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性格比较内向，上中学的时候平时不太和同学交往。其实，也是有一种自卑的心理。总觉得别人都比自己强，咱就别去巴结人家了，很怕别人瞧不起自己。这种感觉一直延续到下乡时才有所改观。后来，回城后的一个阶段，和张朝杰的接触逐渐的频繁起来。而且，成了很好的朋友。有时见面我就会调侃似地逗他说：“上中学时，我也行啊，怎么不发展我入团呢？”我知道，事情已经过去多年，我是在和他开玩笑，但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话题。面对我的提问，他只是善意地笑一笑不置可否。或许，那时候我们都过于年轻，过于单纯吧！另外，除了王少华，其他几个都是女生。这是我在刚才打字时才发现的，等再见到他时，我得好好问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小小年纪就春心萌动了呢？或者说，是看上哪个女生，借着发展团员的机会，伺机给自己留点儿备份啊！这些话都是玩笑，希望张朝杰同学看了，千万别往心里去。
一说起这件事儿，心里猛地振奋了一下。心想，若是我当团支部书记，就专门发展女同学，万一以后她们当中的哪一个看上我，和我搞个对象啥地，都是没准儿的事儿。张朝杰当年会不会这样想呢？不好说！
曾经有一个阶段，许连文每天早晨5点多，就到我们家敲后窗户，让我赶紧起来。原来，我和许连文、刘龙、王少华、齐凤文之间有一个约定，那就是每天早起练长跑。
开始，我们从平山小学跑到东岗。后来，延长到迎宾路《抚顺日报》社门前。稍事休息后，再按原路跑回来。这种锻炼方式，我们坚持了好长一段时间。现在想来，这种锻炼对于我们的成长和身心健康，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文革”开始的时候，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即当时人们常说的“四大”。我对大鸣、大放、大辩论没什么兴趣，倒是大字报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笔、墨、纸都不用自己买，还可以练字，这么好的机会岂能放过。所以，那时候我写大字报还是挺积极的。不谦虚地说，我的毛笔字写的还可以。这和我当年写大字报不无关系。写大字报，为我提供了一个练习毛笔字的机会和平台。在后来的岁月里，我把这种习惯当成了一种爱好，并一直坚持到现在。所以，有时候我会对别人戏谑地说“老雷这辈子也知足了，一支秃笔干了一辈子。”
当我上二年级的时候，“文革”开始，学校基本处于停课状态。后来，又搞“复课闹革命”，折腾了近两年的时间。因此，我在这所中学学习顶多也就两年的时间。属于“老三届”中初二的学生。
1968年秋季，无论公办还是民办的学生，也无论是中学还是高中的学生一律下乡。后来，知青返城时，已经不分彼此，待遇是一样的。下乡两年多之后，我走进了军营，在部队呆了5年。1976年，我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此时，距离我离开我的母校，已经过去了将近8年之久。
我的母校，在我的心里始终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我毕竟在它的怀抱里生活了近两年的时间。那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青葱岁月。也是我学习到的知识最扎实的两年，为我后来走向社会，走向新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回城后，到母校补办过一次中学毕业证之外，几乎再没有去过这所学校，更不知道它变成了什么模样。很想再去看一看它现在的尊荣。后来听有的同学说，这所学校已经扒掉了。我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因为没有学苗？还是地皮被征用？反正它已经从人们的视野里彻底消失了。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十分怀念我就读了近两年的母校，怀念那些和我们朝夕相处，曾经教给我们文化知识的老师，怀念我无忧无虑的中学时代。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想到母校当年的那个位置去看一看，探访一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再去寻觅我梦中的那座心灵的圣殿。
别了，我的母校！
（这是我临下乡前，即1968年9月22日，我和两个孪生弟弟的合影照。左一是大弟雷庆海，右一是小弟雷庆义。拍摄完这张照片后的第5天，也就是1968年9月27日，我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