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向“穷”字开刀
  制约鄂尔多斯发展的另一个瓶颈是那个“穷”字。进入新的世纪了,老百姓的兜里没有钱,政府手里也没有钱,全市下辖1个区7个旗,全都带着“贫困的帽子”,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这里封闭,封闭得像个中世纪的城堡,外面的人不知道里面的天地,里面的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在全国人民唱着《春天的故事》迎接新世纪那个春天的时候,这里还是一块冻土。这里的人还不知道什么叫市场经济,不知道“小康”距这里有多远;这里的市场经济还没有形成,老百姓的银行还在鸡窝里、羊圈里;这里十年九旱,老百姓还在靠天吃饭;这里几乎没有冒烟的工厂,所谓的工业大多是手工小作坊……当地人形象地自嘲说:轻工业小作坊,重工业钉马掌。
  据历史记载,东胜曾经辉煌过,早在隋唐时期,这里曾设立过地方政权,称东胜卫,是一块地灵人杰的富庶之地。
  老东胜人说,到了民国初期建县城时,这里已是满目疮痍,偌大个县城,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那残垣断壁上的土围子和炮楼了。县长发布县令,站在炮楼上一吆喝,全城百姓便家喻户晓。
  一位当年的“知青”拿着一张照片回忆说:东胜城,六栋楼,公园养着一只猴。这张历史的黑白照片定格于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
  尽管如此,这里已经有了城市的雏形,有街道,有楼房,城里的居民过上了让乡下人羡慕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好日子。
  当年的东胜城,叫得上名字的有两家饭店,都是国营的,一家叫大众食堂,一家叫回民食堂。那年月,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日常生活用品都是凭票供应,吃饭凭粮票,穿衣凭布票,过年过节发烟票和酒票,有些票是全国通用的,比如粮票,有些票是地域内流通的,比如油票、糖票和工业券。总之,那年月金钱不是万能的,只有钱没有粮票是吃不上饭的。到外地出差了,凭单位介绍信才能兑换全国粮票,身上有几十斤全国粮票走南闯北的人,已经是风光无限了。
  饭店也好,商店也好,被拒之门外的大多是乡下人。城里人吃的是国家供应,月月发粮票,年年发布票,虽然不宽余,也能旱涝保收,维持最低生活消费。同样是公民,乡下人就低人一等了,他们既没有铁饭碗,又不能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国家供应”,也觉得不公平,可他们又无法打破城乡并存的二元体制,也只能是“认命”了。
  有了这较大反差的城乡之别,乡下人终于明白了,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要想方设法进城,城里人太让人羡慕了。
  进城打工,那年月不时兴,进城找工作,那是非分之想,和男人们相比,女人们是幸运的,女人唯一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就是嫁到城里去。
  那时期,城里的男人成了香饽饽,城镇户口成了婚姻的砝码,城市赤贫找婆姨也不是难题。一时间,乡下年轻漂亮的女人们云集这个小小的县城,把自己的命运下赌注一样押在了那个城市户口本上,像商品一样任人挑选。于是乎,相貌平平的城里男人娶了一位“闭月羞花”的乡下美女;身有残疾的城里男人从乡下领回来一个年轻健康的妻子;老夫少妻,丑男靓女的家庭组合比比皆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是生存最本能的需求。
  东胜不但落后,而且封闭,很少有人走出过这一亩三分地,关起门来过自己的穷日子。
  这里曾经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段子。有人问一个骑在马背上的牧童,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回答是放羊。放羊挣了钱干什么?回答是娶婆姨。娶婆姨做什么?回答是生娃娃。生了娃娃干什么?回答是放羊。这就是牧羊人的理想和追求,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自我封闭的怪圈?
  后来有一天,东胜城里突然冒出了一家早点铺,是浙江温州来的一对夫妻开的。早点铺以经营馄饨为主,生意火爆,这让鄂尔多斯人开了眼界,知道馄饨为何物。再后来,温州人渐渐地多了起来,弹棉花的,做家具的,开裁缝铺的,开包子铺的……微微南来风,让鄂尔多斯人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信息。
  在乡下人眼里,东胜是鄂尔多斯高原的“人间天堂”,可在外地人眼里这里还比不上江浙一带的小集镇繁荣。城市建设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道路没有规划,地下管道没有铺设,污水排放没有渠道,公共厕所有人建没人管。人不是貔貅,怎能只进不出?上厕所成了东胜人最头疼的一件事。人总不能被尿憋死,久而久之,那些被尿憋急眼又不愿意进厕所的汉子们,找个遮人眼目的地儿就地“方便”了。处处无厕处处厕,蚊蝇飞舞,臭气熏天,谁来治理?当地人戏称: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
  说起城市建设规划,这里更有邪的。东胜的老住户都记得,你只要有钱,盖房子是件很容易的事,不需要层层批复,没完没了地盖章,只有你提出盖房申请,城建部门的人很快就来到现场,前后左右瞄上几眼,用脚板子在地上划上几条不规则的土线,就算是审批通过了,接下来放上一挂鞭炮,那就是开工仪式了。现在看来,那办事效率太高了,不但办事效率高,而且很廉政,不需要请客送礼,递上一支烟就把问题解决了。就这样,东胜城就在城建人的脚板子底下悄无声息地发展起来。城市郊区的人盖房子连城建人员的脚板子也不用劳驾,自己用脚板子划拉一下也就破土动工了。
  这就是东胜城的发展轨迹,这就是摆在鄂尔多斯市新当家人面前的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
  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鄂尔多斯的当家在思考:怎么才能拔掉穷根?怎么才能栽上富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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