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垣传奇，奇在事，也奇在人。
东垣（真定） 在成为滹沱河流域石家庄区域中心城市的历史进程中，从东垣走出的历史人物，同样创造着历史传奇。最具代表性的，是东垣二赵——从东垣（真定） 走出的 “南越王”赵佗，和神州大地妇孺皆知的三国名将赵云。他们是这一时期东垣（真定） 的文化符号，地域精神风貌的缩影。
翻开历史，从滹沱河流域的东垣走出的第一个声名显赫的历史人物，是秦末汉初的赵佗，对于他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新中国的缔造者、伟人毛泽东主席曾经形象地称之为“南下干部第一人”。
“南下干部第一人”
赵佗（？—公元前137 年），秦代将领，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 年） 出任南下将领进军岭南，平定岭南后，任南海郡尉、龙川令，秦灭亡后自立为南越王。在之前的身世生平，以及他的家族的更多信息，史无记载，我们已经无从知道了。只是在《史记》的《南越尉佗》传中，说他是“真定人也”。在《资治通鉴》第十二卷中，记述陆贾对赵佗说：“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
由此可见，赵佗出生地在东垣（真定），是从东垣走出的著名政治家。说他是东垣传奇，因为作为东垣人士，是迄今为止发现载入史册的东垣最早走出的政治军事人物，是一个区域—— 滹沱河流域的历史文化符号，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符号。
传奇的第二个因素，是他长达百年的人生，有81年是在岭南，跨越秦汉两代，两次在岭南自立为王，又两次归汉称臣，是决定中国南疆历史地位的第一人。
秦朝以前的岭南地区，包括现在的香港、澳门、海南、广东、广西及贵州、福建南部，散居着众多的越族部落，被称为“百越之地”。当时，这里还是处于部落林立、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状态。部落之间经常争斗、残杀，史籍中说当时不少越人“裸以为饰”，“断发纹身”，“披草莽而邑”。这就是说，在中原地区已进入封建社会，社会文明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一带还是欠开发的荒蛮之地。
秦始皇平灭六国后，开始实施建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大业，把进军的目光盯向了“百越之地”岭南。这时，赵佗已是秦朝的将领，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 年），赵佗受命，和大将屠睢率领50 万大军进军百越。
进军严重受挫，50 万大军竟然“三年未能越岭”，还在岭南的边上打转转。究其原因，固然岭南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是重要原因，但是并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还是秦始皇用人不当。秦始皇委派的统军主将屠睢，是一介武夫，没有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只知强攻冒进，残酷征杀。打打杀杀只能激起越人拼死反抗，秦军遭到沉重打击，屠睢也死在越人的刀枪之下。
主将阵亡，秦王朝阵前换将，赵佗临危受命。这一回，秦始皇用对了人。赵佗走的是和屠睢截然相反的路线，不是把刀架在越人的脖子上，让人家俯首听命，而是弃残杀为亲和，服人先服心，“和揖百越”，团结越族部落头人、酋长，逐步得到越人的拥戴。只用了两年时间，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 年）就顺利平定了百越之地，设郡置县，置南海、桂林、象三郡，成功地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秦朝地方政权。
为了进一步开化岭南，赵佗又向秦皇建议，从中原地区迁徙人口到岭南。秦王朝共向岭南移民50万人，与越族民众混居杂处。
至此，岭南地区归入秦朝版图。其地域包括现在的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等地。这是中原王朝最早在岭南地区建立的行政区划，也是有文献记载以来最早确立的政权。赵佗任南海郡（治所在今广州市） 尉（最高军政长官），史称他为“尉佗”。
历史，要为此记上重重的一笔：赵佗为中华大一统，创立了千秋功业。
可是，论个人境遇，有时让人慨叹命运不公。赵佗立了如此大功，秦王朝本该重重地赏赐，但是，秦始皇也许是忌惮赵佗的功绩和实力，要削弱他的兵权，另派了位文职官员任嚣，来岭南接替赵佗出任南海郡尉，主持岭南地区军政事务，而赵佗被降职使用，只被委任了个南海郡龙川（今广东龙川县） 令。
虽然天高皇帝远，赵佗也并没有拥兵自重，还是接受任命，到龙川上任去了。赵佗在县太爷的任上，无怨无悔地恪尽职守，直到公元前209 年，突然的事变，让他的人生轨迹驶向了另一个方向。
统一岭南自为王
说赵佗的人生轨迹驶向了另一个方向，是他在岭南建立南越国，自立为南越王。赵佗在岭南自立为王的历史事实确凿无疑，这在一些历史典籍《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中都有明确记载，历代地方史志也将赵佗作为帝王级的人物加以传记。
这是一个引起后世褒贬不一的事变。学界、坊间对赵佗南越王的身份有不同解读：是封建割据帝王？是国家统一功臣？这二者在赵佗身上如何区分？又如何统一？
事关赵佗的历史定位，不能不分辨清楚。
赵佗自立称王先后发生了两次。第一次发生在秦末汉初，从公元前209 年到汉高祖十一年（公元196年） 历时约14 年，归汉称臣；第二次是发生在西汉吕后六年（公元前182 年） 至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 年），历时4 年，再一次归汉。
如果说赵佗第一次称王，还是好理解的，也算是“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潮流。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正是天下大乱之时，不仅各路义军打出反秦的义旗，最大的义军领袖陈胜自立为王，而且六国诸侯贵族后裔也趁乱纷纷“复辟”为王。赵佗在天高皇帝远的岭南称王，不过是随大流而已，似无可多指责。
而第二次称王，社会背景和性质就截然不同了。那时，已是西汉建国20 多年后的真正大一统时候。这一次称王，性质和第一次又有不同，第一次是“王”，名为“南越武王”。而第二次，则是“南越武帝”，一字之差，却是两种体制，“王”为藩臣，“帝”为君王。不仅有了名分，而且起居举止也按君王的规制，俨然帝王派头。
这似乎把赵佗放在了一个尴尬位置：在中国社会进入大一统以后，赵佗是藩臣？是僭帝？历史，应该给赵佗一个怎样的评价？
赵佗，这位从东垣走出的政治人物，是为东垣增光添彩，还是为东垣塗抹另样色彩？
家乡人是怀着敬仰的心情来看待这位传奇人物的。这种感情，恐怕明代吏部尚书、真定人梁梦龙的诗作《赵佗先人墓》是最有代表性的了。诗的上半阙是这样写的：
高冢叠叠列道旁，尉佗南粤久称王。
功成七郡归真主，事去千年留故乡。
感情因素不能代替历史真相。还原历史真相，还是要回到当时的历史演变中寻求真解。
我们先看赵佗第一次自立称王是怎么发生的。
世事的发展，往往有太多不为人所预料的偶然因素。在赵佗兵多将广、秦王朝削他兵权的时候，他虽然有实力和不信任他的朝廷闹独立，但他没有和朝廷分庭抗礼，叛秦自立，很顺从地交出兵权和行政权。但是，时隔不久，他却义无反顾地自主立国，当上了南越王。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公元前209 年，爆发了著名的陈胜、吴广起义。随之，六国贵族纷纷复辟。中原战火四起，民不聊生。面对这种纷乱局面，年迈的南海郡尉任嚣病情严重，自知无力控制局面，于是把龙川令赵佗召唤到身边，分析了当时形势，唯恐中原的战火蔓延到岭南，想兴兵隔绝各处关隘道路，固边自守。他认为，南海郡的首府番禺（今广州） 负山险，阻南海，控制东西数千里，再加上有大批中原移民的辅助，必定能控制岭南一方的安全，足可以立国，成为一方诸侯。他对赵佗坦言：自己体弱病重，郡中其他官吏又没有可以托付之人，所以不得不召公告之。于是，任嚣发出授予赵佗主持南海郡军政要务的授权官文，把岭南的前途、安危托付于他。
可以说，赵佗是临危受命，维护岭南安定的重任又压在了他的肩上。
不久，任嚣病逝。在中原战火波及四面八方的危局下，赵佗按照任嚣的嘱托，依照任嚣的计划，断绝官道隘口，固守岭南，把中原的战乱阻止在岭南以外。
秦灭亡后，楚汉相争，战乱连年。在中原没有建立统一中央王朝的情况下，赵佗将桂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县西南古城）、象郡（治所在今广西崇左县）收在了自己麾下，一举统一了岭南地区，以番禺为都城，建立南越国，自立为南越武王。
南越国的疆域，北、东、西三面分别与长沙、闽越、夜郎三国交界，东及南面濒临南海，“东西万余里”的广大地域。大体上东接泉州，北以五岭与江西、湖南交界，西北至广西西北部的南北盘江（红水河上段），西南到今越南的中北部地区。
归汉称臣多波折
就在赵佗马不停蹄地统一岭南，改制称王的时候，中原大地一场群雄争霸的大戏也在紧锣密鼓地上演着，最后以刘邦抢到了头把交椅，坐了龙庭，建立汉王朝而告一段落。之所以说是告一段落，是因为刘邦的宏图大略是建立大一统的汉室王朝，但是来自中原诸侯贵族的反叛，还有北疆匈奴、南疆南越的独立王国，使这场群雄争霸的大戏迟迟不能最后落幕。刘邦虽然黄袍加身，皇冠盖顶，但仍要四面出征，全力平叛扫乱，为建立大一统的汉帝国而殚精竭虑。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 年） 刘邦北上平叛，攻克了东垣。在这里，他了解到东垣人赵佗在岭南为王，一个历史性的决定萌生：放弃武力征讨，和平统一岭南。回朝后，于这年的五月，刘邦下诏书，对赵佗表扬有加，说他“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中原迁徙到岭南的首批客家人） 以故不耗减，越人相攻击之俗亦止，俱赖其力。”刘邦高度评价了赵佗治理和开发岭南地区的功劳，封赵佗为南越王。刘邦派了一介书生—— 大夫陆贾，南下番禺，去找赵佗，宣布朝廷的任命，颁诏书，发玺绶—— 汉王朝给赵佗执的官印。
陆贾来到岭南，向赵佗传达刘邦的最高指示，陈述自立为王还是归汉的利害关系。和刘邦只对赵佗说表扬话不同，陆贾言语中就夹枪带棒，软劝、硬压，带威胁。他先是用赵佗是中原人，亲戚、昆弟、坟墓都在真定，来和赵佗联络感情，以此来唤起赵佗的爱国情怀。之后告诉赵佗，刘邦是如何如何秉承天命，平定海内，你要是违反天性，敢于以区区南越弹丸之地与天子抗衡，那就要大祸临头。进而威胁赵佗，一旦拒绝北面称臣，天子震怒，那就掘烧阁下先人墓，诛灭阁下宗族，再派10 万大军临境，诛杀阁下易如反掌。
赵佗笑着问陆贾：“我和萧何、曹参、韩信比，谁贤？”
陆贾说：“似乎是南越王您贤。”
赵佗又问：“我和皇帝比哪个贤？”
陆贾说“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天下，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开天辟地所没有的啊。今王统领的南越，就如汉的一郡，王怎么能比于汉！”
赵佗大笑说：“我的事业不是起于中国，所以在此为王。假使我从中国做起，怎么就不如汉？”
赵佗将陆贾留下，饮酒谈天。这一饮、一谈不要紧，竟然整整谈了数月，而且谈得投机。最后，赵佗对陆贾说：“在岭南，没有能够一起谈论大事的人。至你来，使我听到了平时闻所未闻的事。”遂收下印信，正式接受汉高祖的封号。虽然赵佗职位的称呼没变，还是南越王，但是，性质却发生了质的变化：原先是自己立国，现在是接受朝廷册封，奉汉称臣。
至此，一个具有民族区域自治性质的政权在岭南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
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对于汉王朝来说，兵不血刃，就让岭南地区回归，刘邦终于可以在龙床上睡安稳觉了。对于岭南，安定的环境，中原和岭南相互支持，使得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得以迅速发展。
可是，世事难料。大好局面没有维持几年，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4 年） 刘邦去世，局面开始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开头，接班的孝惠帝，承继了老子的江山社稷，也继承了刘邦的治国方略，南越和汉王室的关系，是外甥打灯笼—— 照舅（旧）。可是，孝惠帝只在龙椅上坐了七年，就到父王刘邦那里报到去了。太子年幼，朝政大权落在吕雉手里。吕后把刘氏王朝的权柄握紧在手里，就不想让它继续姓刘，不仅在人事安排上排斥刘氏宗室和刘邦留下的朝中的老班底，而且将刘邦的治国方策也全扔在脑后。对边疆地区，一反刘邦安抚的政策，极力推行歧视和压迫少数民族政策，公然下诏“毋予蛮夷外越（南越） 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也就是说，南越之人，都是些“蛮夷”，不给金属农具，还让他们刀耕火种，过野人的生活去吧。马牛羊即使给，也只给公，不给母，让它们绝种去吧。这完全是在搞经济封锁，限制岭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尽管吕后不仁，赵佗不想不义。他一方面安抚岭南各族人民，防止民族分裂倾向；另一方面委派内史、中尉、御使，先后三次赴京上书，向吕后陈述利害，不要推行民族歧视政策。使者三往，都“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样的“拉锯扯锯”，来来回回拉扯折腾了5 年，期间，不好的消息直往赵佗耳朵里灌，有人奔赴南越，声称吕后要捣毁在真定的赵佗祖坟，诛灭赵氏兄弟宗族，并下诏长沙王出兵攻南越。
刨祖坟，灭九族，这是骑到脖子上拉屎撒尿，欺负人到家了。是可忍，孰不可忍？赵佗身上燕赵汉子的血性，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不再陪吕后玩“拉扯”游戏了，愤然与吕后王朝决裂，于公元前182 年自立为南越武帝。
这一回，赵佗可是“玩”大了。从此前的“南越武王”到现在的“南越武帝”，由“王”到“帝”，一字之差，性质天壤之别—— 诸侯升格成了皇帝。不仅名变，而且实至，实行帝制，连出行乘坐的车子一如中原皇帝，黄屋（帝王专用的黄缯车盖）、左纛（帝王车上用牦牛尾或雉尾制成的饰物）。
接下来的就是兵戎相见。第二年吕后派隆虑侯周灶领兵进攻南越。眼看一场腥风血雨就要倾覆在岭南上空。幸而汉军兵士不适南越气候，疫病大发，保命都成了问题，何谈攻战杀伐？一直攻不进岭南。
汉军不能越岭，两军隔岭对峙着。岭北岭南，吕后和赵佗也各忙各的。在长安，吕后忙着专权，为让刘姓政权改换门庭为吕姓天下而殚精竭虑；在番禺，赵佗仍然坐着饰有黄屋、左纛的高车出入宫门。
历史的车轮会这样相安无事地运转下去吗？历史的车轮能这样运转下去吗？假若如此，中国的版图，不是要金瓯残缺吗？
时间过去了一年多，公元前180 年，长安又一次改朝换代，随着吕后寿终正寝，诸吕遭诛，权柄又回到了刘邦子孙的手中，汉文帝刘恒即位。刘恒和他的尊号孝文帝一样，“文”治当道，在处理和南越的关系上，显出了宽阔的胸怀和睿智的战略眼光。文帝即位之初，首先在岭南罢兵。接着修正吕后对越打压、歧视政策，采纳陈平等老臣建议，和南越王重新修好。为了显示诚心，在真定（东垣）上马了一项大工程—— 大兴土木，重修赵佗先人墓。
汉文帝为赵佗父母修筑的墓冢，成了西汉王朝维护祖国统一措施的一个重要象征。从陵墓的规格，可以看出汉文帝的重视程度和对赵佗的诚心。陵墓规模宏大，直到明清时期，这里仍封土高大，树木苍茫，庙祠庄严，“烟树苍茫锁赵陵”，成为获鹿县八景之一。不仅如此，汉文帝还下令在真定为赵佗先人墓置守邑，岁时奉祀。陵墓所在之地名为赵陵铺，足见历代王朝对其尊崇地位之高。帝后墓葬才能称为“陵寝”，一般诸侯王的墓葬是不能称为陵的。由此可见，赵佗是享受着崇高的声誉。
汉文帝敕令重修的赵佗先人墓，现在仍然存在，位于石家庄市区东垣故城附近赵陵铺街东侧，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帝恩不仅施予逝者，更将宠幸施予活着的人。汉文帝从真定召见赵佗从昆弟，尊官厚赐。
做完这一切，汉文帝又请老臣陆贾二次南下岭南。这一次，仍然是一纸言辞恳切的诏书，外加“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的赏赐。汉文帝的宽大胸怀，使本无意和中原决裂的赵佗毫不讲条件地去帝制，归汉朝，并将岭南的珍奇“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回赠文帝。赵佗作为汉王朝的一位藩王继续治理南越。
千秋功过史定论
赵佗从公元前218 年率兵越岭，到汉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 年） 逝世，驻越81 年。终其一生，在岭南，他的所作所为，是耶？非耶？功耶？过耶？
功过是非，需要历史来评判。仔细分析赵佗的作为，无可置疑，赵佗是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政治人物，他的历史作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赵佗是维护国家统一的一代英杰。
对赵佗称王如何定论，是评价赵佗历史功过的核心。我们可以这样定位：在祖国统一史上，赵佗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从客观上分析，赵佗两次称王，都是客观环境使然，可以说，是被迫的，而他归汉称臣，却是心甘情愿的。
赵佗第一次称王，不是在自己平定岭南拥兵自重时。如果赵佗骨子里就有为王称帝的“宏图大愿”，那么，在平定岭南后，凭着他统领的几十万大军，岭南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和他在岭南越族人中的威望，这时候，绝对可以野心膨胀，更张易帜，做一个“占山为王”的割据者，经营起赵家的家天下。这是从他的实力上讲。
另外从他的境遇上讲，秦王朝剥夺他的兵权，让他一个领兵大元帅，屈尊就驾，到小小的龙川县作县令，用现在的话讲，就是降职使用，而且是不止一两级。他要有反叛的野心，此时不反，更待何时？是你秦王朝不仁不义在先，何怪我赵佗和你分道扬镳？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他都占据。可是，他没有反，你“不仁”，我不会“不义”，而是乖乖地交出兵权，到龙川作他的县太爷去了。要不是中原大乱，群雄争锋，群龙无首，岭南最高长官任嚣恐怕战乱波及岭南，在自己风烛残年之时，将岭南重新托付赵佗管理，并指示赵佗，闭关、绝道，自立为国，赵佗说不定就终老在县太爷的任上了。
现在我们客观的看赵佗统一岭南的这一举措，不能不说，在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不仅保证了岭南地区政治和经济的稳定，而且及时消除了民族分裂和地区分裂的隐患，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进步意义，是一位杰出政治家在国家动乱之时采取的英明抉择，这与分裂国家的野心家具有本质区别。而且从长远看，避免了国家南部疆域的后患，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按当时的形势来看，他的这一举措，不能视为开倒车。因为他这样做，不仅保证了岭南地区政治的稳定，而且及时消除了民族和地区分裂的隐患，同时有效地防止了中原战争对岭南的袭扰，在当时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至于赵佗第二次叛汉自立，那完全是吕后把赵佗逼上梁山的结果。实际上，赵佗表面上愤而称帝，但是，他骨子里还是敬畏中原王朝的。按史书记载，当陆贾第一次到岭南，赵佗的态度还是前倨后恭的，陆贾颇费了一番口舌，才让赵佗相信了汉高祖比自己高明，归汉称臣对岭南是福不是祸。而这一过程，延续时间之长，按《资治通鉴》记载，以陆贾在岭南住了“数月”，才求得圆满结果回朝复命而告结束。而当时隔近20 年，一介书生陆贾再一次带着一纸诏书，到番禺面见赵佗时，赵佗立即“顿首谢罪”，罢兵“去帝制、黄屋、左纛”，奉汉称臣。为此，他上书汉文帝，表明心迹：自己被逼无奈，不得以“更号为帝”，但，“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几十万大军都奈何不了赵佗，“岁余”不能“逾岭”，一年多拿不下岭南，而一介书生，一纸诏书，一封上书，便烟消云散，历史的运转又回到了原有的轨道。
赵佗用他的家国情怀、民族大义，为中华民族历史书写了精彩华章，也为自己在历史的舞台刻印了不凡的人生轨迹。
第二，赵佗是引导百越部落从原始氏族社会迅速走向文明时代的文化先驱。
赵佗治理南越，非常重视“以诗书而化国俗”，注意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利用中原先进的文化和伦理道德教化、诱导越人，教育他们赡养老弱、废除群婚。还教育越人“习汉字，学礼仪”，从而使世代被称为蛮夷的百越人“渐见礼化”。（《汉书·南越王赵佗传》） 迅速推动岭南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赵佗还是中原先进耕作技术、打井灌溉技术和冶金、纺织技术的传播者与推广者。他和首批南迁的中原官民把耕牛犁田、使用铁制农具的技术传播到岭南，极大地促进了岭南农耕业的发展。他还出动官兵助民凿井，修渠灌田，推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城市建设进入全新的文明时代。1996 年在广州市广播电视中心大厦施工时发现的“越王城”遗址，反映了赵佗时代城垣建筑的伟大成就。
1983 年在广州市象岗发掘的第二代南越王赵胡（赵佗之孙） 墓，以其文物精美、规模宏大被列为全国20 世纪80 年代“十大考古成就”之一，也是在岭南地区考古发现最豪华的墓葬，出土文物之多，价值之高，器物之精美，在岭南地区首屈一指。从考古学方面证明，经过赵佗的开发，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飞跃性的发展，使一向十分落后的岭南经济赶上并在某些方面超过中原经济的发展水平。大量文物证明，赵佗治理南越，不仅把冶金、丝纺织、玉器制作技术传播到岭南，而且经过南越各族人民的共同探索，在许多方面得到新的发展。尤为可贵的是，赵佗十分重视利用沿海地利发展造船业和海洋采捞业，史料记载：南越王造大舟，容三千人。足见其造船业已经相当发达。从《史记·南越尉佗传》、《汉书·南越王赵佗传》以及《汉书·文帝纪》、《汉书·武帝纪》等文献记载的赵佗每年进呈汉室的珍宝来看，南越国海洋捕捞业已经很发达，能够捕捞珍贵的海底珊瑚和珍珠贝、紫贝等。在第二代南越王墓中出土的一个银制药匣子里面，装有产于非洲的香料，结合在非洲东岸发现的西汉早期的中国陶瓷，考古工作者认为，南越国的航船可能已经到达过非洲东岸，这就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年代和最远距离大大推进一步。
第三，赵佗是推行民族亲和政策、建立长期稳定政权体系的杰出政治家。
赵佗是秦汉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民族融合政策的伟大倡导者和成功实践者，他在祖国南部边疆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和治国方略，使得西汉以来在南部边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政权体系，这就显得赵佗在民族统一史上的地位尤为重要。
在民族政策上，赵佗实行“和揖百越”的政策，促进民族融合和社会和睦发展。在整治社会和治国方略上，仿效中原，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政权体系。在政治上，实行郡国并行制，仿效汉朝制度，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并实施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确保政治上的有效控制和实际统治。在军事上，设立将军、左将军和校尉制度，又分为步兵、舟步和骑兵，对号称“带甲百万有余”的军队实行有效指挥和控制。
赵佗在祖国南部边疆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和治国方略，使西汉以来在南部边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政权体系。为了更充分认识赵佗的历史作用，我们不妨拿同时代南、北边疆的局面来比较。同时期的秦朝大将蒙恬以及西汉大将卫青、霍去病、李广等人，论军事才能，都是能征善战的名将。但是，他们在平定北部边疆地区中，不懂得推行民族和睦政策，仅凭武力征服，都没有在匈奴等北部边疆地区建立稳定的政权，只是维持了短暂的安定。南北同为边疆异族地区，局势却天差地别。
功过是非，历史，最终给赵佗做了结论。他是秦汉以来第一个接受中央王朝封赐、维护国家统一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领袖。在发展、建设岭南地区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为汉朝建立稳定的边疆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赵佗作为岭南的开拓者，推行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杰出政治家，以无可置疑的历史地位，不仅载入了历史史册， 《史记》、《汉书》都为赵佗立了传，而且也留在了文人墨客的诗作中，盛赞赵佗的历史功绩。
到了现代，赵佗仍然是关注的对象。不仅历史学界重视对赵佗的研究，就连政治领袖都对赵佗予以高度关注。毛泽东曾对广东省的负责人说过：作为我们共产党的领导者，要去治理广东，不知道赵佗是不行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涿州对准备前往广东主持工作的曾山同志说：“你们广东开化很早。秦始皇时代广东就是秦朝管辖的地方。河北人赵佗在广东作官，他对地方治理的不错。秦朝末年，天下大乱，他乘机扩占了粤西、海南岛等地方，自立为王。汉高祖平定天下后，派人去见他。他表示臣服，接受汉朝的管理，维护国家统一。”
在广东，无论政界还是学界，都把赵佗看作是岭南的开拓者。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广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黄淼章从广州历史文化形成发展的角度，分析了赵佗的历史功绩。他说，历史人物赵佗是一个文化符号，毛主席称他为“南下干部第一人”，赵佗是广州的重要拓荒者。广州城市历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对汉文化、楚文化实行兼收并蓄的过程，汉越文化融合期为秦汉时期。秦平岭南，大批中原人随秦军南下，把中原先进的社会(政权、技术、文字、市场)、饮食与文化的根本和精华(人、谷、畜种)带到了广州，开创了岭南汉越民族融合的历史。
直到今天，广州市内发掘出的越王井，仍然被作为南越国时期重要的文化遗址来保存。1996 年在广州市广播电视中心大厦施工时发现的“越王城”遗址，广东省、广州市政府为了保护这座南越国文明的代表性建筑，决定将全市重点工程—— 广播电视大厦位置移动几十来，为越王城让位，可见，广东人民对于赵佗历史功绩认识的深度。
在赵佗的故乡，家乡人越来越看重赵佗树立起的文化形象，不仅为其著述立传、塑像，在石家庄市区辟建有赵佗公园，命名有赵佗路，以纪念这位第一个从这里走出的历史名人，宣传他的历史功绩，而且加强了对赵佗先人墓的保护，早在1982 年就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又进行了维护修缮，逐步成为人们游览、敬仰的文物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