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兰来自皖北农村，在宾馆当清洁工。四川籍的管道维修工范达顺到季兰包干的房间检修，边干活边聊了起来。范达顺对性格热情直率的季兰一见钟情，之后几次三番主动约季兰看电影，季兰不傻，知道一个有妻室的男子单独约她这个有夫之妇应该是不太靠谱的事，她推掉几次。性饥荒的范达顺穷追不舍，季兰动摇了，一个少妇独在异乡，异性主动攻击，而且是个挺帅的男人，岂有不睬之理，干柴烈火搁一块，燃烧是自然的。管不了那么多了，也没人爱管这种闲事。一个月后他们租房同居，对今后将来谁也没有认真考虑，管他呢，今朝有酒今朝醉。
范达顺妻子倪雅知道了丈夫不常回家是因为有了外遇，几个加急电话催回了丈夫。范达顺当妻子面前发誓跟季兰了断，倪雅让丈夫又回到常州，因为，丈夫要为独生女儿挣上大学的学费。回了城的范达顺跟季兰继续同居，邻居眼里他们就是一对夫妻。特缠绵的时候，俩人也挺慎重地商量过双方都离婚后结婚的想法。春节，俩人决定各自回家与配偶提出离婚事宜。
季兰丈夫袁化龙因体弱多病而留守老家，儿子正上小学5年级，上有老下有小，袁化龙艰难支撑。季兰向丈夫坦白了一切，她说儿子的抚养费教育费全由她负责。她的行为遭到丈夫和双方亲属的强烈谴责，但是，季兰心已决，袁化龙无奈地答应离婚。
倪雅在老家开个小店维持生计，她是千千万万农村留守女人的一个，她忍受着与丈夫长年两地分居的孤寂，赡养公婆，照料孩子，耕种自留地，里里外外一把手，所有的家庭负累都是她那副不很壮实的肩膀挑起，所有的委屈都在等待丈夫归来的期盼中融化。夜晚，孤灯独影，织着孩子的毛衣，想着远方的丈夫，岁岁年年，光阴和青春在指尖流淌，一去而不复返。从穷乡僻壤出去的男人们回来了，又去了，女人们却很难撇下一家子离开。当下的中国，再也没有谁，能象留守女人这样，抱诚守真地坚守着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吃苦耐劳，坚韧刚强，忍辱负重！而在社会广泛关注男性打工者的性饥饿、性压抑的时候，有多少声音在关注“留守女人”的寂寞和无奈，有多少丈夫能掂量妻子的痛楚和期盼呢？！
善良宽容的倪雅和范达顺是初中同学，有感情基础，她认为季兰并不比她有优势，丈夫跟她多半是满足生理需求罢了，所以，她对丈夫没有太多责怪。倪雅通情达理，范达顺岂能不知好歹，更重要的是他看重这个家，他爱妻子和女儿，他暗暗下决心与季兰彻底了断。
季兰从老家匆匆赶回城里，她迫切地要把丈夫同意离婚的好消息告诉范达顺，她对他的感情已经难舍难分，她急不可待地要全部占有这个男人。就在她等待范达顺归来的时候，她接到了倪雅的电话：“我让范达顺去见你最后一面，要我同意离婚是不可能的，我们都是女人，都有孩子，以后可以做好姐妹。”而倪雅的理智并没有唤起季兰的理性和良知。
男人只接受他能承受得起的女人。
范达顺回来了，明确告诉季兰自己不可能离婚，主要理由是倪雅不肯离。俩人话不投机，争吵不断升级，季兰拼命要抓住这份爱，她不能撒手，因为她已经孤注一掷，把原来属于她的一切都丢弃了：丈夫、孩子、家庭、名声，还有这两年的积蓄也跟范达顺一起“浪漫”得差不多了，玩婚外情是得付出经济代价的，只是，她无比向往的情感归宿，范达顺始终没有明朗态度。
这晚，范达顺先睡了，季兰打开他的手机，看到了倪雅的短信：“你妈身体好多了，放心！希望你尽快跟季兰挑明，我和女儿等你回来！”季兰抬头瞅着墙上她和范达顺的“结婚照”，百感交集。那是2年前他们同居时照的，她穿上了洁白的婚纱，范达顺西装革履，般配而恩爱，活到35岁，她才真正品尝了一场让她刻骨铭心的爱，季兰感觉范达顺就是她一个人的，压根就没把他妻子、女儿的存在当回事儿。可现在，倪雅硬生生地横在他们中间，而且她拿倪雅毫无办法，人家是合法夫妻。看着面前这个她深爱的男人，她无法想象离开范达顺的日子该怎么过，她也不愿再回到早就不爱的丈夫身边，回到穷乡僻壤受苦受穷一辈子，她想到了死，一死百了，可她又万分嫉恨倪雅，我得不到，她也别想得到，不能让他们花好月圆，杀了范达顺，同归于尽，死也值了！
“我得不到，别人也别想得到。”是女性因情感而实施恶性暴力犯罪时最常见的心理特征，是很可怕的毁灭性的心理状态。女性杀人犯虽然体力不如男性，但是内心的狠毒心理会使她们具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拗性，直至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爱之弥深，恨之愈切。季兰将十几股毛线拧成一根，套住范达顺的颈脖，在后面打了个活结，猛一抽，范达顺醒了，他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你不要开玩笑了。”季兰用力紧抽毛线：“我没有开玩笑，我是真的，你先走，我后面就来。”范达顺翻身与季兰扭打起来，俩人滚到地下，季兰使劲拽住毛线不放，范达顺渐渐力不从心，季兰顺手操起床头柜上的玻璃茶杯狠狠地砸向范达顺的头部，范达顺用尽最后的力量拽住季兰翻了个身，季兰再一次死死地抽紧了毛绳，范达顺咽了气。
相对男性而言，女性对感情的依赖性更大，对情感婚姻挫折的心理承受能力偏弱，处理问题也更容易感情化。当女性情感受挫时，大多首先感到自身的被伤害，如果得不到对方相应的回应，怨恨达到一定的程度，性格偏激者会将爱转化为愤怒和复仇心理，孤注一掷地选择极端的方式。因感情危机导致的女性犯罪往往是恶性暴力犯罪。
季兰逃往家乡，想最后看一眼儿子后再自杀，途中她给倪雅发了短信：“倪雅，我告诉你，我得不到的东西你也别想得到，你想要范达顺回到你身边是不可能的，你就等到老，等到死吧！” 一周后，季兰被捉拿归案。
不稳定的人群带来不稳定的情感，季兰与范达顺这样的“露水鸳鸯”在外来打工者中见多不怪。客观上，外来打工人员有了与更多异性交往的机会和空间，同在异乡、同病相怜的感觉很自然地就把他和她的距离拉近了。外来打工者多数为青壮年，处于性旺盛期，正常的性生活长期得不到满足，对异性的向往强烈而冲动，而婚外情正是他（她）们解决性需求的最省事便捷的途径。也因此，外来打工者因婚外情而引发的离婚诉讼及刑事案件不断攀升，无数家庭分崩离析，究其原因有四：
一、自身不能理智地把握情感走势，且缺少外界的良性引导。配偶都不在身边，也没有亲属的制约，也不用避开乡亲邻里的指指点点，一起的工友对这种事都睁一眼闭一眼，房东、邻居一般也都不管不问，因为阻力少，来往方便，外来打工者婚外情感情就迅速升温到沸点，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由于文化、阅历的关系，他们对婚外情的前景后果一般没有理智深入地考虑，任其疯长，身边又没有能拿主见的人，缺少正确引导，在情感激越的时候走向极端就是必然的了。案发后季兰就说：“没有人跟我把这件事情说说透，如果早一些有人给我和范达顺分析分析后果，我会回头的。”
二、并不了解对方的基本情况，就草率同居。婚外情一般发生在30-50岁的中年人之间，南辕北撤，东西联袂，贵州的跟河南的，四川的跟安徽的，好多已经公开同居了，还不了解对方的基本情况。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成长背景，不同习俗的家庭，双方有很多不同的习惯和理念，很容易发生矛盾，这种恋爱关系犹如大学生的初恋，来得快也去得快，有情走南北，无缘各东西，发生矛盾冲突时，最简单的解决方式即分手，但是处理不妥即导致悲剧。
三、经济问题往往是极端冲突的导火索。感情达到一定温度，经济就得改制，AA制过渡到合二为一，不分你我，平日精打细算，这会都成了“月光族”，花起钱来都爽得一塌糊涂，以表对爱情的痴心、忠心和决心。等钱花得差不多了，各种矛盾就接踵而来，比如：各自配偶、孩子、家庭，还比如：生活习惯、为人处世观念、方式等等。其实，所有的矛盾都应该是预料之中的，只不过当初热昏了头，现在情感降温，头脑也就清醒了些。如果打工的血汗辛苦钱都砸在这份感情上了，这份感情就绑在了炸药包上，什么时候一方因某种原因（一般是因为配偶和孩子）决定退出时，另一方就拉响了导火索。
四、道德、法律对这个群体的家庭的维系似乎软弱无力。外来打工者外出年限的长度与感情变数成正比，在外待的时间越长，越有情变的可能。打工者长期在外，生活环境与过去产生极大反差，或是在走出闭塞后，受到新思想的冲击，价值观、人生观、婚姻观有了巨大改变，对婚姻有了新的追求；或是受到种种诱惑，难以把持产生婚外情；或是原有的婚姻是包办婚姻、买卖婚姻，本来感情基础就不牢固，进城后，眼界开阔、见识增多，逐步产生对自由婚姻的渴望和追求。同时，留守的一方也有随着配偶在外年限长而移情他恋的，从而导致农村的离婚案件逐年增多。如安徽、四川等作为劳务输出大省，打工者离婚问题尤其突出，打工过程中产生婚外情是农村离婚率上升最主要的原因。
人口大流动给打工者的情感婚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无数家庭的破裂给几代人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这已经不是道德和法律的问题，而是严峻的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