐步停了下来。到1969年上半年，军队藏起来的武器开始重见天日，部队各项工作也逐步走向正常状态。
（注：本文有关党中央、国务院的规定及报刊上的相关内容均摘自《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