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比起一个纯洁的良心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英]托玛斯。哈代
时间：1994年5月
一头齐耳的短发，一张从来没有化过妆的脸，……
提讯室中的她看上去实在、质朴，仿佛让人看到了黑土地，看到了红高粱。
她，应当属于那种人缘颇好又很有亲和力的国家干部。
也许她没有想到提讯她的人是一个几乎和她同龄的女检察官，多少有点吃惊，也许是出于下意识，她定定地瞅着我，一双杏仁眼里闪动着清澈的波光。
四目相对，我不由得一怔：有这样一双眼睛的人，怎么会是犯罪分子？
随着我一个接一个地提问，随着她痛苦而艰难的作答，她的目光被一层又一层涌上来的泪水挡住了，她低下了头，双手痛苦地交叉在胸前，时不时还会停下来用衣袖抹抹眼角……
通常和罪犯交谈的时候，我总会不自觉地生出一种心理上甚至是生理上的抵触和反感，而第一次对她的提讯，却让我有了一点点私心：真希望她是无辜的。
让我产生这种感觉的，绝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泪水。
39年前，她降生在大连市最北边的一个偏僻乡村的普通农家。
母亲是一个勤劳的家庭主妇，父亲见多识广，精明能干，在村里搞供销，家境还算殷实。
身为家中的长女，她集母亲的善良贤惠和父亲的聪敏干练于一身，小小年纪就不同凡响，说话、办事俨然“小大人”一般，乡亲们常常在背后议论：这姑娘，将来准有出息。
史无前例的浩劫打碎了她继续求学深造的憧憬，初中没毕业，她就踏上了回乡务农的路。
面对生她养她的黑土地，她没有丝毫的抱怨。“我太爱这片土地了！”她带着那种毫不夸张的真情对我说。
“我信！”居然，我也没有掩饰自己的情感。
她再一次定定地瞅着我，目光诧异而柔和。
当她满面春风地到生产队报到时，队长乐得嘴都合不拢：“好姑娘，有志气，咱村里就缺你这样的女秀才！”是呀，对这个还不发达的乡村来说，能留下一个品学兼优的女中学生，绝不亚于“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她先是当上了生产队的保管员，接着又做了管理钱财的出纳员。工作中，她一丝不苟有条不紊；为人处事和善可亲，人缘特别好，全村男女老少谁见谁喜欢。
刚满20岁，她就在党旗下庄严地举起了右拳，宣读了誓言，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没多久，她又挑起了更重的担子：被结合到大队“革委会”，当上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主管青年、妇女、财务工作。一年后，她又升任当地信用社副主任。
那时候，她一心扑在工作上，满腔热忱地为家乡的经济发展奔波忙碌。
别的女孩子像她这般年龄，成天价抱着镜子左瞄右瞅，可她却没白没黑地“泡”在乡镇企业，研究发展生产的规划；别的女孩子像她这般清秀，已经有了谈情说爱的冲动，可她却风尘仆仆地走进每家每户，为他们开辟致富之路想办法提建议；别的女孩子像她这般条件，恨不能长出翅膀飞进大城市安居乐业，可她却成天掂量着如何合理地发放每一笔贷款，帮助乡亲们富裕起来。
多少年过去了，村里的乡亲们一提起她，还会把大拇指翘得高高的。
每逢秋收过后，乡亲们就会派出代表，给住进北京城的她送去家乡的土特产……
说到这儿，她双手捂着脸，毫不掩饰地哭出了声。
也许，对身陷囹圄的人来说，追忆美好往事并不是一种宽慰，而更像是一种责难。
“要不，今天就到这里？”沉默了一会儿，我说道。
“不！”她迅速地抬起头，慌慌地擦干眼泪，诚恳地望着我：“还是让我讲完吧，我今天很想和你谈！”
1975年10月，在信用社只干了半年就已经远近闻名的她，又被乡亲们推荐，幸运地迈进了辽宁省财经学院的大门，专攻金融专业。
就像一粒优良的种子落进了肥沃的土地，不久她就成了全校赫赫有名的好学生。3年的大学生涯结束时，她是全校惟一的“满堂红”——每门课程都是优。
恰逢此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来这所学校招收干部，她和班上的另外两名高材生被幸运地录用了。
一个土生土长的乡下妹子，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飞出黑土地，飞出北京城，还就职于国家的中央金融机关，她在心里默默发誓：一定要好好干，为家乡和乡亲们争光！
依然是一身朴素的衣着，她走进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办公大楼。白色的的确良衬衣，藏兰色的咔叽裤子，红红的脸蛋，黝黑的辫子，脚上套着一双刚买的有点顶脚的无跟圆头黑皮鞋。她有着乡下女孩特有的纯真，又因为当过小领导，早早告别了这个年龄的女孩子通常都会有的腼腆和羞怯。同事们说，她就像一棵向日葵，浑身上下洋溢着淳朴的美。
领导征求她的意见，愿意做哪方面的工作？
她挺起胸脯操着方言很实在地回答：“我来自农村，热爱农村，我愿意搞农村金融，我对农村的金融工作也比较熟悉。”
于是，她被分配到农村金融管理局信用合作处。
刚去时，她每天只是做些抄抄写写的辅助工作，但她没有一点不满，总是力求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得最好。后来，上司又把她被调到信访办工作，勤于学习的她严格按照政策和规定办事，解决了不少棘手的问题。
时间一长，同事们惊奇地发现，这个乡下妹还挺有组织能力的。
1979年，农业银行总行成立了，她所在部门的全班人马都进了农总行。人品端正、业务娴熟、只有26岁的她被提拨为副处长。在所有的中层干部中，她的年龄最小。
她就是一只飞出黑土地的金凤凰，前程似锦。她的同事和老乡常常这样说。
随后，她结婚了。
但是工作似乎比花前月下、耳鬓厮磨更让她牵挂，她隔三贫五就下到基层搞调研，干起工作来，还是像一架永不停转、永不磨损的机器……
随后，她有了孩子。
但是即便是孩子，也无法分散她对工作的注意力。孩子生下来才70天，她就回到了工作岗位。每天中午她要赶回家给孩子喂奶。常常是把孩子抱在怀里喂奶的同时，她端着米饭就着咸菜凑合吃一顿午餐。时间一到，撂下筷子就往单位赶。
有一次，不到周岁的儿子感冒发烧，可手头的工作又一时放不下，她就把孩子抱到机关，几把椅子一拼，给儿子搭了个临时的小床。一直忙到中午工休的时间，她才抽空给孩子看了病。
这样一个专注工作的女人，不仅得到了同事的信任与拥戴，也取得了明显的工作业绩：在她任职的1986年至1988年间，农村信用社储蓄存款迈了三大步，由上升50%到翻了一番。
昔日的辉煌照亮了她的脸庞，她的两眼闪闪发光，我知道，她一定是再次沉浸到往日的成就里。
“那你……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几乎是有些残忍地，我把她再次唤回到现实中，话语却无法连贯。
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把头埋进了臂弯。
缓缓地，她抬起头，眼眶里重新盛满了泪水：“我不是一夜之间变坏的，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变坏！那些年，好像有一股邪恶的力量，总要拼命地把我往水里拉……”
这股邪恶的力量，来自于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完全可以用“无私”这两个字来形容她，所有对于事业的奉献，在她来讲，都是无条件的。
但是这样的心态，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变了。
随着国门的打开，很多人的钱包似乎一夜间都鼓了起来。尤其是金融领域，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钱、钱、钱……一种金属般的发音震耳欲聋地撞击着她的耳鼓，铺天盖地地闯进了她的视线。她突然发现，干她这行简直就是坐在金山上。她像掉进了一个巨大的旋涡，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只能随波逐流。
起初，一些需要贷款的项目单位只是小批量地给她送酒、送鞋、送衣服、送布料……，还口口声声地解释：“只是表示点儿心意，拿不出手。”但是她心里有个尺度，哪些可以收，哪些不能要。凡是厂里送的产品、还有价格不高的土特产，她都收下了，而且是和同事们共享；凡是档次高的烟酒、价格贵的商品她坚决不收。有些本事大的项目单位通过七拐八弯的关系把礼品送到家里，她推不出去，就记在笔记本上，日后退钱给人家。
记得有一次，别人送来一瓶茅台酒，她一激动退给人家200元钱，可无意间却在商场里发现一瓶茅台酒当时不过50元。但不管怎么说，那时候的她，心里很踏实。
真正起变化是在1992年，她调进信贷部当上正处级主任助理之后，更大的“实惠”接踵而至——直接送钱。一个牛皮信封装上几千块，还有名正言顺的说法，诸如“促销费”、“咨询费”、“评估费”、“手续费”、“奖励基金”等等。企业干部告诉她，这是合理开支，拿了没事。
拿，还是不拿？她曾有过片刻的犹豫，但是，她发现周围的人似乎都是这么拿的（该信贷部的几名局、处级干部后来也被我院反贪局查处归案），拿这种钱“不烫手”。
拿了一笔又一笔，金额数量不断上涨，很快攀升到了几万元，她有些害怕了。
光明磊落做人30多年，是非黑白她并不糊涂；10多年的党龄，也在她的脑海里筑起了一道思想防线；更何况，她还当过纪检委员，各种廉政规定和纪律，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在她意识的深处，始终有一个声音在不时地提醒她：那些钱是不义之财，是埋在身边的定时炸弹，不定哪天就会爆炸。
她把那些“酬谢金”包裹起来，藏在床底下，一分钱都没敢花。
一连几天，她的心里乱成一团麻，夜里躺在床上，她辗转反侧，无法入睡。
此时，提讯室中的她，眼神突然变得迷茫起来：“就要临近不惑之年了，我却开始困惑了：难道雷锋精神过时了？是社会风气不对，还是我落伍了？那时，我已经分不清了，周围的人，大概也没有几个可以保持清醒的！”
她说这话时，我很清楚地感受到了她的眼神对我的诘问：“假如你处在我的环境中，你能挺得住吗？”
我陷入了沉思。
也许，生活就像大浪淘沙，沉淀下来的才是金子。
每个人的一生总会面临各式各样的考验，一辈子坚守做人的原则，绝非一件易事。但是，人生总会有一些东西是不容动摇的，比如：良心。英国现实主义作家托玛斯。哈代说过：“金钱比起一个纯洁的良心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可事实上，有多少人真正懂得这句话？
我盯着她的眼睛问：“你懂吗？”
她痛苦地闭上眼睛，泪水夺眶而出。
“自从收钱以后，我每天都生活在良心的谴责中。只要有陌生人敲门，我都会无端地紧张……”
丧失了良心的平静，该是怎样一种痛苦？！
就在1993年中纪委召开会议提出反腐败的时候，她的思想斗争也最为激烈，她曾有过退钱的打算——把钱上缴给组织。
可是，她又一次次地犹豫了：家里的房子该装修了，家具、电器也该换代了，一穿就是七八年的衣服也该更新了，这些都需要钱。钱、钱、钱……这种金属般的轰鸣再一次动摇了她的理智，一种叫做贪欲的东西终于主宰了她的灵魂。
然而，接到反贪局检察人员的传唤时，她却像早有准备似的，一分不少地带上了全部赃款，没等检察官深入讯问，她就把所有的犯罪事实和所有的细节都交代了。
或许，她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天？
回忆的闸门终于彻底落下，两行泪水再次涌出她的眼窝，她喃喃地自语：“这点钱毁了我的前程，毁了我的一切……我只恨自己醒悟得太晚、太晚了！”她不停地重复着，像是九十年代的祥林嫂。
我仿佛是一个持枪的猎人，默默追踪着猎物的履印，从颠峰追到低谷，从白昼追到黑夜，从阳光大道追到悬崖断壁，终于瞄准了，就要扣动扳机了，却发现瞄准镜里的猎物竟然是一只折断羽翼的“金凤凰”，我不禁黯然……
再一次看到她，是在刑事法庭的被告席上。
依然是一头齐耳的短发，依然是一张从来没有化过妆的脸，依然保留着黑土地般的实在，依然没有褪去红高粱般的质朴，只是，泪水更加肆无忌惮地洗刷着她更加憔悴的脸庞……
没有防备的，我的眼圈也红了，鼻子一阵发酸，强忍着没让眼泪落下来。
头一回，我对这样一个女受贿犯萌发了一种深深的惋惜。
凤凰涅磐，浴火重生。如果她真的是一只凤凰，但愿她能够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