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伍的第二年，即1966年，我所在的骑兵部队被定为军区该年度的战备值班部队，也称为全训部队。对我们骑兵部队的新兵来说，主要是进行骑兵五项训练和相关的军事战术、技术基础性训练。年度训练结束后，我的成绩总体上讲是优异的，特别是射击训练，成绩最为突出，在所有新兵中已成为佼佼者。由于自己是在大山中长大的孩子，家庭贫寒，又非常能吃苦，各项工作都深受组织的好评，当年就受到连部的嘉奖表彰并被评为“五好战士”。总之，军旅生涯中的第一步走的不错，思想上正盘算着今后如何在军事上干出一番事业来。
（一）一声令下，让我当了“火头军”
在中国，对做饭人的称呼有很多种，在古代民间称之为“伙夫”、“厨子”，对军队做饭的士兵称之为“火头军”。现在民间多称“大师傅”，在军队称为“炊事员”、“炊事兵”等，总之，都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称谓。就在我为自己的人生前景想入非非的时候，一天班长突然找我谈话，通知我，连部决定调我到炊事班当炊事员。谈话中，班长对我入伍一年多来的表现予以肯定，并对我说调炊事班工作是件好事，部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在新兵入伍一年左右时，根据新兵的表现和能力，都要对工作进行必要的调整，通常情况下，对那些表现好又有培养前途的新兵，要安排到最艰苦的工作岗位上去锻炼，其中炊事班就是一个主要的锻炼平台。从这方面看，我要祝贺你，希望你到炊事班后，要好好干，使自己得到全面的提高。对班长的这一说法，我在后来的军旅生涯中，自己才逐步认识到班长当年对我的说法是真实的，这也是解放军从战士中考察和培养人才的普遍做法。但当时我却认为那只是班长为了做我的思想工作的一套说词罢了。自己在思想上确实没有想通，但命令又必须服从，只好很不情愿地到炊事班报到了。最初想的多是如何对家里的亲人和同学们进行保密，如果让他们知道我当了炊事兵，我会感到很没有“面子”的。
（二）一年后我的炊事技术全班第一
从事做饭行业，就是天天同饮食打交道，中国的饮食文化之厚重，是众所周知的。对我一个穷山沟走出来的穷孩子而言，别说做出中国饮食文化中的那些美味佳肴，就连听也没有听说过。对当时的我来说，只会烧玉米糊糊，其他饮食一无所知。但穷山沟走出的穷苦人，往往都有一个倔脾气，我的倔脾气就是不服输，做事不甘落后于人。为达此目的，我在几十年所干各行各业工作中的“高招”就是两句话：即笨鸟先飞和成功在于勤奋。
既然让我当了个炊事兵，我就非要干出个样子来。对此，我首先建立起炊事笔记，准备记录各种做菜的程序和技巧，还考虑到掌握一定的做饭技能后，待四年服役期满，复员回到老家时，也为找工作创造个条件。就在我正想好事的时候，炊事班长分配我专门负责炊事班的烧火及挑水工作，又是一盆凉水向我泼了过来。因为在炊事班各项工作中烧火、挑水的任务是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是个人都能干，并且最辛苦。每天早晨连队炊事人员要比全连其他人员早起床一个小时，炊事班烧火的人还要比其他炊事人员再早起床半个小时，否则就会造成全连误饭。挑水要到几百米外的水井里去挑，新疆干旱少雨，地下水位很低，连队打的井非常深，打一桶水上来需要很长时间。每天需要好几十担水。我为了多学一些面案、菜案上的技能，办法就是中午不睡午觉，早上早起床，把挑水的任务提前完成。这样在老炊事员们做面、做菜时，我便可以一边帮他们的忙，一边向他们学习技术。但仅凭这些是不够的，记得有一次我主动帮助班长切土豆丝，班长不仅没有表示高兴，还把我切的那部分土豆丝挑出来不用，因为粗细不一样，是不能放在一起炒菜的。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于是我便下决心提高自己菜案上的刀功技能。
新疆冬季慢长，土豆是军民冬季的主菜，我便从切土豆丝练起。我们是骑兵部队，又驻在边境地区，连队自己有大量的土地，到了春季，利用军马可以耕地，马粪可以做种地的肥料，到了秋季可收获大量的土豆。土豆运回连队后，把大的放在一个窖内，用于人吃，把小的放在另一个窖内，用于喂猪。我就利用这个条件，一到星期天休息时（连队到星期天时，均由战斗班轮流帮厨，炊事班人员休息），我就怀里揣把菜刀，偷偷钻进喂猪的土豆窖内，练切土豆丝、土豆片，一练就是几个小时，就这样，不到一个月，我的刀功便赶上了炊事班长。对此，班长非常看重我，当然，我的刀工技术提高这么快的原因他们是不知道的。在我烧火、挑水仅三个月时，班长便把我调到菜案上工作了。
菜案是厨房的核心岗位，仅靠能吃苦是不行的，这里靠的是技术。对此，我一边向老炊事员学习，一边走出军营向高人求教。每到星期天，我总是早早起床，到十公里外的县城饭馆里跟老师傅们学炸油条、做抓饭、红烧鸡、红烧肉、拉条子等。到营区附近的哈萨克人家里学做烤馕、烧奶茶等。不久我又在连队伙房后面垒起了烤馕炉子，给全连烤馕吃，烧奶茶喝，这些都深受大家的好评，一年后我的炊事技术超过了班长，名副其实的成了全班第一。
有一天班长十分严肃地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写入党申请书。在那个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人生的一件大事，而且要求条件非常高，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有的老兵写多次申请书也入不了党，故我根本就没有敢去考虑。在班长的要求下，我写了《入党申请书》，班长崔天兴和我下连后的第一任排长宋兆祥共同当了我的入党介绍人。不久我就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一年后按时转为正式党员，我也是我们那批新兵中首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对此，我很快写信告诉了家里，加之当年我家还收到了部队寄去的“五好战士”证书，对此，家乡生产大队的干部还很快亲自给我回了信，向我表示祝贺，说我为家乡的人争了光。但直到此时，我当炊事员的事仍然未向家里人提一个字。
（三）第二年首长点名调我任机关炊事班长
我们部队是原新疆军区骑兵某部缩编而成的。由于部队刚刚缩编，机关仍然设有政委、司令部、参谋长等机构和相关领导的职位，是一个部门较多的机关，故机关编制的人员比较多，但管辖的部队只有几个骑兵连。炊事班是直接为部队机关和首长服务的，要求更高，工作的难度也更大。
我上任以后，面对全班五个人，只有一个人有过一年炊事工作的经历，但还没有上过一天学，其余全部都是没有做过一天饭的新手。我的第一把火自然是先教这些新手们学会做大众菜。由于没有炊事骨干，事事我都要冲在第一线，每个菜我都要亲自示范。并且机关不像连队，星期天有战斗班轮换帮厨，而机关是依靠炊事班人员自行轮换休息的，所以我一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但成果也是很明显的，一个月后全班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的开展工作，我作为班长，这第一把火也算是烧成功了。
我的第二把火是准备自力更生解决机关肉食品自给的问题。骑兵部队马料多，每年收的土豆也多，加之军马喂的马料多为玉米，马吃后不能完全消化，马粪中夹带有很多玉米粒，连队早上把猪放出后，成群的猪直奔马圈，为的是到马圈内吃马粪中的玉米粒，所以骑兵最有利于养猪。我选的突破口就从养猪入手。我带领全班同志利用休息时间，首先修好了猪圈，又从地方上买回来了几只小猪，并分工烧火的炊事员兼任养猪工作。一切初步就绪后，我的这第二把火也就算是点着了。
就在我昼夜思考着炊事班下一步如何发展时，突然接到上级的通知，让我带领一名炊事员，和骑兵部队抽调的其他人员一起配合新疆军区测绘大队到天山执行测绘任务。我们部队派出的人员主要是利用马匹在山区的运输能力负责测绘大队的后勤保障，我们炊事班派的人员主要任务是负责测绘大队全体人员的饮食保障。于是我就和其他连队抽调的三十名指战员和六十匹军马一起到天山执行了五个多月的测绘任务。通过十分艰苦的天山测绘任务后，返回部队炊事班。就在我正准备继续执行原定的炊事班发展计划时，军区下达命令，要将全军区当时所有缩编的部队缩编后仍保留大机关的部队全部缩编为真正的基层小机关，原来机关人员由几十个人缩编为十余人，因为机关只有十余人，所以随就近的连队用餐即可，不再单独设立食堂，撤销机关炊事班编制。对此，首长找我谈了话，我未加考虑的回答，返回我原来的连队，到战斗班去工作。就这样我结束了军旅生涯中短暂的炊事班长经历，返回原来的骑兵连。
我返回连队后任六班副班长，不到一年时间，连队便接到了部队换防的通知，我们伊犁地区骑兵部队调防塔城地区，驻塔城地区骑兵部队调防伊犁地区。根据军区的命令，我们乘坐汽车三天，来到塔城地区。塔城是全中国距离边界线最近的一座地区级城市，离边界线直线距离只有十公里。我们部队到达塔城就位后，连部决定让我任八班长，该班为重机枪班。但我刚到任一个月，就又接到连长通知，让我参加塔城军分区举办的炮兵集训队学习。当我到集训队报到后才知道，我们将要学习的是八二无后坐力反坦克火炮的操作技能，该火炮为步兵伴随火炮，是我国当时新研制出来的反坦克火炮，尚属首次装备部队，因此，要首先进行骨干培训，尔后再将火炮装备到部队。
通过一个月的紧张集训，我基本掌握了该火炮的全套操作技能，训练结束后，上级计划每个连队配备三门八二无后坐力反坦克火炮，编制一个炮兵排。我返回连队后连部宣布我为代理炮兵排排长，期间我编写出了《八二无后坐力反坦克火炮操作技能教案》，就在我专心等待上级配发火炮时，又突然接到通知，要我立即前往新疆裕民县“三支两军”办公室报到，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支两军”工作。面对如此频繁的工作调动，我作为军人，只能是“打起背包就出发”。从此，我又走向了火热的“文化大革命”第一线。
（四）我走上仕途的第一任职是边防站司务长
我到地方参加“三支两军”时还是代理排长，仍为战士身份，并且服役已进入第四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按照当时的兵役法规定，战士服役满四年就要复员回家，对此，我已经开始做复员回老家的准备。我想的最多的是回到老家后干什么工作，想来想去，最大的希望就是到食堂寻个做饭的营生，因为我有这方面的特长。当时我老家有一位同学，在公社大众食堂做饭，每月二十八元的工资，我就非常羡慕。此外，我在炊事班时，仓库内有许多没人要的旧衣服，我挑选了几套比较好的，将其洗净后收藏起来，准备复员带回老家，因为这些旧衣服带到我们穷山沟里就是好东西。就在我积极进行复员回老家的准备时，军委一声令下，对中苏边境边防部队的整编开始了。
如前所述，我国三北边防一线部队的体制是在中苏友好时期形成的。在每一边境地段设立一个边防站，但每个边防站编制只有十余人，任务主要是观察边境情况，通过电台报告上级，因为这时的边防站均不通电话。此外，国家在边境一线驻守一定数量的部队，也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象征，在那些年，我们中国称苏联为“苏联老大哥”，面对中苏友好的局面，国家对中苏边防部队这样的安排并没有军事作战方面的考虑。
随着中苏关系在1958年之后的破裂，到六十年代已达到了严重恶化的程度，在边防上常常是枪炮相见。加之我们党和国家全面推行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战略方针，可以说关系相当紧张，在军事上已到了两国交战一触即发的地步。当时我军上层领导针对苏联讲话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为了战备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对我国三北一线边防部队的体制进行扩编性调整，基本目的是确保一线部队能够独立地完成小规模的作战任务。具体措施是：在加强一线兵力的同时再编制一定数量的二线机动部队，主要任务是支援一线边防站战时进行坚守防御的战斗。
为落实此次调整边防部队的编制方案，撤销了我所在的骑兵部队，该部队分别编入塔城军分区边防一线各边防站，我所在的排被编入三零四部队铁列克提边防站。由于当时我还在地方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支两军”工作，所以没有随部队一起到铁列克提边防站归建。
部队整编后，边防一线部队将缺少大批连排级干部，其中最缺的是边防站的司务长。因为中苏边防过去的边防站只有十几个人，只编制一名上士（战士身份）、一名炊事员，均不编制司务长之职。每年冬备时，牵几峰骆驼下山到县城采购一批生活物资驼回后即可过一个冬天。但通过整编后的兵力扩编，边防站必须设置司务长这一职位，以全面负责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我参加“三支两军”时为代理排长，并对重机枪、八二炮、骑兵技能、步枪射击等均有一定的研究，如果提干，也应该是军事干部。但由于我过去干过炊事员，又担任过机关炊事班长，对基层部队后勤工作比较熟悉，首长对我也很了解，故研究提干人选时我成为第一批司务长的上报人选。就在我“三支两军”近两年时，军分区命令下达，任命我为三零四部队二零三边防站司务长。我就这样由战士提拔为干部，从此走上了仕途之路。在我从事“三支两军”工作结束后，组织便让我走马上任了。我从此开始了在边防最前线的军旅生涯。
当时中苏边防处于严重的敌对状态，在边防上经常看到苏军的坦克、装甲战车在边境前沿运动。直升飞机不断地沿边境飞行巡逻，以侦查我方情况。敌特潜出潜入也非常频繁，根据上级敌情通报，为抓获潜出潜入的敌特，边防一线部队经常通宵进行潜伏。当时边防一线部队除了完成规定的边防执勤任务外，就是构筑用于作战的防御工事，并且一天二十四小时轮班进行。总之，形势十分紧张，就好像中苏两国明天就要开战似的，在边防一线部队的战争氛围非常浓厚。记得我第一次作为带班干部在边防站最前沿的哨所上站哨时，处在前面是敌人，身后是祖国的位置上，深感“哨务之重大，关系一军之安危”名言的含义。我利用边防哨楼上固定式八十倍望远镜，不停地观察着对方，恐怕漏掉了敌军的任何活动情况。事后还写下《为祖国站岗》打油诗一首：
边境前沿哨楼上，望远镜盯着敌方。
我首次边防站哨，子弹推上了枪膛。
祖国人民请放心，忠实儿子守卫您。
颗颗无情的子弹，等着来犯的敌人。
在中苏严重敌对状态下，边防站每次边防巡逻都要有单位干部轮流带队。记得我第一次乘马带队进行边防巡逻时，途中首先遇到苏方牧民越境放牧，我们巡逻队当即对其进行了劝返。接下来又发现苏军新架设了一段铁丝网，该铁丝网所建位置越入中苏双方在该地段的实际控制线中方一侧达六米。对此，我们首先进行了现场拍照取证，接下来在现场展开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确定了经纬度，返回边防站后按经纬度将情况立即报告上级。晚上我又写下了《边防巡逻》打油诗一首：
边防巡逻报敌情，冰风雪雨伴平生。
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
放眼世界狼烟升，大小战争总不停。
军人戍边是天职，但愿国泰民安宁。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在祖国的边防最前线站哨和第一次在边防一线巡逻，加之当时中苏间的敌对状态，深感自己责任的重大，内心深处既有自豪感，也有一定的紧张心理。我想放任何人第一次在这样的形势下站岗、巡逻，都会有特别的感受。以上两首小诗所表达的正是当时我自己心理活动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