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后的十几年,是中国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粮食定量配给,副食凭票购买,鱼肉只有过年才有。在我的记忆里,一年中吃不上一两顿红烧鸡块,若想开荤,只有等到春节。那眼巴巴地感觉,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有。

1969年8月12日清晨,我们顶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踩着两脚泥,拖着冻得瑟瑟发抖的疲惫身躯来到了五大连池良种连。两天两夜的舟车劳顿,体力消耗很大,大家懵懵懂懂地进了宿舍。放下了行李,还未打开,我就靠着行李睡着了。中午饭到了,宿舍东墙的食堂卖饭口的窗板打开了,窗口里探出个头,“欢迎北京知识青年来到良种连,大家起来,吃饭啦,吃饭啦。”我躺在二层铺上,听到一个男人不停地叫着,后来知道这人就是食堂班长孙洪祥。老孙叫了一阵子,宿舍里几乎无人响应,面对午饭,大家毫无吃兴。

来到连队的头几天里,大家肚子里还有些北京带来的油水,吃起东西挑三拣四,看见肥肉就扔掉,甚至连菜都不愿吃。一时间弄得食堂不知如何是好。到底是饭做得不好,还是菜烧的不香,老孙一头雾水。连队士兵委员开会的时候,孙班长十分激动地说,“给你们大白馒头你们不吃,给你们糖三角,你们也不吃,叫我们怎么办呢?!”这句话至今还是良种连记忆中的经典,尤其是从安建京的嘴里出来就更有味道,“角”说成为了“假”的入声,“呢”字被安建京演绎为“哩”。

1969年国庆节后不久,连里决定把我和发小李晨一同调到炊事班工作。连队伙房工作对于十几岁正处长身体的大孩子来讲,是非常向往的地方。这机会对于我有像点天上掉馅饼,可遇不可求。不过想想这事也不冤枉,我9岁就学着做饭,鸡蛋炒个西红柿、韭菜、黄瓜,烧肉、炖鸡,擀皮包饺子,焖米饭,做烙饼馅饼什么的都会,看来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是对的。

接到通知后,我即刻到食堂报到,班长安排我烧火和挑水。炊事班不大,40平米上下,蒸馒头大锅和紧挨着的小一号的炒菜锅,三口沿着东墙一溜排开,炉膛灶口隔墙在外。南墙边窗户下4口浑圆大缸敞着口,西墙正中卖饭口下,是2米长的面案子。北墙都是油盐酱醋和碗橱。屋子中央吊着一个沾满了油烟的大灯泡。

炊事班里算不上热闹,加上我俩新来的,全班是五男二女,五小俩老,男女老少是凑齐了。

王玉文,良种连炊事班长,本地人,外号“王小抠”,五大连池名人之一。王班长中等个,四十多岁的东北汉子。他面庞黝黑,直腰板,浑身透着精气神。平时,他喜欢抽烟,嘴上总是叼着个大烟袋,“吧嗒、吧嗒”地没完没了。闲时,他习惯手叉着腰,像个大领导似的。王班长有一对清亮的老眸子,目光狡黠,眨巴眨巴的大眼睛,好像在寻思期待着什么。远近人都知道他,他的算计,他的抠门儿,他的手紧,是大连池一绝。

敖文龙,绰号“闹龙”,良种连炊事班副班长,17岁,北京小伙儿,慢性子,大个子,性情随和,有些腼腆。和瘦骨嶙峋的我相比,敖文龙膀大腰圆一身的力气,哪怕是牛眼瞪起来,也不让人感到害怕。敖文龙招人待见,大家都喜欢和他开玩笑。王班长见他好体格,面案子活儿自然也就给了他,外加跟头学着炒菜。敖文龙有真本事,他的独门绝技是把炸好的油条,从滚烫的油锅里用手抓出来。

宋青云,厨师,本地人。家中排行老二,40岁上下,在五大连池与班长一样齐名。老宋,武大郎的身段,瘦长脸,寡言少语,衣服上成天是油渍麻花的,故赢得美名“宋大埋汰”。别看他人其貌不扬,可是个与人无争大好人。大连池有人云,“宋大埋汰,王一袋,眨吧眼的是老蔡,外加李华盖”,他们是大连池中最有特点的人。这4人中良种连就占了一半。

切菜工,林萍。女,20岁出头,个子不高,北京大姐,老高三,是北京知青中学历最高最有知识的,如不是文化大革命,她早已在大学就读。林姐性格稳重内向,国字脸,上身着时髦的国防绿,下身穿一条蓝咔叽布裤子,若再戴顶军帽,谁能不认为她是空军女兵。1969年冬天,她脖子上总喜欢围着条红绿黑白黄五色彩条编织的长毛围巾,在冰天雪地里成为良种连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老大姐的气质和着装无论怎么看,都像是东北解放初期的农村土改工作队队长。

切菜工,王亚娟。女,16岁,北京青年。王姑娘身体修长,大高个,快人快语。女人天生爱美,十六七岁的她更在兴头上,漂亮的大花衣服不离左右。王姑娘鸭蛋脸儿,天一冷,脸上总是被冻得红扑扑的,眼睛下面挂着东方人少有的高鼻梁尖鼻子。她不是一般的爱说话,是忒爱说话,炊事班里有了她,想寂寞都难。性格外向的她,要是和谁吵起架来,一般人不是她的对手。

面案子,李晨,15岁,属马,北京大男孩,全班年龄最小的一个。我俩是从幼儿园光腚长大的发小。他人长得浓眉大眼,一脸清秀,张力十足,用现在的话是标准的帅哥。他喜欢体育,游泳、乒乓球水平一流,冰球打得也不错。1972年他参加了团里在三池子举行的游泳比赛;上大学期间代表北师大,参加了北京市高校的乒乓球赛,还得了奖。

最没特点的就是本人,那时的我又瘦又矮,身高仅仅1.64米,丢在犄角旮旯也不会引人注意,一天到晚就是带着个围裙烧火。我这人打小贪玩儿喜欢凑热闹,人还算善,愿意帮助个人。在学校功课中等,五年级时班上搞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全班人数为奇数,我落了单,成为既不帮人、也不被帮的个体户。三年级入队,五年级成为学校少先队的大队鼓手,成为小学时仅有的闪光点,表现平平不咋地。文革初始,老娘被批上了大字报,刚造上了反,又被取消了资格,这红袖箍我一直也没戴上。

良种连全连饭口一百三四十人,每天馒头得蒸4屉。刚开始烧火,没经验,总是要火时跟不上劲儿。炒菜时经常把班长王小抠气得瞪眼睛,说不出话。

记得1969年入冬前,团里的煤十分紧张,好不容易连里给食堂拉回一车煤,还是劣等的。就是这车煤,可把我坑苦了,为此没少挨骂。后来才知道这是一车6级煤,几乎都是煤矸石和碾碎了的煤末子,不管你怎么扇风,那煤就像流淌着的火山熔浆,只见暗红不见火苗,铁钎子在炉箅子上通一通,在下面擞一擞,至多也就蹦几个火星子。做过饭的人都知道,馒头上屉后,必须要保证在15分钟内上足气,不然整屉的馒头就趴趴个,发粘,一旦这样,再蒸多长时间也是白搭,想把趴趴个的馒头再蒸起来,门也没有。这种馒头让大伙儿吃了,不挨骂才怪。班长的埋怨,我听着不舒服,心里更不服气,心想,谁行谁来试试,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炒菜时最要火,火只要跟不上去,墙那边的就用炒勺敲锅底,有时敲得真烦人。炒菜时要火大谁都知道,可也不能没完没了的敲呀。为这,宋老二经常推门探个头,操着东北口音问我,“你这火是怎么烧的?”瞧他那一脸无辜,稍有埋怨的样子,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他话音还没落,屋里炒勺敲锅底的“当当”声又响了起来,声音撞得我是那个气呀,恨不得踹自己一脚。好在时间长了,班里的人也知道这煤是怎么回事了,不再数叨我了。

来年春天,烧火用的煤断了顿,想用6级煤都没有了,我们只能烧木头。一个冬季下来干柴剩的不多了,新拉来的碗口粗的木头都是湿的。不用多说,考验我的时候又到了。好在有了几个月的经验,我开始琢磨着怎么样才能即点燃湿柴,又要保持炉膛里火的温度。

俗话说,“火大无湿柴,”但是直接把湿的柈子放进炉膛显然不行。我想必须是下面一层燃烧未尽,上面的一层已经烤干,一层层逐级燃烧才能保证炉膛的温度不降低。我试着先将木柈子用刀劈成筷子粗细,横竖井字摆放,作为底柴;第二层的干木头劈成小指头粗细,第三层的木头再粗些;第四层到第六层都是由细到粗的的湿柈子。几次试验下来,效果不错。每天上午九点半加好了柴火,一张报纸塞进去点燃就齐活了。想想天天是一脸黢黑埋汰的样子,这时心里的轻松得意劲儿,只有我自己知道。每天蒸四屉馒头,我也就下去加几次湿柈子,其他时间跑到屋里看着其他人忙活着,高兴了搭把手,不高兴了凡人不理。

这点小技术别人都不知道,只有发小知道。说实在的,我真想病上几天,看看他们怎么着急,看看他们求不求我。大家都会觉得我这小子至于那么小家子气,小葱不大,还真攥上了一把。

那时,连队从加工厂拉回的面粉,都是九五粉。九五粉是面粉中最低的一级,吃着有些牙碜,原因是面粉中的麦麸子多,出锅的馒头上,面心里星星点点,清晰可见。下屉时,透过满屋子的蒸汽,我看见屉里的馒头上密密麻麻的麸子就像染了“黑色素”,既不中吃,也不中看。

入冬后,北大荒的风刮得嗖嗖的,食堂的门总是大敞着,烧火的地方不暖和。记得一个上午,第一锅馒头上屉了,我给足了火,打开炉门看了看膛中火,扔下煤铲、炉钩子,从灶坑走了上来,推门进厨房取暖。伙房里大家各司其职,干的井井有条,闲来无事的我成为多余的人。也许是想当大师傅篡夺王位,我下意识地走到面案子前,顺手从案子上扯下十几二十斤已经压好的面,学着敖文龙、李晨的样子,套上杠子就压了起来。

压面有讲究,要直胳膊,杠子放在小肚子上,身子前倾扑上去,用全身的力量下压,不然小胳膊受不了。为了不让面粘在杠子上,双手还要不时地转着手中杠子,不行就再撒些干面。几十斤压过一遍,将压开了的面卷叠好,横过来再压,反反复复,不断地给面上劲儿。

十来分钟过去了,我将切好的馒头放进笼屉,等做好的馒头一出屉,我呆了!雪白的大馒头香喷喷的真是诱人,“黑色素”也不见了,这十几斤馒头比其他的白上几圈不说,攥在手心里,蓬松富有弹性。你紧紧攥住馒头,再松开手,馒头很快地又膨胀起来,打回原形。我掰开馒头,在里面夹了些咸菜盆中的布留克,一口下去,真是好吃。一口气,我干掉了仨。那感觉,如醇香美酒下肚,如醉如痴,时下流行吃嘛嘛香的噱头,我当时整个啷就是这个感觉。

这化腐朽为神奇的无意偶得,是神功,是大连池神水,还是老天眷顾所致,我不得而知。现在想想,似乎还是个奇迹。这一笸箩大白馒头,如不解释,让连里的人看见了还以为我们炊事班搞特殊化。后来得知,连里上下还是有些反映的。

1970年初春,北大荒仍是白茫茫一片。炊事班笼屉的蒸汽从门口溢出来,变成一缕缕的白烟,房檐下挂满了长短不齐形状各异的冰锥子,人进来出去搞不好就被掉下来冰锥子砸着,食堂门前的地总是一片泥泞,湿漉漉的一片。

那个年代不兴“改革”这个词,炊事班里却因此引起小小的躁动。连队的伙房窄小人多转不开身,挤来挤去的工作不方便。我出了个主意,能不能全班人分成两拨,轮着干,干一天休息一天。这个主张不错,闭上眼睛想想都是美事。利益的感召下,炊事班上下虽有些不同意见,但还是一致通过了这个“改革”方案。

几经商量之后,副班长敖文龙、李晨和我一组。班长王玉文、宋老二和俩靓女们一组。上级有规定,一个炊事员负担20—25人的饭。我们这一改革,每人要负责30—40人的饭,肯定会很累。我们仨还好,一水的小伙子,他们就惨了。老幼组合不说,幼的还是俩姑娘。这么干大家虽然都会感觉到紧张和累,但想到一天休息的惬意,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了,试试再说呗。

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分工界限,我们三人的工作由单项变成多项,我这个火头军除了烧火挑水外,蒸馒头、洗菜切菜都得干。说到切菜,最见功力,最要劲儿的是切土豆片。面对着一行军锅的土豆,我有点烦。土豆谁都吃过,可要切出这一大锅的土豆,还真要些功夫。切土豆谁不会,但切得要快,片匀且薄就不容易了。手里攥着把大菜刀,一刻不停地切,不一会手腕子就酸痛得难受。过去看别人切,尤其是二位姑娘边切边聊天,只见她们手腕子抖动着,土豆片刷刷地往下落,几乎看不清刀锋上下在动,显得很是轻松。而眼下的我只能是一刀一刀地,慢且不说,土豆片切得不匀,真的很难看。人家十分钟,我得半个小时。敖文龙怕耽误炒菜影响开饭,只能亲自上手。看着他难看的脸色,再瞧他那无奈的眼神,透着的都是埋怨、着急和不满意。我心想,哪个不想快,我也想,行吗?动作不协调,稍有瞅不准,看走了眼,轻者开口破皮,重者掉块肉,切掉手指也是可能的。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心里发麻。

再说挑水。为了提高效率,我和李晨到机务仓库找了四只废弃的黄油桶。我们把桶拿到烘炉架在火上将残余的油脂烧干净,再请烘炉的打了一对铁横梁,这样一挑前后各挂两只水桶,这一挑就是4桶水。黄油桶比铁桶高,容量大了不少,效果明摆着。谁要说这么干不累,那一定是假话。十五六岁没受过罪的城市大孩子,一挑4大桶水,一百四五十斤,从食堂到水井辘轳边来回300米,一气儿下来十多趟,真是够劲儿。我们咬咬牙算是挺过来了,林萍和王亚娟就没戏了,她们只能挑两只小铁桶,趟数成倍地增加。

林姐挑起水来一声不吭,再累也自己扛。你看她经常换茬单手扶把,满头大汗,闷着劲儿,头上还裹着只属于她的那条长长的围脖,一趟复一趟,优美的曲线,斑斓的轨迹,挥洒在了东北大地的雪域蓝天中。王姑娘则不然,她穿着上海人常穿的大花棉袄,挑着桶走起路来显得不大顺当。去井台时,挑空桶,揣着手,轻松,回来时就打了晃,再遇上点儿西北风,脸被冷风吹红了,皮肤刮糙了,小腰自然也就直不起来了。王姑娘挑水时,双手扶把也控制不好节奏,走不出几步,两只水桶就开始一前一后和她较劲儿,桶里的水溅跃龙门,常被晃荡到鞋面上。一天下来,她的棉胶鞋总是湿漉漉的。路上要是碰上了敖文龙,敖文龙可就倒霉了,一声“帮我挑水”,敖文龙不敢不从。通讯员张荣生看不下去,也乐得助阵挑上一趟两趟。

晚饭前后,为了交班,食堂的几大缸水必须挑满。每每路过篮球场,那里总是哨声喊声笑声一片,你来我往,眼神交融,乐此不彼,雀跃尽兴。而我们为了完成一天的任务,还要挑水,像是个跑龙套似的,没完没了。远远望去,挑水人犹如路边鬼火,只见桶晃,不见水来。比起城里人的嫩肩膀,宋老二是久经考验,他经常戴顶黑色狗皮帽子,帽子没带,俩偏扇总是一高一低耷拉着,人栽歪着个脸,揣着双手,走起路来不紧不慢,两只水桶一上一下,呼扇呼扇的小颠着,优雅有节奏感,真的很美,如果再哼上一曲二人转,劳动不光荣也得光荣。

下面就是我们哥仨儿一天的工作量。

早上5点起床。李晨煮粥馏馒头,敖文龙在面案子上发面,我负责烧火。

早7点开早饭。

8点,三个人一起切中午和晚上的菜,我准备好炉膛火。

9点,三个人一起上面案子流水作业。压面,切馒头,上屉。三个人不时地交叉作业,都是快手,也是我们的优势。

10点左右,两屉馒头上锅。馒头开始叫火,火势越旺越好。

11点前后,后两屉馒头上锅。除我烧火外,他俩抽空去挑水。

11点过后,敖文龙开始炒菜。我和李晨从大锅上下笼屉,向簸箩里捡馒头,然后再给装满馒头的大簸箩上盖上棉被。菜炒好了,敖文龙学着王小抠的样子,准备好一个大马勺,把炒好的菜一勺勺点着数从锅里盛到菜盆里,最后一马勺的菜再用炒菜勺分装到盘子里。只见他仰着头开始“唱菜”:

“土豆50斤,每斤5分,一共2.5元;猪肉14斤,每斤五毛,一共7元。”“2.5加上7是钱。9.5元”

“一共10马勺菜零9盘,每马勺分成11盘菜,一共119盘菜。”

“9.5除以119是七分九八,四舍五入,再加上一分,每盘菜九分钱。”

成本和利润就这么算出来了。只是敖文龙没有学会班长盛菜时,手握菜勺那标准的一哆嗦,经常赔本。班长手里的菜勺一离开锅中的菜,就知盛的是多还是少。少的不多就不再补了,多了一定要哆嗦,不然就不够份数。班长手哆嗦的非常自然,不露痕迹,这功夫没几年练不出来。打饭人眼见着肉菜晃下去了,还让你没话说,有气自己憋着。再说了,那会儿半大孩子谁身子不缺肉,每到打饭时注意力最集中,眼睛都直勾勾地盯着盆中的块肉,本来一勺子上来还有几块,您这一哆嗦就少俩三的,谁又能不生气。

12前做好开饭准备。

午饭后,三个人不休息。大家一起挑水,凡事都往前赶。

晚饭就相对轻松了,下午4点到食堂,三个人一起劈劈绊子,熬上一锅粥,馏上两屉馒头,切点咸菜就等着开饭了。晚饭前给所有的缸补满水,饭后洗涮干净,打扫完卫生就可以收工交班了。

轮到王小抠他们组就不顺了。第一是体力不够,发面压杠子吃亏。第二还是体力不够,勉强蒸好馒头,炒完菜,碰上挑水就傻眼。班长不挑,宋老二走路慢慢腾腾,全靠俩女的,真是难为了她们。人走几趟下来还可以,可4口大缸要吃进几十挑水,她们就吃力了。有时看着她们不服气扭来拧去地硬着挑,还真有些不落忍。不过这时不能帮,一帮肯定挨数叨。第三是他们烧火不行,班长不可能又做饭又烧火,况且烧湿木柈子火王小抠也不中,俩女的根本不会。宋老二负责面案子脱不开身,一旦火出了问题只能是干着急,不行的话还得找我。

几天下来,班长他们终于招架不住,告饶了。大家又合到了一起,此后的班长,对我的态度有了转变。

2007年过小年时,我们一行十几个人回连队给老职工拜年送年货。再见到老班长时,他已经八十出头,老伴不在了。在他们家,寥寥数语只待了匆匆几分钟,当大家离去时,我在院子门回头一望,看见他靠在门口,眼睛里露出了不舍的泪花。

下乡的第一个冬天是够拿人的。连里断了煤,宿舍里冷的和冰窖没啥两样。晚上只能把火炕烧得热乎点,但又不敢过分,不然被褥要着起火来。入睡前把火墙尽量烧得烫点儿,使屋里暖和些,温度下降的慢一点。

前半夜大家热的在被窝里翻跟头,掀开被子左闪右躲着还是被热炕烫得够呛,睡炕头的更怕褥子烧着了,紧着把褥子卷起来通风降温。一个晚上,就看我们忙活儿了。到了后半夜,炉子里没火了,室内温度已降至零下,炕也不烫了。几个小子折腾的已是人困马乏,抓起羊剪绒的帽子戴到了头上,顺手把被子拎到脖子根下巴前,紧紧地盖住,一动不动地到了天亮。

清晨,天还没有亮。打更站岗的兄弟推开门,玻璃窗上全是冰花。炕上的人个个脸儿朝天,眼眉毛上挂满霜花,顺着嘴和鼻子冒出的缕缕白烟儿,淡淡地向房顶飘去。

“嘿,起床了,该做饭了。”此时的我们,真是不想起呀。我看了看墙边的温度表,室内已是零下23度!我不像别人睡觉还穿着棉毛衫裤,差不多是三光。零下23度逼得我也只好先把棉毛衫裤塞进被子里捂热了,再在被窝里穿好,才敢钻出被窝起床。

“大家一块儿起啊,谁不起谁是孙子!”不知是谁给了一嗓子。

“一、二、三,起!”大家是一呼百应着。

几个人忽地一下,从被子里窜了出来,赶紧穿衣套裤子,动作之快不亚于紧急集合。

1969年下乡时,黑龙江西部地区遭遇涝灾,一亩地小麦,包括稗子、草籽在内,只收回百十斤,还不够种子钱。1970年春节后,连队断粮了,大家吃起了麦麸子。这麦麸子分为黑白两种,黑麸子3分钱一斤,白麸子5分钱一斤。后来团里连麸子都配给了,到加工厂拉粮,不拉黑麸子,不给白麸子。

那时候,我们真是没吃没喝,食堂做饭极其简单,熬上一大锅广州军区支援的萝卜干丝做的汤,蒸上一屉麸子馒头就完事了。很长时间,我们的麸子馒头一直掺入糖精,口感偏甜。吃多了,总觉得甜得腻人,让人受不了。这时我又起了主意,改用咸盐换换口。敖文龙一琢磨也对,就同意了。第二天中午咸麸子馒头出笼了。

午饭开饭了,敖文龙打开买饭窗口。饭菜简单了,没了挑头,食堂里也就安静了。只见窗口里外手递手,饭盒空着进来,晃着出去,饭盒盖上顺搭俩技术改造后的“新产品”——咸麸子馒头。

没过多久,骂声就传到了食堂。

“谁出的馊主意,这咸麸子跟他妈的忆苦饭赛的,没法子吃。”

“下午不干活了,连长来了也不出工。”

一些人来到食堂质问敖文龙,为什么这样做。老实讲,听到这些话,我多少有些慌。但看到敖文龙镇静,面带微笑的样子,顿时又有些了底气。他始终没有把我供出去。我也有些想不通,这么做还不是想为大家好,换换口味嘛。就算事情的效果不好,没有功劳,也还有苦劳嘛,难道就这么不近人情。

多少年过去了,纠结没有了,剩下的只有乐。在这里,我得给老领导平反,给当年吃了咸麸子的哥们儿、姐们儿赔不是了。

刚下乡的年轻人精力充沛,脑子活,人简单,经常搞些恶作剧,经常是把给人整急了。

闹剧一:

1970年的春节快要到了,为了过好节,食堂杀猪宰鸡忙得不亦乐乎。忙里偷闲,记不住是谁拿出一把冻得当当的菜刀当众问道,谁敢拿舌头舔刀,我给他买一包烟抽。

“这有什么了不起。”敖班副不屑一顾地站起来说,其实他根本不抽烟。

“别吹,你来个我看看,来呀,大家瞧着!”这一激,反而到弄得敖文龙没了退路。

我看着他的眼神,丝毫没有拒意。只见他拿起菜刀往舌尖上这么一搭,坏了!他的舌头尖被粘在了刀上了。情急之下,他本能地拔了几下,根本拔不下来。舌头和刀接触的地方开始发白了。这下子大家有些着急了,到底是没见过这个阵势。时过不多会儿,只见舌头被粘冻的面积越来越大,此时敖文龙真急了,一个寸劲儿,他愣是把舌尖从菜刀上拔了下来。敖文龙的舌尖上渗出了血,他痛苦地捂着嘴,眼神也随之暗淡了。菜刀上留下丝丝殷红的味蕾,很快结成了冰。

事后连里老人讲,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舌头的热量哪能在短时间内将冻得当当的钢刀温度提高到零度以上,更不要说褪下刀。一旦沾住舌头拔不下来,冻到舌头根部,剩下的就只有手术了。没了舌头的敖文龙,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事直到今天想起来还让人后怕。

闹剧二:

1969年末,炊事班的宿舍的大灯泡坏了有一阵子,多少天来大家都不方便。敖文龙有路子,不知利用了什么关系,从团部弄了个100度的大灯泡。灯一点上,屋里亮堂堂的,他人很得意,似乎也很有成就感。后来的几天,大家下班回宿舍一推门,就能看他总是微微地翘着嘴角面带笑意,这分明是:你们不行,还得看我的。

晚饭后,敖文龙经常是一个人在食堂为次日发面蒸馒头做面起子。

同屋的几个人在屋里琢磨着怎么杀杀他的锐气,不就是整了个灯泡子吗,好像没他,我们这帮人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几个月。唱了多少年的《国际歌》,他却成个大救星,这不行。

仔细观察屋里的物件,门框旁有个大筐,西墙边放着刘副连长的自行车,再就是脸盆、箱子什么的,没啥好用的。不知是谁从屋子外面抱了一抱的点火用的干草塞进了筐里,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我赶忙把自行车横在了门口,再根据敖文龙的身高将草筐放到了车后边合适的位置,而后大家上了炕。通讯员张荣生刚迈出门,想探探敖文龙的动静,只听见食堂那边传来“咔”的一声,食堂门上锁的声音传了过来,

“敖文龙回来了”,张荣生轻声唤着。

几个人站在炕上关了灯,一起叫唤着“敖文龙,灯泡又坏了!”

“什么又坏了,是灯泡吗?”敖文龙的声音从过道中传了进来,听声他有点儿急。

“是那100度的灯泡,敖文龙!”这次大家伙儿的调门儿更高了。

从食堂到宿舍,穿过饭堂,也就不到20米。短短的几秒钟,对于敖文龙好像过了一年,可见为了这灯泡,他的确是求了人。

门猛然地被推开了。随着“哎呀!”一声,稀里哗啦的杂音泛起,一个壮硕的黑影重重地倒了下去。灯亮了,大家站在炕上傻了眼儿。只见敖文龙大头朝下,脑袋已经进了筐,屁股朝天撅着,大半个身露在外面,车被压在他的身下,左脚别在脚蹬子下边。试了几下,他都没能爬起来。

当我们把他的头从筐里拽出扶了起来时,看到他一头的草,嘴唇和脸上被筐沿儿划了几条红道子。他用手掰了掰脚踝,只是有点疼,活动了一下没啥大事。当我们都注意他的脚时,突然一声闷雷,他发作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别说是个大活人了。

“你们干什么这样整人呀!”敖文龙的瞪着大眼睛,露出了委屈的凶光。此后大家再也乐不起来,嗨,现了,玩儿大了。

结束语

炊事班的日子过得飞快,冬去春来,转眼间已是1970年初夏时分,东北大地生灵百态,万物丛生。连队周边的火山年青了,草甸子里的花开了,连队通往金龙岗大道两旁的庄稼地起伏不平,一个浪跟着一个浪的。小麦分蘖、大豆掰瓣、玉米吐蕊、高粱抽花。微风拂过,空中刷刷作响,环顾四周,肥沃的黑土地上,到处绿油油的,不用说,一年中铲大地的时候到了。

为了充实一线的力量,我离开食堂,来到了农工一排二班丁晓天班长的麾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农业工人。

(作者:潘海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