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来到五团2连(也叫五大连池农场良种连),应该是一周多的时间,我就从农工排调到了基建排工作。在基建排我的工作是和泥搬砖,俗称小工。时间不长,我又被调到了木工班,亦称“木匠铺”,当学徒。

打心里说,做木工当学徒是我绝想不到的。刚到连队,城里孩子接受再教育还来不及,怎么可能有天上掉馅饼这等好事。当了徒弟后我才知道,这是因为在基建排干活和休息时闲聊天中,木工班张庆楼师傅有心观察了解了我,觉得我的自身条件达到了他收徒弟的标准,于是找到胡连长,几经要求,就把我调到了木工班。

张师傅是位老同志,即是班长,也是我的师傅。说是木工班,可人不多。班里就张师傅、师兄王宝坤和我三个人。后来,连里又从团部木工排调来何祥师傅。

木工是国家劳动部颁布的技术工种,比下大地干农活少了些日晒雨淋,比在基建排当小工多了些技术,很有学头,可钻研。为此我很珍惜这项工作,干活不惜力,东学西问,买书研读细琢磨,天天干得不亦乐乎。

张师傅是个怪老头,说话有时结巴,但干事非常认真。比如用凿子凿出的眼儿,他都会举起来冲着亮光,仔细查看榫眼四壁是否平滑,四角是否方正。如果不达标,师傅立马脸上就下霜,把东西一扔,让你重来,绝不将就。遇见这事,我们也会感到很别扭,急不得恼不得。

转眼间,大连池的冬天到了。每天早上到了班里,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把炉子火烧起来,不然干活伸不出手。平时张师傅去得早,等我到了,屋里已是热呼呼的。

有一次,我特意赶在师傅之前到了班上。紧着劈柴,忙乎了好一阵,炉子总算是点着了。我塞上满满一炉膛的木头柈子,想快些把屋子烧热。可事与愿违,火势不仅不旺,反而越来越弱,炉子里光冒烟不见火头。不大会儿,满屋子的烟呛得我直往外跑。这时张师傅到了,见此情形,他赶忙把炉膛里的柈子抽出去一多半,把火搧着后,再把柈子花插着放进炉膛。也真怪,一会儿炉火熊熊,烟囱都烧红了,屋里那叫一个热。

看到师父干活时干净利索的手脚,我显得有些尴尬。师傅非但没有责备,还笑着对我说:“小刘呀,为什么柈子少了火却旺了?炉膛中的木柈子放多了,氧气就少了,没了氧气,火势想大起来也不可能。小刘你记住,人们常说人要实火要虚,做人为啥要实,将心换心才有真朋友。我平时对你们要求很严格,那是我实心实意对你们,想把我会的技术不走样地教给你们。我看出你们有时不太满意,将来你们会理解的。”

不经意的烧炉子,引出张师傅语重心长的一番话,道出了做事做人的道理。

当时我确实不理解,后来慢慢地在与人们的交往中,慢慢明白了师傅所讲的含义。

木工铺是聚人气的地方,连里的老职工一闲下来就到我们这里唠嗑,时间一长互相都熟悉了,师傅做事待人都很认真的劲儿,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

几年后的一天,连队老职工薛振江,他因脾气比较倔强,人称“薛倔子”,找来对我们说,他儿子要结婚了,想让我们帮他做几件家具。做几件家具不是什么难事,难在不准用上班时间。原因是他曾经是农场的生产队长,文革中也算是走资派,连队领导不打算帮他这个忙,他只好找我们商量。师傅说:“老薛,我岁数大了,身子骨也差些,你同这两个小青年商量吧,我咋地都行”。

师傅把球推给我们,一是因为他们太熟悉了,不好拒绝,又担心连队领导有想法,二是在短期内打一组家具,也不是一个人可以干的。我和王宝坤商量了一下,“谁还没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克服疲劳辛苦点,做件好事也算是积德,再就是干细活的机会难得,打家具可以多练练手艺。”不管怎么说,与打个房梁,做个门框窗户相比,做家具是技术要求很高的活。此时不干,更待何时。

于是,每天下班后,我们都加班干到深更半夜。我们做实在人,办实在事,这让老薛看在眼里很是感动。看到我们忙前忙后,时间长了体力消耗也大,他提出打家具期间的伙食由他来负责。我们合计着,他负责半夜这顿就可以了,白天三顿,我们还是去食堂吃。没想到一天四顿他全包了,又是酒又是菜,整得挺丰富,弄得我们还有些不好意思。

家具做了近一个月,交活儿时,他又邀请我们到他家暴撮了一顿。事情本应该到此结束了,然而没想到的是,他儿子“十一”结婚那天,老薛又来请我们去他家吃饭。我们觉得就这点儿事,让老薛麻烦了二十多天,今天是人家儿子结婚的喜庆日子,家里来的客人一定很多,我们就别给人添乱了,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吧。

那天正好是团部新盖的百货商店开张,全团各连队的人都赶来尝鲜凑热闹。趁势我和王宝坤就离开了连队,躲进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没想到老薛啥事不干,满世界地寻找我们。接近午饭的时间,他终于把我俩从人群里揪了出来,拉着拽着到家上了席。其间的热情招待自不必说,到是后来我们怎么回的连队记不清楚了。

多年来,在与人的交往中,我总是忘不了师傅这句话,认真做事以诚待人。“人要实火要虚”这既是做事的准则,也是做人的道理。

(作者:刘久深,1952年12月出生,男,北京第67中学1969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8月12日来到2连,后勤排木工班木工。1977年9月困退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