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8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到学校招人。动员时,班主任崔老师考虑我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建议我不要去东北,北大荒那里很冷,对身体不好。可是学校军宣队和工宣队派人到家里做工作,说了些“不去也会把你的户口转走”之类的话。我没报名去黑龙江兵团,可张榜时,我的名字也在其中。藉此,我在不自愿的情况下,离开父母,离开家,来到了北大荒。

 1969年秋,黑龙江省西部地区严重涝灾,小麦大幅度减产,连种子都没收回来。到连队后,第一次下地就是割麦子,百十来人来到地边一字排开。我看着麦地,几乎找不到麦子,只见满地的野草,瞅了又瞅,那麦子长得还没有荒草高,裹在草里面真是分不清楚。老职工们手握着大钐刀,左右开弓,我跟在后面负责捆捆儿。那些日子,五大连池见不到晴天,阴天下雨的地里被灌得是涝洼塘似的,人走还要陷下去,机车作业更是难。我们经常看见连里的两台东方红拖拉机,拉着一台康拜因在地里哼哼的,两台机车发了疯似的左扭右转的,看得我都觉得费劲儿。

9月下旬,五大连池迎来了当年的第一场雪,雪量之大,没过了膝盖,这场景在城里根本看不到。雪后涝灾的后果相当严重,小麦几乎绝收,一人多高的玉米也就长个80公分高,冒出雪面不多。种地的打不出粮食,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当时我脑子里是不清楚的。

严重的自然灾害困扰着5团,抢收玉米前,按照部队的规矩,连里开了动员大会,大战当前,战前动员,呼口号,表决心,壮行酒这三样少不了。会场上,鲁团长、齐政委的身影出现了。我心想,如果不是2连是离团部最近的连队,别的连他们还真去不成。

团里一二号首长到场,动员的气氛骤然升温,与平常大不一样。

 鲁团长个子不高,黑脸,人很干练,腰板挺直,面目威严,言语中带些口音。齐政委人显得宽厚,像家长,有亲近感,说话不紧不慢地像唠家常。团长讲抢收玉米生产任务艰巨,政委说国际形势如何严峻,中苏战争就在眼前等等。一番宣讲后胡连长和赵指导员也张嘴了,自然是表决心,坚决完成任务之类的话。他们具体说些什么,我记不清楚了,但是他们强调说,北京知识青年能够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话至今我也忘不了。为什么只提北京知青呢,可能是因为北京知青年龄小,又是刚到连队,怕我们吃不了苦,过不了劳动关的一种激励吧。女排长,上海知青王红代表全连战士表了决心。现在想起来,大食堂中,人挨人簇拥着的那个场面,口号声声,热血沸腾,好像我们即刻就要上战场。

俗话说,“风前暖,雪后寒”。大风起,雪停了,湛蓝的天空,一扫往日阴霾,温度急剧下降。陈玉杰、王宝坤、辛正喜和我是一个班的。大家在没过膝盖的雪地里收苞米,真是糟改人,这辈子我哪里受过这样的罪。我穿了一双棉胶鞋,长时间浸在雪里,脚冻得生疼,眉毛胡子上长了霜,脸冻得煞白,凛冽的寒风像刀子,刮到脸上,恨不得让你感觉到就像是刀割了一道道口子,真疼呀。

下班回到宿舍,吃完饭,躺在铺上,宿舍里响起了《三套车》的歌声,童小立、杨新建、王维几个人伴着口琴声在一边低声唱着,大家默默地听着,没人说话,也有人跟着唱的,我听着眼泪就流出来了。玉米抢收的活计大概干了一个星期,在那些日子,我深感度日如年。

抢完了苞米,割大豆紧跟其后。割豆子这活儿又比收麦子苦多了。五大连池是丘陵地,大豆地也是一个浪一个浪的,人在地里上来下去,就像大海浪里的行船时起时伏。豆子熟了,豆荚尖硬得扎人。连里发的护掌,不够每人一副。老职工满手老茧几乎都不戴,就是这样,青年们也做不到人手一副。初来乍到,什么农活都不会干,虽说在学校也下乡劳动,但时间短,干活没任务量要求,跟玩差不多,经常是说说笑笑中,活就干完了。来到北大荒可就不一样了,看着一眼望不到头的豆子地,愁都要愁死了。弯腰低头撅屁股,一天下来,人累得贼死,腰疼的撑不住了,镰刀一扔,躺在地里就不想起来。

我这人天生笨,干农活连女生都不如,东北人讲话就是个打狼的。那会儿在地里干活,累得腰直不起来,干又干不动,停又不能停,就是想家,想回家。割大豆实在不行了,急了我就用手拔,手心被豆荚扎红了,豆荚尖断在肉里,扎出一片小黑点。时间长了,疼过劲儿了,也就不觉得什么了,到了中午地头吃饭的时候,握镰刀的手都张不开,更别提用筷子了。 

10月下旬,一年的农活基本干完了,北大荒猫冬的时候到了。连里安排我们到马号跟车,进山给连里老乡挨家拉柴火。李小妮、陈玉杰和我跟杜发的车,张福顺和辛正喜跟牛车,两个车天天一同出,一同回,一路上倒也热闹。

 离2连最近的山,是屯子东边的龙门山,这也是去过次数最多的山,来回不到二十公里。龙门山有两个山头,东龙门山和西龙门山,翻过去就是6团——二龙山农场。五大连池由于水面的缘故,冬季比周边地区都要冷上个五六度,春天开化比较晚,农时差上一个节气。大连池冬天虽说冷,只要不刮风,人穿的厚实些,也不觉得太冷。

早上,挂好了车,师傅赶着车出了连队,向太阳升起的地方进发,车轱辘轧着路上的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车进了山,大家拿上工具各自散开。进山伐木砍柴的人都知道山里有山规,规矩破不得,否则惹怒了山神,是要出事的。可是城市里来的知青不知天高地厚,皇帝都敢拉下马的人,这区区山规又算什么,肯定属于文革中说的破“四旧”。知青,尤其是北京知青想不通,为什么就不能碰,常因为用斧子砍树墩子,人坐在树墩子上抽烟,被车老板训斥。不仅是山规,还有些土规矩,比如:人不能从后面搭肩与人说话;生下的小孩子死了不能埋,要让狼狗吃了才对。这是因为北大荒狼多,狼往往是从人后面上,两只前爪搭肩,人一旦回头,狼咬住脖子就没命了。猎人们在教训中学聪明了,在绑腿上插上一把刀子,再遇到情况,头都不回,拔出刀子向后狠狠地就是一刀,久而久之这就成了规矩。可是我们不吝,时不时破规矩,故意挑逗,看你咋地。

初次伐木,大家经验不足,虽说有人指点,但在实际操作中,眼神不济,锯下的树倒的不是地方,时常发生树挂了,树却不倒。无论你怎么喊“顺山倒”,它就是挺在那不倒。杜发见状大喊着:“赶紧朝天上扔帽子,人千万别跑,喊“顺山倒”。我们赶紧从头上摘下帽子朝天上扔,边扔边喊,这一喊还真灵,树居然倒了。

休息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开玩笑,记不得谁抄起把斧子说,谁敢拿舌头舔斧子。李小妮站起来,面无表情不言语,拿起斧子,伸出舌头就舔了上去。这一舔就出大事了,舌头立刻沾到了冰冷的斧子头上,拔不下来了。李小妮急得脸都变色了。情急之下,不知谁说了一句用雪揉,大家用雪顺着舌头边连搓带揉,舌头总算是下来了。

回来的路上,老慢的牛车不知咋的,居然跑到了我们车的前面。错车时,只看见张福顺和辛正喜一个劲儿地乐,不知为什么。晚间从老乡家卸车吃完饭回到宿舍才知道,他们用削尖了的木头棍扎牛屁股。我说牛车怎么能跑过大儿马子驾辕的马车?这俩人手真够狠的。 

转眼到了1970年,春节过后,连里逐渐断粮了,大子窝头都吃不上了,开始吃麦麸子了。麦麸子做成窝头,加上点糖精,打一饭盒萝卜干汤,这就算一顿饭。这些东西不消化,咽不下去,吃了也是白吃,天天吃这些东西,屎都拉不出来,浑身没劲儿,活还要挺着干。这就是那个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年代。那时有句流行话是“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红军老前辈”。谁要是因为吃了麸子不出工,谁就是怕苦怕累。挨批评还是好的,在别人眼里成了逃兵就要命了,进步基本跟你没关系,当兵团战士恐怕都不够格。

那段日子真是苦,天天饿着肚子,还要干活,实在没办法了,我就给家里写信编瞎话,什么体力活重,伙食单调,口里没味啦,想打个牙祭。总之,就是让家里寄些吃的来,饼干点心糖果罐头什么都行。当儿子的工作了,还让父母操心,心里过不去,可也实在是没办法。断粮期间,团部商店能下肚的东西都卖光了,货架子上空空的,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杜发看不过去了,时常就给我从家里捎些吃的。那段时间,通信员杜蒲每次从团部回来,都会带回一车的包裹。大家在屋里透过窗户看到杜蒲回来了,互相招呼着冲出宿舍,围上了马车,“杜蒲,有我的信吗?杜蒲,有我的包裹吗?”大家都在喊叫着。拿到家里寄来包裹的自然笑开了花,没有收到的个个黯然神伤,包裹里面是什么,不用说,都是好吃的,上海的大白兔,北京的萨其玛。家里总共给我寄过三四次包裹,没了这些东西,三个多月断粮的日子就真不知道该怎么过。 

刚到2连那阵子,伙食不错,一星期杀一头猪,基本顿顿见肉,但我们不知道珍惜,见肥肉不吃,菜不香就不吃,吃剩下的馒头、糖三角顺手就扔了。连里士兵委员会开会,研究伙食问题,炊事班长孙洪祥意见很大。老孙是老职工,山东人,30来岁,烈士子弟,说话非常直,不绕弯。开会时他说:“给你们大白馒头,你们不吃,给你们糖三角,你们也不吃,让我们怎么办呢?”就是这句夹杂着乡音的话,日后成了大家开玩笑的口头禅。政委检查工作时知道了,团长气不过就骂我们拿粮食不当事,早晚有你们饿肚子的时候。谁也没想到几个月后,团长的话就应验了,也许他那时已经感觉到了什么。毛主席都说了,“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就这一句话,够我们检讨三天的。 

杨新建在连里总是挨整,曾被连里关在过马号里,挺惨的。但他胆子大,不服气时敢跟领导叫板。一次政委批评他,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后代,属于可以教育好子女,应端正态度。杨新建听后急了,他冲着政委说:“我父亲要是在,说句话,写个条子,你们连个屁都不敢放,一定够你们受的”。 

1969年国庆后,北京慰问团来5团慰问北京知青,2连作为农业连队离团部最近,近水楼台先得月。慰问团到来之前,连里先有话告知,团里要求开座谈会时,当着慰问团的面,大家不能讲坏话发牢骚。真到开会时,我一言未发,但看到家乡来的人还是挺感动的。我们不是没爹没妈的孩子,北京没有忘了我们,心里感到鼓舞热乎乎的。

1971年10月我被调到了营部当通信员,季营长和林占文两位营长对我都不错,经常带我到山里打猎。季营长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侦察营营长,授过奖,立过功。他人性格直爽,好抗上。入朝参战的营长,十年过去了,仍是营长。说他抗上,他从不避讳。季营长资格老,鲁团长见他也得让着三分,急了,季营长真的不买账,当面就顶。

1973年春天,5团大批人员去6师支援三江平原开发,林营长考虑我身体差,没让我去。1974年我去了师架线连,参加佳木斯到铁力的通信线路施工。半年后,我离开了师架线连,回河北大城县老家插队。1975年河北廊坊建筑公司招工,我进了这家公司。 

时间如流水,上山下乡这一去就是十年。下乡时我是一脸的茫然,不知道未来会怎样。1972年第一次探亲假回北京,见到在国家机关工作的舅舅。他说:“如果邓小平上台,你们肯定能回来。” 这一句话,如今还在我的耳边回响。舅舅凭什么这样说,我不知道,听了也没当回事。想不到这句话,真的成了现实。1986年我对调回到北京,回到了父母身边。

 【作者】焦嵩:1949年8月出生,男,北京第67中学1969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8月12日来到2连,农工排3班农工,1971年10月调一营营部通信员,1974年3月调师架线连,1974年9月到河北省大名县插队。1975年招工进入河北廊坊建筑公司,1986年对调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