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五团,我先后在两个连队工作过,先是2连,后来是八连。1978年2月,我离开兵团到河北省插队,算起来,我在5团工作生活了10个年头。

2连是良种连,负责培育良种,给全团提供小麦、大豆等种子。在农业连队里,2连算是条件最好的——耕地不多,意味着农活儿没有别的农业连那么多、那么累,其次是离团部近,生活方便。2连大约有六七十户老职工,除了少数双职工家庭外,大部分是单职工,即男人是正式职工,是国家承认的农业工人,干活儿挣工资,病假、事假都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相应待遇,短时间病假、事假一般不扣工资。如果是单身职工,还能享受一年一次十几天的探亲假。知识青年就是如此。当然由于知青人多,5团一次批准探亲的人数有限,所以,一年一次探亲假事实上执行不了。我就是下乡两年半后才享受到第一次探亲假。

老职工的家庭成员如老婆、父母、孩子被统称为家属。多数时候,“家属”单指老职工的老婆。除了刚刚结婚不久的青年职工以外,老职工家里一般都有好几个孩子,少的三四个,多的五六个。一个人30几元的工资要养活五六口、七八口人,的确有些吃力。因此,只要连里干活儿需要人,家属们都积极参加。再加上农忙时节,如铲地、麦收等,特别缺人手,多少人干活儿都不够,因此,凡是家务脱得开身的家属一般都出来干活儿挣点钱。另外,团部有些单位的家属(如汽车连司机的家属)也到2连干活儿。为了方便管理,2连专门成立了家属队。家属不是正式职工,在连队干活儿算临时工,干一天活儿挣一天钱。

农忙时节,2连家属队有五六十人,农闲时节有三四十人。那时是计划经济,每天由连长或副连长派活儿,但是连长、副连长事情多,顾不上管家属队。当时我在连里担任文书,每天事情不多,于是,连里就派我到家属队,上传下达,作为与家属队的联系人。每天连长把家属队要干的活计告诉我,我转达给家属队。家属队有什么要求和问题,也由我转达上来。另外,连领导认为,成群的“老娘们”在一起,难免会张家长李家短,吵架、打架什么的,因此,要有个人处理矛盾,调解纠纷。我是知青,和谁都不沾亲带故,做这件事正合适。就这样,我到了家属队。那时,不论连领导还是老职工,总是叫家属队为“老娘们队”,张口闭口“老娘们”,后来我听惯了,也跟着这么说了。

家属队长叫王莲,河南人,三十七八岁年纪,瘦高个,大概170米左右,在女人里面算是高个子。若不是脸上有几粒麻子,也算是个美人。她说话一口河南腔儿,什么农活儿都会干,干活儿顶个男人,家属队的老娘们都服她,说她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家里家外“什么事情都靠她”,时间长了,我才知道这些老娘们为什么服她,这是后话。

在国营农场时,冬天是农闲时节,大家猫在屋子里,干一些冬天的活计,如剥麻、选种等等,冬天天黑早,每天早早收工,号称猫冬。由于活儿不多,用不着家属,家属们就在家“猫着”,做做家务活儿。成立兵团之后,尤其是知识青年大规模下乡之后,尽管北大荒的冬天仍旧是冰天雪地,但是农工们却不能猫冬了,冬天也要大干,连春节放假时间都被压缩了,因为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这样,连里尽量找活儿干,反正总是有活儿,农活是干不完的,更何况连春节都要“革命化”时候呢!同样,家属们也不能在家猫着,每天要和职工一样出工。

大概是1971年冬天,我和家属队一起上山割荆条,用于编筐。因为很多农活儿要用筐,筐的需要量很大,同时,筐的损耗也很大,用不了几次就坏了。所以,每个连队冬季都要编筐,编筐是冬季的活计之一。那时,筐、镰刀把、麻绳等等小农具都是连队自制。荆条一般生长在山脚下的灌木丛中,长的一团一团、一簇一簇的,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要边割边找。割下后要捆好,凑够一车,连队就派马车来拉。

冬天的五大连池,滴水成冰,冷风刺骨,雪后的大地,一片白茫茫。我们在山脚下割荆条,必须多穿点儿衣服才能抵御寒冷。为此,我和家属们一样,“全副武装”起来:一身棉衣棉裤,头戴棉帽,脖子上围着围巾,穿着棉胶鞋,棉胶鞋里面穿毛袜子,里面是尼龙袜子,棉胶鞋必须比平时的鞋大几号。

刚下乡时,老职工告诉我们,冬天要买大几号的棉胶鞋,以便多穿点儿东西,老职工一般是在鞋子里絮上一层乌拉草,每天晚上把草拿出来晾干了,第二天再絮上,很暖和。后来,知青们也开始在鞋里面絮乌拉草,既省钱又暖和。大概因此,乌拉草荣登为北大荒三宝之一,所谓北大荒有三宝:鹿茸、貂皮、乌拉草。但是当时,我还保留着城市人的习惯,穿两层袜子。平时我穿37号鞋,但棉胶鞋是42号的,鞋很大。山上山下白雪皑皑,雪地上一踩一个坑,因此,还要绑紧绑腿,以免雪灌进裤腿里。从头到脚都捂得严严实实,外面还要再穿上棉大衣。最怕冻的是脸。有一次,我脸上颧骨处的皮肤被冻白了,老娘们说冻伤,必须马上用雪揉,才能缓过来,大家七手八脚的帮我揉脸,终于把冻白的地方揉过来了。

干活时,我们把棉大衣脱了,因为一干起活来不仅不冷了,还出汗。但累了不敢多歇,歇一会儿就冷,尤其是两只脚冻得生疼。再加上割荆条每人每天有定额,为了完成定额,也必须快马加鞭地干。汗水湿透了贴身的衣裳,冷风一吹,透心冰凉!因此,休息时必须赶紧穿上棉大衣,以免冷风刮透。

2连到山脚下有十几里地。家属队每天上午8点多钟出发,走一个多小时,到了山脚下就开始干活。下午3点多收工,走到家时天色已黑。因为路上来回三四个小时,中午没法回家吃饭,队长王莲提议带饭,大家都同意,而我却犯了难。这天寒地冻的,饭怎么带呀?食堂每天馒头稀粥,我能带什么饭呢?见我发了愁,王莲对我说,“我给你带饭,你就等着吃吧。”第二天,吃饭的时间到了,只见各个老娘们解开棉袄,迅速从身上解下来一个小包袱,我一看,是发面烙饼。原来,她们把烙饼包成一个小包袱,贴身绑在腰间或者背后,用身体的热量使烙饼保温。我吃了一惊,真没有想到烙饼是靠绑在身上保温的,用这种方法带饭我也是第一次见。是啊!除了用身体之外,还有哪种方式能让食物在冰天雪地之中保温呢?早就冻得硬邦邦了。王莲递给我一张温乎乎的散发着她身体热气的烙饼,我有点儿犹豫,毕竟这烙饼浸着汗水、带着体味儿,但这也就是一瞬间,因为我饿得顾不得这些了,只觉得吃起来非常香。下乡这么久,头一次吃发面烙饼,竟然是在山脚下的冰天雪地里,而且还是带着人的体味儿、汗水的烙饼。见我吃完了,另一个老娘们又给我了一块,让我尝尝她做的饼。

就这样,割了一个多月的荆条,几乎家家的烙饼我都尝过、吃过了。和食堂的饭相比,老职工家的小锅饭真香啊!尽管只是发面饼,但是小锅柴火灶烙的,比大锅蒸的馒头好吃多了。王莲和各家各户的饼,解决了我必须带饭上工的难题,也让我感受到这些老娘们的关心和爱护。其实,她们的日子并不富裕,有的人家粮食都不够吃,每月的定量都吃不到月底,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但是,她们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帮助我,不嫌麻烦,每天都多带一点儿饼。在北国那严寒的冬日,她们的关心与体贴,朴实与真诚,像一缕缕春风,使离家在外的我感到温暖,每每令我感动。时至今日,发面烙饼仍是我的最爱之一,甚至连带喜欢和发面饼相似的东西,比如陕西、甘肃的锅盔、新疆的馕、意大利比萨等等。

当年上山割荆条,不带饭的,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老头。说是老头,其实也就五十岁来岁。这老头是家属队里面唯一的男人,姓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只知道他身世挺惨,解放前是要饭的,穷得很。他说,要饭的人吃百家饭,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说好听地。过去他到人家要饭,见到什么夸什么,从大人小孩一直夸到鸡鸭猪狗,总之捡好听地说,直到人家拿出剩饭剩菜。他要饭时学了一整套说辞,像说快板似的,一套又一套,滔滔不绝,长年累月要饭全靠这张嘴。虽然解放好多年了,但是老头要饭时说话的习惯、方式都保留着,张口就停不住。老娘们逗他,他就说个没完,常常逗得大家乐呵呵的。有时老娘们也烦他,嫌老头嘴太碎。据说因为他嘴太碎,儿子、儿媳“看不上他”,他“出来干活儿没有饭”……王莲同情他,每天也给他带饼。别的老娘们有时也分饼给他。所以,我和这老头儿最轻松,收工后不用做第二天带的饭。

我和王莲、家属队的老娘们一天天地熟悉了起来。后来,食堂若是偶尔做顿好吃的我就多买两份,装在饭盒里给王莲送家去。有一次,连里死了几只羊,食堂做羊肉炖土豆,香味扑鼻。那时候几乎天天清水大锅汤,菜里根本没有油水,羊肉炖土豆是难得的好菜。那天,我拿着一饭盒羊肉炖土豆和几个馒头到了王莲家。

王莲住在团部医院附近一间低矮的草房,房子外面和别的老职工家差不多。但是,进屋后我却吃了一惊:原来,王莲的丈夫是一个瘫痪病人,高位截瘫,这完出乎我的意料。虽然和王莲一起干了几个月的活儿,但是她从未提起过丈夫,不像别的老娘们,经常把家里的“老爷们”挂在嘴上。以前我没有见过瘫痪病人,猛地一见,不禁大吃一惊。

王莲告诉我,她丈夫瘫了好多年了,只有头和胳膊能动。此刻,这个男人穿戴整齐地坐在炕沿前面。他戴着眼镜,镜片很厚,似乎是高度近视。可能是由于瘫痪的缘故,他显得非常矮小。见到我,他热情地打招呼,接着就随意聊了起来,他很爱说话,从农活儿聊到下乡知识青年,好像知道不少事情。

我一边和他聊天,一边观察这个家。我发现,屋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也没有难闻的气味。炕上没有铺高粱秸秆编的炕席,而是铺了“高档”炕席,就是把牛皮纸一层层粘在土炕上,最上面贴上花纸,然后在花纸上刷几遍清漆。这种炕席结实又好看,最大的特点是好打扫,擦擦就干净了。这种“高档”炕席只有经济条件好的人家才有,当时用这种炕席的,2连也不过三、五家而已。王莲家的炕席明亮干净,几乎一尘不染,被子褥子在一边摞着,叠得整整齐齐。我想,把家里收拾得这么干净,王莲该有多勤快!正聊着,只见王莲拿了一个枕头,把她男人抱起来,放到了炕上。接着,王莲脱鞋上炕,架起男人的胳膊,使劲儿把他往炕里面拉,直到她男人的头躺在枕头上才罢。王莲说,男人自己上不了炕,也使不上劲儿,只能她抱着、拉着,每天她要抱上抱下炕至少四次。我忽然明白了,怪不得她家用“高档”炕席,原来拉起人来滑溜、省劲儿。

后来,我又去了王莲家几次,她男人总是穿着整齐,热情好客,家里也总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我也慢慢地了解了王莲的婚姻和家庭。

王莲的丈夫原来是五大连池农场职工,因工受伤,下肢瘫痪。受伤时,他是个年轻小伙,还没有结婚。伤后不仅不能工作,而且生活也不能自理。一开始农场派人照顾,时间长了也不是个办法,就对他说,可以找个媳妇照顾,农场出护理费,媳妇拿着护理费,也算有工资,肥水不流外人田,他一听就同意了。男人老家是河南的,和王莲在一个村。当时,农场职工是国家的正式工人——农业工人,每月有工资,是农村姑娘心中理想的对象,嫁个工人在村里很风光,因为只有漂亮的村姑才能嫁给工人。在王莲家人眼中,小伙子虽然瘫痪了,但“人家是工人”,农业工人也是工人,每月工资加上护理费,嫁给他也算吃穿不愁了。王莲身体粗壮,脸上还有几粒麻子,在村里也嫁不到什么好人家。因此,婚事一说就成。

就这样,王莲从河南老家来到了北大荒,每天的生活就是照顾丈夫,伺候他吃饭、穿衣、睡觉、大小便……做家里家外的所有活计。由于男人不能过夫妻生活,他们抱养了一个女孩儿,这女孩儿是王莲的亲侄女。王莲照顾男人没办法照顾孩子,女孩儿一直养在河南老家,平时家里只有两口人。日子就这样一年年地过去,他们夫妻已经十几年了,收养的女儿都快上中学了。

王莲的故事让我震惊。我实在不敢想象,一个女人长年照顾瘫痪病人的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五大连池天气寒冷,冬天时间长,取暖就是个大问题。此外,每年一次的扒炕抹墙,几乎是个累死人的活儿,所谓“扒炕抹墙、累死阎王”。还有打柴火、挑水这些体力活儿,通常都是男人干。女人缝缝补补、烧火做饭、照顾孩子。因此,家庭实际上是个互助组,男女分工合作才能较好地应付日常生活。

王莲常年伺候一个瘫子,像男人一样忙里忙外,所有的活儿都是一个人干,她心里的苦闷和委屈难以言说。我突然意识到,怪不得干活时她从不像别的老娘们一样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总像有心事,原来家里竟然是这样!十几年了,真不知她是怎么挺过来的!怪不得家属队的老娘们都服她,和王莲比较,自己家的男人窝囊点儿、懒点儿都不算个事儿,有个老娘们对我说,“和她比,我就像生活在蜜罐里一样。”

后来,我调到了八连,这是离团部最远的连队,和王莲也就很少联系了。但是我一直没有忘记她。再后来,我得知了她的消息。王莲的瘫痪丈夫死了,她改嫁了,男人是水泥厂副厂长。副厂长原来的老婆病死了,留下四个孩子,大的十三四岁,小的四五岁,她嫁过去做了四个孩子的后妈。我担心她还要再吃苦受累,没想到,再见到王莲的时候,她一脸幸福,说男人对她特别好,除了做饭、收拾屋子,她什么都不用干,再说家务活儿和过去比起来“都不算是活儿”,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她和丈夫的孩子们相处的也挺好,最小的孩子对她很依恋,“到哪儿都跟着她”。她的养女也从河南老家接回来了,在团部中学上学。王莲说,“我现在过上好日子了,”她满足得不得了。看着她满脸的幸福,我由衷地为她高兴。这个苦命的女人终于过上了正常的日子——和别的女人一样的日子。

王莲前夫是我在五大连池看到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高位截瘫残疾人,那时叫残废。他是个可怜的人,我非常同情他。但是,我更同情王莲。他拖累了王莲十几年,一个女人的青春岁月和最好年华,就在每天抱瘫痪丈夫上炕、下炕和吃喝拉撒中慢慢地流逝。幸好,这只是王莲的半辈子。

在五大连池,王莲是我见到的生活最苦、最累,也是最能干、最善良的女人,面对艰难困苦、苦不堪言的生活,她坦然面对,坚韧顽强,这种生活态度,不仅深深地打动了我,也打动了2连家属队的老娘们,每每令我们唏嘘不已,感慨不已。

作者:魏曼华,1953年4月出生,女,北京第67中学1969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8月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师5团2连,后勤排放羊班饲养员、文书。1974年7月调到8连,副指导员。1978年2月转到河北省霸县插队,1978年8月病退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