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快参加了劳动（不是义务劳动），制剂室那帮人知道我独自将户口转过来都说我狠（厉害的意思）。在我离开刘家场这大半年时间，正是医院活最多的时候，这些在家待业的同学待业青年都干疯了，差点把嫁妆的钱都置办出来了，挣的钱比大人的工资还多，我只是个尾声。
这次盖的是家属楼，我已大了，相信我，一点也没找到增砖添瓦的乐趣，而是对劳动充满了厌倦。承包工程的是浙江人，他老婆专门负责和泥，我负责送到工地，我们语音不通，不说话，但我很佩服她，从早到晚和泥，一个泥点也迸不到她的裤脚上，干活像在玩，用的是巧劲（相比之下，我就狼狈多了，脸是大花脸，裤腿上的泥点有二斤沉）。
工地上的活很累，我一个人要供四个人的泥浆，浙江人把我当小伙使，我明显感到体力不支。姑姑没考虑到我一万多里的行程，还没歇过来。我也不好意思说，一想到那件带有纽扣的红衬衫，我就咬牙也得干了。
就在我大冬天往工地送泥浆时，神兵天将来了，是周老师和杜老师（他们的诚意，让我想起了一部名叫《三进三城》的电影）。他俩不辞劳苦专程赶来要我重念一年，并告诉我谁谁谁正在重念。看着两位好心肠的老师，听完他俩的劝学篇，我的泪差点夺眶而出。他们不会知道我母亲天天逼我去大集体，也不会想到回到刘家场的我天天在外打工。我上学，谁负担我，父亲还是姑姑？两边都够呛，既然他们没这个意思，倔强的我肯定不会主动提出来。虽然去纱厂并非我所愿，可我不去，就没有饭吃，这是最现实的问题，姑姑的意思很明显，是要我自食其力，从我一天都没休息就开始做小工，就可以看出。
唯一想要我念书的是奶奶。奶奶说，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就是没有后悔药。对我去纱厂是百般的痛惜。她对倒在床上的我一遍遍地说，你爸小学毕业就工作了，那是家太穷，没办法。你现在着哪门子急，十六岁就上班。你只有考大学，才会有前途，有好的饭碗。
奶奶，这些话我都懂，可是姑姑不出面，她不点头一切不是白扯吗？我咽了一口唾沫，左盼右顾，姑姑姑父的房间始终没有动静，我像个企鹅伸长了脖子等，等我生命中最后的一次机会，希望姑姑能走过来大声宣布：小莲上学去吧，重念一年，如果考不上，明年再参加工作也不迟。我等啊等，等着这句慷慨的话，能改变我命运的一句关键话，每次收工回来都盼着，但这句话一直没出现，一直没出土，一直没有出世。
当复读再次从我面前消失、隐去、退出，我一方面自嘲地想，再也不用读书了，再也不用参加考试了，自学吧！自由地学吧！这样既没有心理负担，又没有来自经济压力上的学习，也许对我来说更合适。但我另一面又为去纱厂发愁。我不太想去，我想睡觉，想在一个没人的地方休息一下，待一段时间。我想修身养性，想整顿一下我的情绪，但时间不等人，姑姑在催促我，于是我开始说服自己，逼自己，为去纱厂找理由。葫芦岛的家真的很穷，我不忍心再花家里一分钱了，父亲也已经很老了，我也不想让他有限的工资再分一点给我。我不想再剥削父母了。我也不忍心奶奶成天劈柴，为了我，拼命地干。让我有份工作吧，挣一份工资吧（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我没下乡直接就工作了挺好的，比起到大集体刨大沟强多了，干什么都一样，不都是上班、吃饭、睡觉、洗衣服、洗澡，再睡觉、再上班、再吃饭，周而复始吗？我并没有说服自己，只是安慰自己，我是带着一种无奈走向纱厂的。
当我拿着小行李卷前往纱厂时，我想一个人去，在结束学生时代和开始参加工作这一终点起点交接处，我想静静体会。但姑姑执意要送，并且跑得很勤，知道我天天睡不着觉，给我买了不少几毛钱一斤的饼干，我常常吃着它们就睡着了，牙坏得飞快。那时我不知道“男不进矿，女不进纱”这种说法，在用打工所得的钱买脚盆、箱子、蚊帐的时候，我想纱厂要三班倒，体格行吗？能不能坚持下来，还是个未知数，完不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怎么办？其实那时的我已经是个纸老虎（十岁的小孩干活没深浅，猛干一气，伤了元气，劝父母千万不要急功近利，让孩子过早挣钱，废话，现在独生子女谁打工），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对工作没有丝毫的热情，如果是为了活命就去干活，那何苦，不如死了好。
我的情绪为什么这么低落，我的心情为什么这么灰暗，一切都是小花（天使）惹的祸。我自从看完《小花》就迷上了陈冲，她在我脑子里根深蒂固，已发出了芽，她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视线里。小花演完《海外赤子》后，就到美国去了，这个在银幕上声泪俱下唱着“我爱你，中国”、宁愿割橡胶也不到国外的女孩，一走下银幕就坐飞机撂了，她真冲了，往前冲了，冲锋陷阵到美国刷盘子去了。我就是在那一刻开始沉沦的，精神支柱倒塌了，这叫什么事啊，一个女骗子一个叛国者。在光天化日之下演出一幕人间喜剧，完成一桩肮脏的交易，骗谁都可以，骗我却不好使。原来一切都是演给别人看的，要别人有爱国之心，为国效力，自己跑得比兔子还快。心中的偶像在那一刻被跌得粉碎，对我打击特别大，十分钟老去。就在那一刻，我由一个对生活本来就没有多少激情的人变成了一个过一天和尚撞一天钟mcl8836，得过且过，三个饱一个倒的行尸走肉，由一个小红花变成了一枝刺玫，开始玩世不恭，觉得把生活看透了。生活是舞台，所有的人都是演员，都在表演，看谁演得过谁。我心灵的堕落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见谁都打不起精神头来。
我冷笑着进了纱厂，怪我是贫下中农的女儿（孙女）没有三头六臂，没有一个好父亲，见鬼去吧，有个好父亲，才是走遍天下都不怕呢。纱厂位于湖北的边缘处，和湖南只有一河之隔（就是坐在西斋的河边，便能听到湖南的打嗝声）。1980年3月我在前纺车间当了一名挡车工（并条工），成了一名国营工人。原来工作这么简单，把断的棉条接上，满筒的换上空筒的，简直是给狗一块饼子也会干的活。我苦恼得不行，我愿意从事高难动作，像玩杂技一样，能赢得众人的喝彩声，但到了晚上三点半以后就不行了，身体开始下坠，全身开始哗哗流血，血涌向哪里，不知道，好像心脏停止了跳动，哗哗淌。血没了，终于体会到熬心血的滋味，不能闭眼，却想闭眼。我恍恍惚惚地强挺着，差一点一头撞向机器。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工作，当我穿上工作服——一个白色布兜，站在机器旁，纺着棉花时，雪白的棉纱像白云，也像白练，让我想到了洁白的小羊羔，还想起一首熟悉的歌《我为祖国献石油》，那么，我是在为祖国纺棉纱，可我一点也找不到“献”的感觉和“纺”的乐趣。棉花是轻的，我的心是沉的，棉花是白的，我的心是暗的，我看不到工作意义，也体会不到“工作着是美丽的”那种诗意。我显得笨拙，脑袋也不灵光，头还在隐隐作疼。当我把一个个棉筒推来推去，既没感到有意思，也没感到有意义。没有参加工作的欣喜，有的只是一种渺茫，像棉花似的，看起来挺多的，却一点重量也没有；人看起来挺忙的，却一点乐趣也没有，只想快点下班，好结束这劳累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