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的饭菜真得好香。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是爹还是把从单位拿回来的细粮票兑成了面粉。娘把昨天下午蒸的馍又热了下,从菜园子里拔了颗白萝卜,伴着葱花炒了一下,虽然柴火放在灶台下的风口处有点多,把菜炒得有点焦,不过我和姐姐吃起来还真得香。是饿坏了的原因吧。

  我的一家子四口人:爹,娘,姐姐和我。和农村大多数家庭一样,过得是安安稳稳的日子。日子虽然很平淡,爹日复一日的过着上班下班的“上班族”生活,偶尔客串一下农民的角色;娘是个从山沟里嫁过来的女人,这么多年来,任劳任怨的,一直保持着山里那淳朴的性格;我和姐姐嘛,自然继承了咱们中华民族工农结合的优良品质,单纯而又善良,虽然有时做些恶作剧的事情,那也权当是年少无知的说辞吧。中午熬的是小米粥,是用这两天打回来的谷子,去了皮儿,磨成了小米熬成的,米粒中又加了点黄豆,所以,熬出来有种甜甜的味道。我小小的年纪,在碗里的热气不再升腾的时候,迫不及待地,一口气喝了一大碗。从小就喜欢娘做得粥,已经形成了一种情结,以至于现在的我,在2020年的年初,疫情严峻异常,单位在与外界隔离的情况下生产,已过四十的我,在单位每天早起,走向食堂,每当喝起那糊糊的米粥时,想起来的自然是童时妈妈做饭的味道,我是个感性的人,如果有一样的情结牵着我的心,自然是那一脉相承的感激和怀念。

  “傻孩子昂,吃饭慢点占白,别呛着老!”娘的责备声传来,轻轻的,似早春里的风吹拂着刚刚萌芽的柳条,我是这个家族里第一个男孩子,自然得到爹娘,乃至爷爷,奶奶的疼爱。从小几乎没有得到过他们的斥责,所以,性格比较任性一点,有时甚至可以说是胡闹。但娘还是那么的纵容我,因为,我处在哪个重男轻女的时代,生下我的那时起,就成了家里的骄傲。

  “知道兰,娘,给俺五毛钱吧,俺想买个东西……”我边用筷子拨拉着碗里的米粒边怯生生对娘说。

  “什么?上午刚开学不是给你买了铅笔了吗?还给你买了糖果哩!又要买什么来?”娘的眉头皱了下,有点半嗔着脸,盯着我说。

  “他准时要买玻璃球哩,刚才他给我要钱来,我么给她!”姐姐插话道。其实,我姐是个懂话的孩子,年幼时,爹娘不在身边时,都是姐姐和我玩,听姐姐一直给我说过,在我一两岁时,都是姐姐抱着我,在街里转悠,或者串门时,都不曾遗忘我这个“油瓶子”。乃至到了现在,我姐随我姐夫,奔波在遥远的陕西打工,在夜晚的时候,在微信群里,姐姐的一声呼唤,我立马会放下手中,哪怕是有再重要的活儿要干,也要和姐姐寒暄两句。

  “给儿子五毛钱吧,孩子嘛,在他班学生面前么有东西玩多难看!”爹终于开了腔。爹是个老实巴交的汉子,在家里一般的时候是顺着娘的。可是,今天不知怎么说了一句让我吃惊的话。也许,男人之间有一种默契吧,在外人眼里,自己的孩子怎么也要活得洒脱一点。哪怕是在学生面前,没有玻璃球玩,眼睁睁得看着别人在校园的院子里,欢快的跑来跑去,真的是一种折磨。

  “好吧,好吧,今儿个尾巴翘天上浪?敢给我顶兰?”娘瞟了一下爹,说了一句语气平和,但对爹杀伤力极大的话。一直以来,我不知道我爹为啥这么“怕”我娘?是结婚以前娶我娘时很费劲导致的家庭定位不对等?也不对啊,爷爷是个残疾军人,为中国的解放事业怎么说也算做了点贡献吧,在那个讲究阶级成分的年代,在我的乡里好歹还是个有影响力的人物呢;还是娘的性格温和但对爹却是天生的相克?就像自然界的平头哥——蜜獾,虽然毒蛇是很厉害的存在,但在外表温顺的蜜獾面前,束手无策,几分钟就被它撕成几块。多少年来,这种“不平衡”的家庭关系一直持续着,就像现在,爹偶尔有时候发飙,也会在未来的时候,继续在娘的面前,埋头做着臣民的本分日子,就像蜻蜓点水,水面虽溅起一丝涟漪,但很快就会恢复平静。

  “哎,听别人说现在哩电视放映电视剧《霍元甲》节目呗,孩儿他爹?”娘在边收拾碗筷的时候,边对正准备起身往庄稼地里去的爹说。“听说县文化局搞宣传,县城里家电门市的电视价格又降了些,要不咱家也买一台?”娘又说了一句,眼里闪烁着急切的光芒。女人嘛,即使再强势,在大是大非面前,总还是要争取男人意见的。

  “哦,哦……”爹支支吾吾地应付着娘的话,好像有点心不在焉的说。一台电视机,就是黑白颜色的,在那个时候,也要五六百块钱,这个数字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字,几乎是爹两个月的工资啊,怪不得他没有吭声。

  一家子本应该在欢声笑语中,一片祥和的气氛中结束午餐的,被这个没有肯定的答复搅了局。娘嘟囔着收拾完碗筷,撩开门帘子去北屋去了,我和姐姐稍呆一会儿,然后还要上学去。只有爹,呆呆的坐在饭桌前,吸着用纸片卷的烟丝,一声不响地,陷入了沉思。

  “弟弟,走吧,该上学去了!”我还在院子里的地上自得其乐地玩着四角的游戏,一会用这个四角拍着那个,一会又用那个四角拍着这个,心里想着课间的时候,怎么才能赢伙伴们更多的四角呢。突然感到一阵疼痛,是姐拽着我的耳朵,催我赶紧收拾一下,准备上学。姐比我大五岁,今年十三岁了,上五年级,她个子不高,约一米四的个子,继承了娘的身高基因。通常梳着一个粗粗的辫子,走起路来,辫子有节奏的甩来甩去,像家里的老黄牛甩尾巴那样。姐姐其实很温和,对我特别的好。很小的时候,爹娘不在家,都是姐姐陪我玩。只是我是独苗嘛,爹娘对我太溺爱,养成了我任性的性格。多少年来,在姐姐没出嫁以前,一直过着任由我“胡作非为”的生活。

  “疼疼疼……甭拧兰!我走还不行吗?”我急忙拽着姐姐的手,向她求饶着,赶忙收拾了地上的四角,和姐步出了家门。

  街上已经有了往地里走的人了。九月的季节,是忙碌的季节。战旗家的拖拉机是市农机局生产的“德力”牌的,15匹马力,咚咚的,从驾驶座的前端上排气管子冒出的黑烟,耀武扬威地从我家门前经过。那时候,谁家有个拖拉机,那是相当牛逼的存在,在农村绝对是个现代化的工具存在。从地里往家收庄稼,秸秆倾轧,往地里运送肥料,耕地播种,或者往县城北边的水泥厂拉运村西的矿石挣点运输费等等,都是这样的铁牛干的,家里的地排车,老黄牛这些干农活的用具怎么能和拖拉机相提并论呢。路过街口的时候,看见我喜堂大爷家院子的磨盘有人影在晃动。那是我大爷喜堂他娘,我和姐姐都叫她老奶奶,一个七十多的老女人,在我记事的时候起,她就已经死了丈夫。一双金莲小脚,外面包着黑黑的裹布,这是由旧社会封建礼仪桎梏对妇女造成的肉体摧残。她走起路来有一点颠着脚,是长期绑足引起的疼痛感吧,看着就让人心疼。不过也怪啊,我奶奶怎么没有呢?也许是我爷爷这辈儿比较开明吧。

  磨盘在那个时代是碾谷子,磨黄豆的工具,由石头砌成的底座,底座中间有个圆孔,插上木桩连着地,木桩横撑木穿过大石碾子的洞,一长截子沿伸到磨盘的跑道上。有时候两三个年轻人或者妇女使劲推着横撑木,在跑道上转啊转,磨盘上带着豆荚的黄豆被碾得啪啪作响。黄豆粒儿不情愿的和皮儿做出了生死离别。更多地时候,是谁家的老黄牛扮演干活的角色,老黄牛的眼睛被蒙上一块黑布,脖子上套上枷锁,在跑道上无休止的转动轮回着。老奶奶其实个子非常的小,看样子比磨盘高不了多少,看着她那赶着黄牛磨豆子,我和姐姐心情有点异样,在不上学的时候,我俩都会去老奶奶家,帮她干点活,顺便讨个糖果什么好吃的来。可今天不行,我们还要急着上学去。

  拐到了马路上,从各个胡同走出来的伙伴们,逐渐多了起来。说说笑笑的,童稚的声音响彻在街道的上空。我碰到了同桌,碰到了班里的伙伴们,就和姐姐说不跟她一起了,姐姐也乐得自在,和她的伙伴们,手拉着手走在了一起。姐姐粗粗的辫子,在我不远处,来回摇啊摇,像姥姥家河边的小船上的划动水面的船桨。

  其实,我家离学校有两里多的路,但在我们嘻嘻哈哈的步行中,很快就走到了学校的门口。“铛铛”的钟声还是极不情愿的响起来了,校长亲自在打着钟,我和伙伴们飞也似的向班里的方向奔去。

  “起立!”班长丛素辉刷得站起来,他是耳道街的,人很聪明,白白净净的脸庞,穿得衣服也很时髦,一看家里的情况就比较富裕。小学的六年生涯,一直都是学习班霸的存在,以至于我们学习关联词的时候,总是用他的名字做主语。

  “坐下!”尹老师急匆匆得走上讲台,边向台下的我们挥挥手。一如既往地,穿着那身蓝色的衣服。眉头皱得有点夸张,像是和谁有仇似的,当然了,我的心里有一些莫名的恐惧在升腾。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语文第一节课,每个人都必须认真听讲,来,我们翻开第一页……”说着,她拿着粉笔在课堂上画着字,黑板在她强有力的粉笔刻画下,咯咯得响。

  “同学们,这是咱们学习文字前需要掌握的字母,大家跟我读一下,a ,o,e……”尹老师把我们带进了人生学习的世界,她是我们的启蒙老师。虽然我有点害怕她,那也是我自己贪玩,不好好学习导致成绩落后的恶果。自古以来,学习好的孩子,那个不是老师眼中的宠儿,学生中膜拜的对象?只是懵懂无知的我,在前五年的学习中,一直沉迷于玩的世界里,所以一直都是师生们取笑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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