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这首诞生于上个世纪初的俄罗斯民歌，至今仍在被人们传唱。时至今日，它已经不再是一首歌曲，而是由音乐语言转化成文化符号，以超强的穿透力跨越国度、跨越时空，成为世界文化的瑰宝。
说起中国的冰上运动，不能不提及中国版的“三套车”，在冰雪覆盖的北国雪原，这“三套车”同样创造过辉煌，这“三套车”的赶车人是孙显墀、王金玉、罗致焕。
岁月不居，当年叱咤风云的冰雪巨人、为国争光的世界冠军们，大都到了古稀之年，可他们当年创造的辉煌一直留在人们深深的记忆里。
2011年的春天早早地来了，地处松花江畔的哈尔滨依然是冰雪王国。一年一度的冰雪节已接近尾声，可这里依然能看到冰雕的伟岸和冰灯的华丽。
从春天里走来，向冬天里走去，并非是时光倒流，是季节的差异。我第一次来冰雪之城哈尔滨出差，第一次领略了“冰城”的冬韵。
外面是冰天雪地，室内却温暖如春。在国家速滑队的训练馆里，笔者幸会“三套车”的赶车人孙显墀、王金玉、罗致焕，和他们进行一次长谈。
孙显墀如是说：
新中国的冰上运动应该从哈尔滨说起，从1953年说起。
1953年2月，北国之城哈尔滨还是一个冰雪世界，全国第一届冰上运动会在这里拉开序幕。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新中国第一代速度滑冰运动的冠军在这里诞生。在这次冰雪运动会上，我摘取了1500米速度滑冰的金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更出乎我意料的是，大赛之后，大连市体委推荐我到莫斯科留学。这不会是在做梦吧？我当时真的不敢相信这是事实，这机会太难得了，让人羡慕得近乎嫉妒。当年我从大连来到北京，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班学习，除了学习语言，还要继续参加训练。我来北京时，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那时北京还没有人造冰场，练速滑找不到场地。有一天，我从公园里小朋友坐的轱辘车得到启发，找冰刀厂的师傅做了一双旱冰鞋，刚开始穿上有点儿别扭，但很快就找到了速度滑冰的感觉。我是第一个尝试滑旱冰的人。
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预备班学习的一年时间里，我坚持用双排四轮旱冰鞋训练，效果明显，在1954年什刹海举行的冰上运动会，我一个人独揽500米、1500米、3000米3项冠军。
1954年8月，我前往苏联，就读于莫斯科斯大林中央体育学院，主攻自行车和滑冰。前苏联速滑队总教练任客座教授，学员大多是世界金牌运动员。这里有一流的教授，一流的学员，一流的教学环境。在这里学习，让我真正懂得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958年9月，我毕业回国，分配到哈尔滨体育学院任教。其间，与黑龙江冰刀厂合作，研制生产了我国首批旱冰鞋，从此，在非冰期陆训中，开始了大范围的轮滑训练，有力促进了速度滑冰运动的发展，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在1959年世界锦标赛上，我国的速度滑冰一跃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1960年，黑龙江省组建速滑队，我被任命为男队教练，我向省体委领导建议，在哈尔滨体育学院兴建了露天水磨石轮滑场，采用轮滑来提高运动员的滑冰技术和身体机能。
有了先进的训练手段，必然有丰硕的训练成果。经过一年多的冰上训练和轮滑训练，运动员王金玉、罗致焕、王文生等在世界锦标赛上不断刷新纪录，谱写了新中国速滑史上辉煌的篇章。
1996年，我退休后闲而无着，在家乡创办了速滑、轮滑训练班，苦心经营了5年，7次参加全国速度轮滑锦标赛，连续3年获团体总分冠军，成为速度轮滑业余训练队伍中成功的典范。那份收获的喜悦让我兴奋不已，每当看到孩子们在运动场上翩翩起舞，我的心也跟着飞翔。
罗致焕如是说：
我1941年出生在中朝边境一个朝鲜族农民家庭，爸爸妈妈不识字，一辈子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可爸爸妈妈不愿意让我再当睁眼瞎子，8岁那年就送我上学，学的是朝文。我学习成绩好，14岁那年不负众望，考上了绥化朝鲜中学。我的家乡冬季时间长，体育课的内容主要是滑冰，那是我第一次认识滑冰，当时觉得好玩。那时没有冰鞋，只有用木板做的简易冰刀。那时没有冰场，冰场是同学们用水一盆一盆浇成的，每上一次体育课，就要浇出一个冰场，虽然很苦很累，可我们仍然是乐此不疲。那时天格外冷，保暖设备也比较差，手脚冻伤的事时有发生。苦苦练了两个冬季，上初二那年，学校组织滑冰比赛，我取得了少年组的冠军，成绩超过了成年组（高中部），这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惊喜，也因此改变了我人生的命运。
如果说我的运动生涯是从这次意外的成功开始的话，接下来的一系列成功坚定了我的信念。
我从小性格内向，喜欢安静，酷爱画画，做过画家的梦，可最终却走上了这条艰难的冰雪之路。
层层选拔，连连胜出，当年，我代表学校参加省里的比赛，获得少年组全能第6名；次年，我代表省里参加全国比赛获全国少年锦标赛全能第二名。
只有两年冰龄，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居然取得全国第二的好成绩，很多人为我感到骄傲，我也因此受到特别关注和青睐。当年，我因“成绩突出”被调入齐齐哈尔冰上训练班（市专业队）学习。那年，我17岁，中学还没有上完。我在绥化上的是朝鲜中学，不会说汉语，不会写汉字，虽然在生活上和经济上有很多困难，可家里人全力支持我，父亲居然卖掉他养的一条黄牛来支付我的学费。
1960年，黑龙江省成立滑冰队，我从市队调入省队。当时，省男队主教练是孙显墀，他刚从前苏联留学回来，是我们国家第一位到国外留学后回国执教的教练，和我同时调入省队的还有从哈尔滨来的王金玉，我们荣幸地成为孙教练的第一批队员。后来人称我们东北“三套车”，我们3个是在这里聚首的。
1962年，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我和王金玉一起为国争光，分别以第二、第三的成绩登上世界领奖台。
1963年，第57届世界速度滑冰锦标赛在日本举行，我当仁不让地夺取了1500米世界冠军，全能成绩超世界纪录。我是世界冠军，也是亚洲第一，主办国日本为这枚金牌立了块纪念碑，上书：中国罗致焕1500米，2分9秒2。这个成绩后来被人打破，可这块纪念碑却记录着那个辉煌的历史瞬间。
那次比赛的过程我至今记忆犹新。1500速滑赛共有30名选手参加，每两人一组，最后出成绩。当时还没有电子计分屏幕，每一组选手滑完，组委会工作人员便把运动员的成绩张贴在每个代表队的更衣室门口。于是，中国代表队的所有人，就守在更衣室里焦急地等候成绩。成绩终于出来了，更衣室里也突然变得安静下来，没有欢呼，没有拥抱，没有鲜花，中国第一个冬季项目世界冠军，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就这样安安静静地诞生了。
在国内拿金牌没有奖金，只有一张奖状，可在我们运动员心里，那是至高荣誉。
从日本回国后，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和感动。走下飞机，机场里锣鼓喧天，彩旗翻飞，体委在机场举行一个规模宏大的欢迎仪式，足有上万之众。眼前飘动的是欢迎英雄凯旋的标语，耳边响起的是向英雄学习致敬的口号，那场面有点像当年欢迎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凯旋。那场面我一辈子不会忘记，那是国家和人民给我的最高荣誉。
还有一件令我想不到的事，从那年开始，国家制订奖励规定，凡在国际大赛中为国争光的运动员、教练员每月奖励人民币25元，奖励期限是一年。我第一个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一次性发给奖金300元。在当时，这的确是个大数目。后来我用这笔不菲的奖金买了一件呢子大衣，穿在身上很精神。
1964年，第58届世界速度滑冰锦标赛在芬兰举行，这一次我再登世界领奖台，夺得500米速滑铜牌。
奖牌、荣誉，接踵而至，可这奖牌背后的酸甜苦辣却无人知晓。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中国正经历着一场灾难性的“自然灾害”，在那个经济萧条连肚子都吃不饱的年代，如何去发展体育运动？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每月的工资是38元，而每天的生活费是1.7元，生活费远远地超过了工资，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我们却有这么高的生活费，不好好训练行吗？那时工资不高，物价也低，一根冰棍2分钱，看场电影5分钱，38块钱的月薪足以养家糊口了。那时的业余生活单调，看电影成了最大的精神享受。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先后看了无数遍。
出国参加比赛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也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民族自尊心常常受到打击和伤害。那时我们国家穷，国际地位低，出国比赛穿的运动服要到出国人员服务部去租借，这倒也罢了，最令人气愤的是，那次去挪威参加比赛，中国运动员驻地挂的居然是国民党党旗。是可忍孰不可忍！去日本参加比赛，因为两国没有外交关系，只能先到广州，再去香港，到了香港，日方故意刁难，迟迟不给签证，签证下来了，比赛已经开始。当时真的想不通，我们是去参加比赛啊，还是去打一场国际官司？
1963年，体育比赛还没有电视转播，很多人是知其名不识其人。刚回国那阵子，记者们蜂拥而来，热热闹闹宣传了半个月，我又恢复了平静的生活。依旧吃两分钱的冰棍，看5分钱的电影，走在大街上，没有人知道我是“世界第一”。
我1966年退役后出任国家队教练，现已退休在家，过着安详淡定的日子。
人老了，一不留神，我又成了“名人”，北京奥运会，我是火炬手，哈尔滨大冬会，我是火炬手，跑第一棒。此外，1996年亚冬会、1998年冬奥会，我依然享受火炬手的殊荣，出尽了“风头”。有一次去钓鱼，被鱼池老板认了出来，人家不肯收钱，弄得我不好意思再去光顾。
1994年，国家体委授予我“共和国体育开拓者”荣誉称号；2009年再次被授予“建国60周年突出贡献教练员运动员”荣誉称号，授勋大会上，受到胡锦涛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坐在我面前的王金玉，已经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到底是搞了一辈子体育的人，看上去身体很棒。他是自己驾车赶来的，额头上还冒着细微的汗珠，看上去还是个风风火火的人。我们的谈话是在“训练中心”的会议室里，墙上有八个醒目的大字：自尊、自爱、自立、自强。这也许就是我要寻找的体育精神了。）
王金玉如是说：
我祖籍山东，爹妈是当年“闯关东”来黑龙江的，我虽然生在鹤岗，可骨子里还是山东人，至今也改不了山东话。小时候，最喜欢冬天，到了冬天，这里变成了一个冰雪世界，也成了小孩子们的世界。堆雪人、打雪仗、滑雪、滑冰、套麻雀成了我们最开心的游戏，玩起来常常是废寝忘食。父亲亲手制作的冰刀是我儿时最好的玩具。
我滑冰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自己，记不清有多少个冰上摔跤的痛苦记忆，可坚强的性格使我没有因此而放弃。摔倒了，爬起来，超越了，再超越。渐渐地，我喜欢上了滑冰，因为我总是能找到“第一”的感觉。
1958年全国第一届冬季运动会在哈尔滨举行，我参加的是少年组比赛，成绩是全能第一。全能第二的是来自齐齐哈尔的罗致焕。那次比赛之后，我和罗致焕被正式调入省队，我的第一个教练是刘忠谦。当时我们速滑队有8名队员，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我虽然年龄小，可人小志气大，心里装的总是第一。
进了专业队，训练更加艰苦。那时训练条件差，没有冰场，更谈不上室内训练馆了。一般说来，冬天哈尔滨的冰雪资源还够用，过了冬天，我们就要像候鸟似的自己去找冰了。毫无疑问，有冰雪的地方就是最寒冷的地方。
当年的天气预报还没有今天这样准确，我们只能凭感觉往北方走，去满洲里、去鹤岗、去阿尔泰，最远的到过黑河。那时候的交通不发达，从哈尔滨到黑河，先坐7、8个小时的火车，再坐10多个小时的汽车，到了驻地后，再背上冰刀去找冰，找到冰场了，人早已精疲力竭了。
到外地找冰不但是一件艰难的事情，而且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刚上冰，一名队员掉进了冰窟窿，在抢救过程中，又有几名队员落水，爬出水面，衣服被冻成冰铠甲，走起路来像冰雪机器人，胳膊腿不能打弯。
经过黑河的艰苦训练，1959年初，我们代表国家队参加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友谊邀请赛，领队是省体委副主任万斯元。出征前，万副主任一脸严肃地对我们讲：“我们是第一次出国比赛，要记住为国争光。我这个人就喜欢第一，希望你们给我拿块金牌回来，放个‘卫星’！”那次，我真的不负众望，放了一颗“卫星”，取得了5000米速滑第一、全能第二的好成绩。
1962年，我们去莫斯科参加中苏对抗赛，对抗赛结果，我创造了个人全能最好成绩，总排名第5，1500米铜牌，差0.2分破世界纪录，五星红旗第一次在莫斯科升起。
1963年，第57届世界速度滑冰锦标赛在日本举行，在主办方极不友好的环境条件下，我凭借自己的实力，打破全能世界纪录，取得全能第5的好成绩。
把日本打败了！把小鬼子赢了！当《义勇军进行曲》在日本奏响的那一刻，每一个中国人都会热血沸腾，在小日本面前，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我们真的是扬眉吐气了！
在我运动生涯如日中天之际，那场“红色风暴”突然而至，我被定罪为“离资本主义近，离社会主义远”的走“白专道路”典型，从此离开了赛场，离开了我所热爱的冰雪事业。1年零8个月的自我反省之后，我被分配到后勤当管理员、采购员、汽车司机，虽然干的是服务性工作，可我从不懈怠。再后来，我被调到省体校当教练，一直到退休。
1999年，北京西城区成立轮滑俱乐部，我被聘请来当教练。老有所为，积郁在我心头几十年的那块寒冰终于融化了。这里的学员大多是儿童和少年，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自己也觉得年轻起来。冰雪运动要从娃娃抓起，能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尽绵薄之力，这是我余生最大的快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