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家里出了一个“小特务”

  1977年年底,我们有了女儿,1979年年底又有了儿子,这在当年属于密生。按当时的政策,对我的处罚是:当年不得奖金。那时每月的奖金大概在5元钱左右,不得也就罢了。不过那时我的工资才38、6元,5元钱奖金也不算少了;当年不提干。那时我在企业机关工作,还不是正式的国家干部。当时的叫法是以工代干。意思是说以工人的身份,在机关做干部的工作;当年不涨工资。巧得很,1979年那年正好涨工资,因为密生的原因,涨工资也就与我绝缘了。

  我们班同学和同学结为伉俪的有七对儿,占了下乡同学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个数量据我所知,在绝大多数知青中也是较为罕见的。而且,这些同学中大部分都是不约而同的生了二胎。现在想起来,许多同学为什么只生一个孩儿呢?不是不想生,在一对儿夫妇只生一个孩儿之前,还有一个口号儿叫一个不多俩正好,不过要间隔三四年才行。正是这个原因没等到间隔三四年政策突变,一个孩的政策下达彻底封死了生第二个孩子的大门。我想应该是这个原因,不知道说的有没有道理。但只有一个孩的那些人都领了光荣证,夫妇每个月还可以在各自的单位,领到5元钱一个孩的补助。听说这些人退休后,还得到了国家发放的一笔不菲的补贴。我们当年没响应国家号召,所以只有干瞪眼的份儿了。

  女儿五岁左右的时候,在我眼中她还是个小破孩儿,啥也不懂,但我却低估了她的侦察能力。在邻居中间,我们家买电视的时间比较早,大约是在1978年。家里花400多元,买了一台14寸的台湾产的黑白电视机。80年代中期又换了一台21寸英寸的彩电,邻居们有事儿没事儿的就到我们家来看电视。那时候基本都是这样,我也曾托儿带女的到别人家看过电视。因为在机关工作比较清闲,也没有什么太重要的事情,因此上班儿晚去或者不去都行,如果不去请假还是必须的。只要在家就有邻居来看电视,这种在我看来很正常的现象。却被女儿汇报给她妈。如果是女的来看电视,妻知道了就会不高兴,尤其是我自己在家的时候更是如此。想想也是,孤男寡女的在一个屋里看电视,有点儿不是那么回事儿。但人家来了,我总不能把人家撵走吧。

  时间长了,觉得这事儿有点儿不对。妻每天上班儿,她是怎么知道的。后来才晓得,原来女儿是安插在我身边的眼线。我戏称她为“小特务”,经常跟他妈汇报,说今天谁谁谁来了,和我说了些什么。怪不得她总是围着我,在家里转来转去的,原来是在进行火力侦察。这让我感到很纠结,很郁闷,但对一个小孩子我又能怎么样呢?

  这是我住平房时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现在只能把这件事情当作笑话讲给大家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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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儿子雷勇,右女儿雷杨,这是他们小时候时的影像。我称女儿是我眼里的小特务,总向她妈打我的小报告。但我是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68总会想起我的小女儿

  在我29岁的时候,也就是1979年年底我们又有了一个儿子,比我的女儿小两岁。

  仔细回忆要二胎孩子的细节,原来在1979年的6月份,妻子已怀孕6个月。也就是1979年的6月份,辽宁省政府下达了一个文件,要求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儿。但妻子已经怀孕半年,此时做手术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因此,做不做手术让我很纠结。

  此时,居民组的组长似乎已经看出一些端倪,到家里动员做手术。还记得我已经把鸡蛋买好了,准备给妻子手术后补充营养用。但是,后来居民组没有了动静。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托了下来,直至这年的11月19日儿子降生为止。如果当年居民组一直催促的话,也许儿子就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了。

  其实,也挺羡慕有一个孩儿的同学。不仅能领到“计划生育光荣证”,而且夫妇每月还可以在各自的单位领到五元钱的补贴。而我们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人,是没有这份殊荣的。在没生儿子之前,我每天抽“大生产”或“钢都”牌香烟,最起码也是“代代红”和“迎春”牌儿的香烟。有了儿子之后,生活水平陡然间拮据起来,我抽的烟也变成了“红大刀”和“万里”牌的,这也是无奈之举。

  当年生女儿的时候,母亲理所当然地为未来的孙女准备好了出生用的小被和小褥子等物品。原来准备在矿务局医院接生,因为栗子沟离矿务局医院的路不是很远。但四舅哥非要到市中心医院去上,说他在那里已经找好了人,并且借了一辆吉普车把妻子拉到了那里。没想到接生的时候,竟然是一对双胞胎女儿。

  对了,忘了跟大家说了,就是关于我女儿和儿子出生后给他们俩起名的事儿。按理说,起名应该是我的事儿。但我搜肠刮肚的想了很长时间,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后来,还是妻的大侄女初春华给起的。关于女儿的故事,以后的章节里,我还会讲给大家听。因为,女儿曾经是双胞胎。那么,那个女儿呢?这里面还有一个凄美的故事。

  春华说:“这有什么难的,大的叫雷杨,小的叫雷松。”我一听,也挺中听的,于是,就这么定了下来。后来,有了儿子,名也是她给起的。

  生女儿的当晚,母亲搂在着老大,妻子搂着老二。我则因劳累,昏沉沉地在床边睡着了。第二天大夫查房时,发现二女儿已夭亡。原来,病房了较冷,妻子怕女儿冻着,没想到竟然闷死了。如果在矿务局医院接生,那里有保温箱。或许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闲暇时,我也会常常想起夭亡的二女儿,如果能活下来,也该是不惑之年的年龄了。她也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自己可爱的孩子。每每想到这里,我的眼睛总是充满泪痕,很是感到对不起这个幼稚的生命,没有尽到父亲应尽的责任。但是时间过了这么久,想有什么用呢。但作为一个父亲怎么能不想呢,那毕竟我们的亲骨肉啊。

  写着栗子沟的故事,写着寻常百姓的家长里短,无非都是回忆过去那些陈年往事。但往往就是这些陈年往事,却总是那么的让人刻骨铭心,有些人,有些事儿,甚至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相信许多人都和

  我一样,有着相同的思想感悟和深沉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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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女儿(右)和我儿子小时候,在父母家简陋房屋前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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