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不爱干累活的我
栗子沟的矸子道，是我小时候常去的地方。去那里，主要是逮蚂蚱、刀螂、蝈蝈之类的昆虫。用硬实一些的草梗编一个笼子，把蝈蝈放里边，听它在笼子里尽情的震翅歌唱。那些蚂蚱和刀螂可以喂鸡，也可以到家附件的一对老年夫妇家去换香瓜吃。
当年，矸子道有十几栋红砖房。孙君荣、刘龙、贾桂芳、于长柱等同学，都曾经在那里居住过。就在昨天的同学会上，贾桂芳还给我讲了一个她小时候的故事。老一年的同学姓庄，小名叫力士，和贾桂芳家住隔壁。力士有一个小妹妹经常到她家去玩，有一次他妹妹端在饭碗到贾桂芳家。饭碗里面，饭在上面，肉在饭下面。贾桂芳的母亲还是一口的山东话，就对力士妹妹说：“饭碗底下肉。”说了两三遍力士的妹妹都听成了“饭碗底下漏。”于是，举起碗看了好几遍也没发现哪儿漏。贾桂芳讲完这段往事，把我也逗乐了。她还告诉我说，就在年前，还给力士的妹妹打电话说起这件事，力士的妹妹也很清楚地记得。我、刘龙、力士经常在一起玩。后来，有一阵子偶尔看见力士在矿务局医院门前为人占卦。可能是下岗后为了维持生计，迫不得已才干了这一行。现在想来，仍然令我唏嘘不已。
上世纪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家中8口人的生活重担压在父亲的肩头。就是现在想起来，也不知道父亲当时有多大的身体和心理负担。那时，我们兄妹五人年龄尚下，像一群嗷嗷待哺总也吃不饱的雏燕，父亲则像不知疲倦的老燕子，每天早出晚归，衔回食来哺育我们。那时，我的外婆已年近七旬，也和我们一起苦熬岁月。听母亲说，有一次父亲骑车去郊区拣白菜帮子，回来时因缺乏营养，腿膀的连骑车的力气都没有。那段日子，几乎家家缺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父亲在矸子道偷偷地搞了一些小开荒，种些高粱、大豆等农作物。尽管那时年龄小，但还是参加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清楚地记得，一个七月流火的日子，父亲领着我们全家到矸子道的地里拔草。头上骄阳似火，脚下是被太阳烘烤的灼热的矸石。附近连棵遮荫的小树都没有。那种感受至今令我难以忘却。平生第一次感觉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两句诗的滋味。
（我父亲雷谦祥中年时的影像。）
从那以后，我心里就有了一个想法，那就是长大了但凡有一点儿可能，我也不干力气活了。但是，事情的发展往往适得其反，在我下乡和当兵时，活没少干，累没少挨，好几年的时间，都是在苦和累中度过的，这让我感到很无奈，也和我最初的想法背道而驰。
乃至于从部队复员后，我就暗暗的想过，可千万别分到哪个厂子干体力活去，那样我会吃不消地。最好找一个我这两把刷子能派上用场的活，是再好不过了。因为，下乡和在部队时，干累活都干怕了，也干够了。我尤其不爱干计件那种活，因为我的力气没有别人大，干不过人家。所以，我最喜欢干那种“大帮哄”，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谁也看不出来的活儿。像下乡干活那样，不管好坏，晚上照样记10个工分活最适合我了。
复员后，心里本来想到华丰化工厂去，主要的原因是这里离家近。但是，这都不是事我操心的事情了。初克艳的大嫂当年在抚顺市机械局医院工作，巧的很，当时抚顺市真空设备厂的党总支书记李炳义在这里住院，大舅嫂就把我即将复员找工作的事情和他说了，他一口答应下来。那时候在企业当电工很吃香，李炳义就说去厂子里当电工吧。
分到市真空设备厂之后，我的这个愿望真的就实现了，在电工班。一天到晚背着电工刀、钳子、螺丝刀三大件，满厂子乱逛，那份自在，那份逍遥令我心旷神怡。偶尔地为车间写个黑板报之类的，显摆显摆自己的文字功底。令我没想到的是，这一显摆不要紧，被宣传科的科长白金熙发现了。到车间一个劲儿地向车间主任张跃荣施加压力，非要把我调过去。车间主任有点儿坚持不住了，跑来征求我的意见。在这之前，我不知道这些事情，直到车间主任找到我才知道。看到车间主任的样子，知道他不愿意让我走，我就告诉他说，我也不想走。为什么呢？你想，那年月人们的生活都很困难。我的粮食定量是27斤根本不够吃，现在当电工一个月发12斤粮票不说，除了背心裤头、衬衣衬裤不发之外，冬夏的劳动保护从头到脚是全套的。自己穿不了，还可以给弟弟妹妹们穿，一年到头省多少布票呢？再者说了，实在穿不了，还可以拿到劳保用品商店或者市场卖了，不也是钱吗？你说，我能愿意走吗？
最后，张跃荣没能顶住白金熙的软硬兼施，终于败下阵来。他哭丧着脸对我说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但不能说你让我去我就去，我还没有发表意见呢，是不是？晚上，我到克艳家，把这件事对大舅嫂说了。她一听立马来了精神说：“让你去你就去，在机关呆着多好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别人想去还去不了呢。”她一下子就把事情替我定了下来。其实，我心里想的却是那每个月的12斤粮票，还有那些那让我务恋恋不舍的劳动保护。
事实证明，大舅嫂的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对我后来的人生走向，产生了具有战略性的意义。从此，我彻底告别了生产一线的工作，实现了我不愿意干苦活累活的夙愿。
我说的这些，是1977年的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