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的穿
我说了北京人可别不爱听，别看现在老是嚷嚷北京是个国际化大都市，世界上各大品牌的服装在北京都有专卖店，其实，北京人穿的最土。
过去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你甚至可以这么区别一下，你走在大街上，那些打扮鲜亮、穿着时尚、衣冠楚楚、裤线笔直，皮鞋锃亮的，多一般是外地人。
一般的北京老爷们，皮鞋半个月擦一回就算不错。
北京人为什么穿着的土呢？这不是北京人不爱美，其实是骨子里就没有这种渴望。因为北京的过去，除了是皇城并不是一个像上海那样的对外交流城市。
穿的好跟权利和地位以及财富有关系，这是北京人的概念，所谓“穿衣戴帽量家当”就是这个意思。北京虽然是首都，但是北京成为一个对外开放的城市真是最近一些年的事。
由于北京人的穿着观念淡漠，所以，追风就很流行。追风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没有自己的判断力。北京人在穿戴上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判断力？因为北京人脑袋里过去没有时尚这个概念。记得前些年，北京流行紧身裤，也叫健美裤。一下子大街小巷的女同胞们不论高矮胖瘦，年龄大小，每人一件。腿细的即使是健美裤也撑不起来的也来一件，腿粗的跟小象似地把裤子绷的不敢蹲下来的也来一件，一下子满街尽显健美裤，这大概是最好的追风的例子。
有人一定会问，照你这样说，北京为什么是一个高档和时尚消费的大城市呢？这个没错，可是有一样你没明白，这些高档和时尚的商品是谁买去了？指着北京人？早就黄了。
其实这种趋势过去也有，比如商品匮乏的时候，北京的供应是靠全国来满足的，反过来，全国的人都跑北京来卖东西，这就叫“全国供应北京，北京销售全国”。
直到今天，北京在穿着上，论得体，他比不了上海人，论讲究穿，他比不上天津人，论敢花钱买衣服，他比不过东北人。我不认识统计局的，我也没法得到北京人穿着占生活费用的比例这个数字，我想一定不是最高的。
北京人的吃
北京人的吃和他的穿戴是一个档次，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北京的各路风味美食都有，因为北京是个杂居之地。和服装一样，凡是外来的东西特别是高档的东西从来不是给老百姓预备的，因为他们吃不起。
北京过去的大菜是以山东风味为主，因为在北京的人，北方人居多，山东风味可谓是北方人的王牌。
过去北京的大饭馆有“八大楼”，这“八大楼”的叫法是因为这些饭馆都的名称里都有个“楼”字，所以叫“八大楼”。
这八大楼分别是“东兴楼”、“鸿兴楼”、“泰丰楼”、“翠花楼”、“致美楼”、“正阳楼”、“安福楼”、“春华楼”“新丰楼”，这八大楼统统是山东菜馆。关于这个“八大楼”我在我写的《北京的小吃》里写过，这里就不赘述了。
此外卖烤鸭的“全聚德”、“便宜坊”等等，这都是北京正宗的大菜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全聚德”和“便宜坊”。
这两个都是烤鸭的专卖店，“便宜坊”要早于“全聚德”。“便宜坊”在明朝永乐年间就到了北京，而“全聚德”是在清朝同治年间才来到北京，两者相差好几百年。
如果说烤鸭是他们的独创，这其实是不明真相。他们的办法一定是来自民间的方法。拿“便宜坊”的配料来说，吃烤鸭不仅有葱丝，甜面酱，而且还有白罗卜条，烤鸭的皮还可以蘸着白糖吃，这些办法都是南方人的口味。我有一次去云南，在去石林的路上去一家路边的饭馆，那里的烤鸭无论是烤制方法还是佐食的东西，于“便宜坊”一般无二。
鸭子本来就产于水乡，烤鸭的办法应该是多年集成的，而不是哪个人发明的，山东的“全聚德”大概也是这样的经历，至于把烤鸭说成是北京特色食品更是八卦。
两家的烤鸭烤制的办法不一样，“全聚德”是吊炉烤鸭，便宜坊则是“闷炉”。现在，做烤鸭的饭馆，大都采用吊炉的办法，而闷炉的很少见。
虽然“便宜坊”比“全聚德”的历史长，可是“全聚德”的名气比“便宜坊”大，这其实是所谓中央首长成全了他，来了外宾就去“全聚德”，当然就名声在外。
北京除了这些历史比较长的大饭馆，随着当官的各地人都有，北京也有很多地方口味的饭馆在四九年以后开张，当然很多都是外地迁入京城的。
比如湖南风味的《曲园酒楼》，山西风味的《晋阳饭庄》，广东风味的《大三元》等等。
北京还有很多清真饭馆也很有名，例如“鸿宾楼”，吃涮肉的“东来顺”清真炒菜的“南来顺”做烤肉的两家，北城的“烤肉季”南城的“烤肉宛”等等。
北京还有几家西餐馆也很有名，比如新侨饭店，马克西姆餐厅，莫斯科餐厅等，但是，西餐在北京一直是外国人和当官的享用，别说老百姓没有钱，有钱他们也吃不起，吃不惯，文革的是时候，反帝反修，西餐甚至不让你吃。
上述的所谓大菜和知名的饭馆过去跟老百姓都没有多大的关系，主要的原因是经济问题，文革期间，已经不光是经济问题，一些高档次的宾馆饭店是不让老百姓进去的，也就是说，有钱不一定能买得到这也是北京特色。但是大多数的高档餐厅还是让进去的，不过老百姓早就形成了概念，好像那样的餐厅一律不让进，也就很少有人进去。
我记得我学徒出师以后，工资涨到三十四块钱一个月，加上夜班费和营养补助（我最早学徒干的是喷漆，喷漆是有毒有害工种，有补助）四十多块钱。家里不要我的钱，换完了饭票（十元钱就够吃一个月的，而且吃的不错，一般拖家带口的老师傅，十块钱的饭票都不换而是自己带饭）口袋里还有三十多元。
一次约了个”哥们儿”走在王府井大街，抬眼看见了“首都饭庄”（翠花楼文革期间改名叫首都饭庄）。我问我的朋友：“敢不敢进去？”朋友犹豫着问：“让进去吗？”我说：“大不了给轰出来，怕什么的？也不犯法。”
就这样，我们俩斗胆进了翠花楼。红地毯白桌布，头顶上的大吊灯，这是我们从来没见过的。
没有人阻拦，两个人坐在桌子跟前，过来一个服务员递过菜单。这一切在今天没有人不习惯。那个时候吃饭，上普通的饭馆是自己到服务台点菜，服务员坐在服务台后面。点了菜给你一个牌，上面有号码，你的菜得了他就叫号，然后你自己去端。
有个相声里有个笑料说，客人的菜得了，服务眼大声喊道：“250号，肠子，谁的肠子？”说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事。
现在服务员站在桌子跟前拿着菜谱，我们俩一时就糊涂了，好容易弄明白看着菜谱点要吃的菜，哪还有精神看上面的菜，再说，翠花楼卖什么样的菜我们也不知道呀？
菜谱不像今天，都有菜色的图片，就是菜的名字。找了半天只能找看得懂的菜，鱼还是熟悉的，我就点了一个干烧鱼，朋友则死活不点菜。那顿饭只点了一条鱼，两瓶啤酒，两碗米饭。
我上翠花楼的时候，啤酒很紧张，特别是夏天，一般的饭馆里都没有，翠花楼里有，而且是一种叫北京啤酒的牌子的啤酒，在这之前，我喝啤酒从来都是散装的，放在一个大塑料杯子里的那种，两毛八分钱一升，就是这样的啤酒还要搭着菜才卖给你，北京牌啤酒算是高档啤酒。
我现在还记得那顿饭的价格，干烧鱼两块七毛钱，北京牌啤酒四毛五一瓶，米饭不记得多少钱了，这顿饭花了不到四块钱。四块钱什么概念？我工资的十分之一。鱼和啤酒是什么味早已经忘却，或者说吃完了都不记得，因为吃饭的时候一直紧张。
回到厂里这可是显摆的资本，这个显摆还真是够资格，可着我们班组的人，谁上过翠花楼吃饭去？
正在得意的时候，师傅把我叫了出来：“要疯啊你？一顿饭花四块钱，不过了！这是什么能耐，败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