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东山上的“战斗”
总是聊着东山，因为在他的脚下生活了那么久，许许多多的故事，牵引着我的思绪，在东山的上空久久地荡漾着，那是我挥之不去的时空记忆。
上小学的时候，比我打几岁的那些邻居大哥哥们，经常带领着我们，手拿石头到东山那边，砸华丰化工厂甲型房的房子和玻璃。
我是稀里糊涂跟着去的，不知道他们和甲型房的那边有什么冤仇非要这么做。只是想，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原由，不然的话，干嘛这么做呢？这些大哥哥里面，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有吴民昌，叫名字有些人可能不太熟悉，但一听吴瘸子，在栗子沟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们家的老邻居徐玉良大哥，是三年七班的。1968年当兵临走之前，吴大哥去看他。他一个劲儿地夸人家有出息，还不时地贬低其他的人。我记住了他贬低别人时说的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还得是我徐兄弟，别人纯牌儿扯王八蛋，都是家雀儿下鹅蛋，显大屁眼子，一到动真格的任屁不是。”
他很晚才结婚，找了一个二婚带女孩的女人，后来有了一个儿子。他特别能说，但招人爱听。在邻居们中间，也算是一个挺热心的人。他在顺城区葛布新村住，从化工塑料厂退休。后来，我也搬到了那里，曾经做了好多年的邻居，但来往不是很多。
还有二年二班宋广华的大哥宋广珠，二年三班孟凡昌的大哥孟凡凯，二年六班张教武的大哥张教文。这几个人，后来都挺厉害。宋广珠当兵时是文艺兵，笛子吹的好。复员后，当过301厂的宣传部长；孟凡凯后来在6409厂，文革其间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孟凡昌随家去贵州三线后，靠自己的努力考上武汉科工大，毕业后留校任教，并且很早就当上了副教授，也算是二年三班出了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张教文也当过兵，复员之后，听说在抚顺钢厂一个车间当过党支部书记。
当年，他们一个个像将军似的，带领我们这些小兵，手里攥着石头，从山上向人家的房顶和玻璃一顿猛砸。砸完之后，也不看一看战果如何，很怕人家追过来揍我们。听得一声唿哨，这帮人立马做鸟兽状，一下子跑的无影无踪。反过来，那帮人岂肯善罢甘休。他们瞅准机会，立即进行报复，把我们离山根底下近的房屋，也砸的稀里哗啦。两边的人也有认识的，有时候走路相遇时都怒目而视，好像有多大仇恨似的，巴不得把对方狠狠地揍一顿才解心头之恨。但这种单打独斗的事情，我还真的没有听说过。但互相瞅着不顺眼，这倒是确有其事。
唉，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的故事，大家听着玩就是了。
56堕落，从贪婪开始
上篇说过，华丰化工厂子弟中学出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名人李宏林。（老同学边佐卿说，李宏林原是抚顺市66中学的，也许是我记错了。）不过，也出了一个在抚顺当过父母官，名噪一时的人物。他，就是从华丰化工厂走出来的原抚顺市市委书记周银校。
我没有见过他，听别人说他是南方人。他妻子叫吴柏清，曾在平山小学当过老师，还给我的女儿当过班主任。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到这个单位的，也许是毕业分配来的，也许是调过来的。这些，对我们来讲已经不重要了。从和别人闲聊中得知，他在厂子期间还是干出来一些成绩的。后来，凭借自己的能力及媒体的造势，一步步的走上了市委书记的高位。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还是挺厉害的。不然，抚顺那么些机关、企事业单位，比他大的头头比比皆是，为何他能脱颖而出呢？这个职位也是炙手可热，毕竟是省内14个地级市的一把手啊！一个穷人家的孩子，能做到这个地步，也算是一步登天光宗耀祖了。随之，他爱人调出平时小学，有了新的岗位和职务。后来，他的子女也在他的关照下，得到了妥善的安置。这些事情，对他来讲可谓小菜一碟。但在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眼里，这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据说，在华丰化工厂和到市里的初期，他还是比较廉政的。也是，什么事情都得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时间一久，各种诱惑接踵而至，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之下，一般人很难抵得住社会上的这种诱惑。如果，你在那个位置上，你就敢保证不出问题吗？我看未必。
谁也不是一脚就迈进了深渊的，而是慢慢地试探着。有了第一次，以后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这是多少贪官走向犯罪的必由之路。面对几十万，上百万的钱，成捆成捆的拎到你家。或许，你可以不动心，但老婆孩子都会骂你“土鳖”。除了个人因素，有许多贪官都是栽倒在了老婆孩子身上，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周银校也逃不过这个周期律。我没有落井下石的意思，对他我既没有见过也不熟悉，在这里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人之初，性本善。”
人并不是生性贪婪，之所以走上这条道路，一是有这样的条件和土壤；二是有这样的机会和环境。试想，就你一个平头百姓如何去贪？如何去行贿受贿？说不好听的，门都没有，难道不是吗？
周银校走向人民的反面成为阶下囚，固然是他咎由自取。但社会在某些方面的畸形发展，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外部因素。别人都在贪，你不贪就会让别人认为你是自视清高，反倒显得不正常了。此外，侥幸心理，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后来，周银校因病保外就医。据可靠消息，他出监后在抚顺矿务局十一厂办了一家制蜡厂。表面看起来，这件事情好像是无可厚非。在监狱有病保外就医，就说明他在里面什么也干不了了。那么，为什么能在出监后，有这么大的体力、精力，投入这么大的财力、物力、去办蜡厂呢？这就不能不令人生疑了。
这说明周银校的身体状况，根本就没有达到保外就医的条件。那么，他是如何做到保外就医的呢？又是谁为他开的绿灯，让他逃避法律的惩罚呢？如果真的如我所言，那些帮助他逃避法律惩罚的人，被问责、追责了吗？这里面的司法黑幕到底隐藏了些什么呢？
我作为一个局外人，只是提出一些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明人眼里是清是浊自有公断。
听说，去年周银校死了。不管他的结局如何，我想到的却是，人这一辈子谁活得都挺难。
在栗子沟，周银校也算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名人。但名人和名人不一样。有的可以流芳千古，有的可以遗臭万年。话是这么说，可世间又有谁能流芳千古，又有谁能遗臭万年呢？有一首《临江仙》的词，我非常的喜欢。词中写到：“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写着这篇文章，心里倒有些为周银校惋惜起来。如果他一直秉承廉洁自律的精神，做一个好官多好。最起码，我作为栗子沟曾经的一分子，也会为他感到高兴与自豪，但结果呢？想到这里，我不由得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