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有这样一个地方
在王玉民兄（王老默）的启发下，学着他《我家住在欢乐园》的写作模式，也尝试着写《我家住在栗子沟》。恍惚间，断断续续地，到今天已经写了50集，并有一种一发不可收的感觉，也不知道能写到什么时候。心里想，是不是应该做一个小结啊？想来想去，还是做首小诗吧，算是对栗子沟的怀念。并把这首小诗，献给曾经生活、成长在这里的人们，以及仍然生活在这里的我们的亲人和所有关注、关心着栗子沟的人们。
有这样一个地方
有这样一个地方
人们都管他叫故乡。
让我魂牵梦绕
让我挂肚牵肠
那里是我们生活和成长的地方。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曾经在这里居住
也曾居住过我们的爹娘
这是一个不惹人注意的地方
没有古老的传说
也没有特别的地方让人怀想
她如一张来回荡漾的摇篮
承载着我们童年的梦
她像一首扬帆的船
载着我们的理想远航
那河水翻滚的浪花里
有我们嬉戏的身影
和一张张稚嫩的脸庞
那山曾有我儿时捉迷藏时的欢乐
小伙伴们天真的笑脸
那童音仿佛敲打着我的心房
尽管我走出了那山那河
却走不出对它的思念
走不出父辈们殷殷的嘱托
始终不敢把它遗忘
故乡啊
我为你骄傲
你是我们成长的阶梯
故乡啊
我为你自豪
你是我们梦想起航的地方
多想寻找东山隐藏的故事
多想探求河里翻滚的波浪
多想看一看那些乡邻
多想在他的温暖怀抱尽情的徜徉
多想大声的呼唤
我的老师
我的同学
你们都在哪里
在哪里
多少年来让我苦苦的寻找
寻找失去的童年
寻找枝头那只彷徨的小鸟
寻找曾经熟悉的身影
寻找不再年轻的模样
还有一只漂泊的心
在思念的大海里
渐渐地，
渐渐地远离
远离我们无限眷恋的目光。
52下馆子
大概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时正值我国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所以，当时人们的生活相当的艰苦。
那时，我刚刚上小学二年级，正处于懵懵懂懂的年龄。记得是在夏季的一天，外婆、父母带我们兄妹5人去市里。至于是去干什么，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只记得我们全家是走着去的。我们家住在东洲区（原露天区）平山街，也有许多人管这叫栗子沟的。到现在，我也没整明白栗子沟和平山街之间，到底是怎么一个关系。不过，栗子沟比平时街有名气。一般人不知道平山街在哪儿，一打听栗子沟却大部分人都知道。其实，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对我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那个年代，全家人上市里也是挺罕见的。之所以走着去，可能是为了省车票钱吧。那时候坐电车的票价是8分钱。外婆、父母肯定是要买票的。我的身高也超过了一米二，因此也不能免票。只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是可以免票的。如此计算下来，坐电车就需要有4个人买票，费用是0、32元。可能是为了省下这些车钱吧，大人们才做出了走着去的决定，我是这么猜想的。
从家里出来，走到栗子沟电车站。然后，顺着电车站的边缘，下到西露天矿大坑的第一道盘。接下来，就是沿着弓形的铁道线，一直朝着市里的方向走去。天上的太阳炙烤着矸石，脚底都有些发烫。我和弟弟妹妹们，跟随着大人们的脚步踟蹰前行。直到走出西露天矿大坑，前面不远就是矿务局电车站的桥洞子了。过了这座桥洞子就是矿务局医院，到了这里，就到了人们常说的市里了，这段路程大概要走40多分钟，或者更长一些时间。
在市里，至于逛没逛商店，买没买东西，已经没有了印象。倒是中午时分全家在大来饭店吃了一顿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时，市里的饭店不是很多。如果能在市里的饭店吃顿饭，过后那都是向人们炫耀的资本。大来饭店在咱们抚顺也是赫赫有名的一家老字号，可当时哪知道这些啊！饭店的人很多，我们进去时，里面熙熙攘攘的已经坐无虚席。只见外婆和父母都站在快要吃完饭顾客座位的后面，人家刚离座就得赶紧抢上前去占座。待我们全家依次座定，父亲让我们给他占着坐位，又忙不迭的去收费的窗口交费。那时，在饭店吃饭光有钱是不行的，还要准备粮票。如果出门去外地，吃饭时还需要全国粮票。
那顿饭，仅仅是每人一碗面条。每碗0、25元，相当于当年大人看一场电影的票价钱。此外，还要交三两粮票。尽管如此，我们全家人还是吃的津津有味。我不知道吃的这碗面条，是挂面还是手擀面，反正是挺香的。
在我的记忆里，没看到有喝酒的。可能那时谁家也没多少钱，即使想喝也是囊中羞涩没钱喝。
那时候，管上饭店叫下馆子。这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工薪阶层的家庭来说，也是够奢侈的了。我想，当年外婆、父母，肯定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这顿饭总计花了2元钱，2斤4两粮票，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下馆子。
时光荏苒，岁月蹉跎。
现在，粮票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人们的生活也已发生了质的变化。酒楼饭店更是星罗棋布，下馆子已是家常便饭。而且美味佳肴随你品尝，能够满足不同层次的人们舌尖的需求。我经常感叹时代的变迁，真是今非昔比啊！
在家里，我也经常下挂面或是做手擀面吃，却再也吃不出当年那碗面条香喷喷的味道来了。已经不见了踪迹的老字号大来饭店和那碗香喷喷的面条，深深的烙印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53老同学，你在哪里
这张同学照，摄于1967年4月1日。前排左起第四人，是我们班的女同学杨淑英。当年，她父母支援三线建设，要到外地去，想和同学们照张合影留作纪念。那时，正是“文革”时期，学校已经不怎么上课了。我们班56名同学，要召集起这么些人很费劲儿。记得是杨淑英找了几个同学，又互相通知，好不容易才找了照片上这些人。我仔细数了一下，共有39人，照比全班人数少了17人。
在照了这张照片的一年半之后，也就是1968年9月末，我们全班同学几乎是成建制的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
遥想我们的青春岁月，看着眼前这张当年同学的合影，有些怅然若失。那时，我们还是些16、7岁的中学生，那一张张稚嫩的脸庞，
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如今，却已年轻不在。尤其是和当年召集同们拍摄这张照片的杨淑英同学，自从她随父母去了三线之后，我们已经50多年没见面了。杨淑英，你能听得见同学们的呼唤吗？期待着和你相聚的那一天。
（前排左起第四人为杨淑英同学，第三排左起第一人为本人。）
54别了，我的母校！
曾经有一个阶段，许连文同学每天早晨5点多，就到我们家敲后窗户，让我赶紧起来。原来，我和许连文、刘龙、王少华、齐凤文之间有一个约定，那就是每天早起练长跑。
开始，我们从平山小学跑到东岗。后来，延长到迎宾路《抚顺日报》社门前。稍事休息后，再按原路跑回来。这种锻炼方式，我们坚持了好长一段时间。现在想来，这种锻炼对于我们的成长和身心健康，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文革”开始的时候，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即当时人们常说的“四大”。我对大鸣、大放、大辩论没什么兴趣，倒是大字报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笔、墨、纸都不用自己买，还可以练字，这么好的机会岂能放过。所以，那时候我写大字报还是挺积极的。不谦虚地说，我的毛笔字写的还可以，这和我当年写大字报不无关系。写大字报，为我提供了一个练习毛笔字的机会和平台。在后来的岁月里，我把这种习惯当成了一种爱好，并一直坚持到现在。所以，有时候我会对别人戏谑地说“老雷这辈子也知足了，一支秃笔干了一辈子。”
当我上中学二年级的时候，“文革”开始，学校基本处于停课状态。后来，又搞“复课闹革命”，折腾了近两年的时间。因此，我在这所中学学习顶多也就两年的时间。属于“老三届”中初二的学生。
1968年秋季，无论公办还是民办的学生，也无论是中学还是高中的学生一律下乡。后来，知青返城时，已经不分彼此，待遇是一样的。下乡两年多之后，我走进了军营，在部队呆了5年。1976年，我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此时，距离我离开我的母校，已经过去了将近8年之久。
我的母校，在我的心里始终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我毕竟在它他的怀抱里生活了近两年的时间。那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青葱岁月。也是我学习到的知识最扎实的两年，为我后来走向社会，走向新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回城后，到母校补办过一次中学毕业证之外，几乎再没有去过这所学校，更不知道它变成了什么模样。很想再去看一看它现在的尊荣。后来听有的同学说，这所学校已经扒掉了。我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因为没有学苗？还是地皮被征用？反正它已经从人们的视野里彻底消失了。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十分怀念我就读了近两年的母校，怀念那些和我们朝夕相处，曾经教给我们文化知识的老师，怀念我无忧无虑的中学时代。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想到母校当年的那个位置去看一看，探访一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再去寻觅我梦中的那座心灵的圣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