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知 青 岁 月51
1968年的深秋，我下乡到辽宁省北镇县（现北镇市）赵屯公社营盘大队第三小队当了一名知青。
刚下乡时，觉得生活还可以。生产队还派了一名社员为我们做饭，虽然没有什么好饭菜，但总的来说还算过得去。没想到，这样的日子不长时间就变了样。做饭的社员撤走了，除了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收工后不管多晚还得自己做饭。这些，对于下乡不久的我们来说，真有点雪上加霜的感觉。可知，我们都是些十七、八岁刚走出校门的初中二年级学生啊！
还有令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那就是在第二年的春天，市场一片萧条，鸡鸭鱼肉突然间像从人间蒸发了似的，不见了踪影。
后来才知道，当时正在搞“斗、批、改”，把农村的集贸市场当做资本主义进行批判。那时，有两句时髦的词儿叫“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可见“文革”的遗毒有多深。说老实话，即使是有卖的，我们这些知青也没有那个条件去买。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大多数家庭都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日子，能吃饱肚子就算不错的了，谁还敢奢望每天都吃鸡鸭鱼肉呢？
那时，社员家多少还有点自留地。可以在房前屋后的种些黄瓜、芸豆、西红柿之类的蔬菜，基本可以做到自给自足。而我们知青不仅没有自留地，还因为住在社员家里，就没有了房前屋后之说，也就没有了种菜的地方。每年秋天，只能靠生产队分配给我们的一些白菜、萝卜、土豆之类的作为一年的菜肴。刚下乡，我们哪懂得过日子这些事情啊。而且，那时年轻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也特别的能吃。所以，这些菜根本不够吃。记得最困难的时候，只能苞米面大饼子就盐水煮白菜吃，锅里难得见几滴油星。
我们三个男同学，住在一户姓羿的大爷大妈家。他们住西屋，我们住东屋。他们家养了一口猪，长得膘肥体壮。现在想起来，我都有些纳闷，连人的口粮都很困难，他们老两口是用什么把猪养的这么壮实。
岁月不知不觉到了1969年春节的前夕，有一天收工回来，大爷大妈告诉我们说，晚上到他们家“喝猪血”。听了这句话，我们三个互相瞅了一眼，没明白怎么回事。还是一个社员过来对我们说：“喝猪血就是吃猪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请我们吃杀猪菜。原来，这个地方有个风俗。不管谁家杀猪，都要宴请生产队的领导和亲朋好友吃一顿。我们和他们家这屋那屋住着，当然也就在宴请之列了。
只见得，灶间的两口大铁锅，一口锅里是猪肉炖酸菜粉条，上面还有一层紫褐色的血肠；另一口锅里焖的是高粱米饭。屋子里到处弥漫着猪肉炖酸菜和高粱米饭散发出的香气。高粱米是这个地区的特产，记得当时有一个叫“白黄壳子”的高粱品种，煮出的饭白灿灿的，是稍逊于大米的那种白。再者，高粱米都是当年产的。所以，连煮饭时锅里冒出的水蒸汽都香喷喷的。高粱米饭的香气和着猪肉炖酸菜粉条的香气，一直窜进人们的鼻腔，那诱人的香味实在是令人垂涎欲滴。
开饭的时候，哪有那么多的桌椅板凳啊。几个小队的领导和年长者，才有资格在炕头上盘腿而坐。其他的人，只能蹲在灶台边，或者是坐在炕沿上，再就是坐在灶间的柴禾堆上吃。即使如此，一个个也是吃的津津有味。没记得有喝酒的，可能那时还不太兴喝酒吧，再就是没有喝酒的条件。人们争先恐后的吃着，有的吃的大汗淋漓，有的吃的甩掉了棉衣，有的吃的直打嗝，还有的吃的直放屁。每当这时，就有人忍不住，笑得把吃到嘴里的饭都喷了出来。还有的人用筷子敲碗边，意思是说真没出息，撑的直放屁也不撂筷子。
咱也别总说别人，那是我平生以来头一次吃杀猪菜，那满屋的香味早就馋的我直淌哈喇子了。这时，也顾不得什么斯文了，盛了上尖的一碗高粱米饭，再盛一大碗杀猪菜，吃的那个香啊。后来，不仅把我也撑得直打饱嗝，半夜还起来拉了泡屎，把屁股冻够呛。这么说吧，第二天连早饭都没吃，甚至到了中午都没觉得饿。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没出息，搞的如此的狼狈。
回城后的许多年里，我曾在很多地方不止一次的吃过杀猪菜，却说什么也吃不出当年的那种味道。当年的那种沁人心脾的香味里面，蕴含的是淳朴的乡情，不仅滋养了我的青春岁月，也温暖着我的人生。
我 的 知 青 岁 月52
1968年深秋，我下乡到北镇县赵屯公社营盘大队当知青。当时，正是收获的季节。那里的农作物主要以玉米、高粱、水稻为主。但水稻和高粱的数量，还是少于玉米。因此，一年到头玉米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粮。
秋收过后，生产队上交完公粮，留足种子，剩下的就可以分给社员家了。这时，各家各户都把玉米棒子进行脱粒。然后，把脱粒后的玉米，送到大队的粮食加工厂，磨成面备用。城里人爱用玉米面做窝头，而在我们下乡的那个地方，人们多用发好的玉米面贴大饼子。因为是当年新收的玉米，贴出的大饼子像是加了糖和蜂蜜，真是又绵软又香甜。
贴大饼子看起来容易，实际上也是个技术活儿。我们这些刚走出校门的中学生，在家里时也没干过什么家务活，更别说做饭了。不过，现在是此一时彼一时，只能是赶鸭子上架了。尤其是我们这些男同学更是如此，所以，这样的活计就由女同学来完成了。刚学习贴大饼子时，由于不得要领，也闹出不少笑话。贴出的大饼子，不是糊了，就是半生不熟。
我们的房东，是一户姓羿的人家。他们住西屋，我们住东屋，中间是厨房，人们都管这叫一明两暗的房子。我们几个知青，都亲切地管他们叫大爷大妈。羿大爷一只眼睛不好使，另一只眼睛也视力不佳。而羿大妈则是双目失明。我们背后里都说，他们是老两口子一只眼。我们这么说，绝没有贬低他们的意思，而是实话实说。
那时，羿大爷的身体还行，每天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挣些工分，借以补贴家用。而大妈则在家料理家务。别看她双目失明，但耳朵却灵敏的很。她能从进门的脚步声中，准确的判断出进来的是谁。更令人称奇的是她贴大饼子的技术，简直是炉火纯青，看了令人拍案叫绝。我就曾经亲眼目睹了她贴大饼子的全过程。
只见她用水瓢舀了一些水倒在大铁锅里，盖上锅盖。然后，抱柴禾烧火。等锅盖的缝隙中冒出蒸汽，就把发好的面盆搬到锅台上。用左手把住面盆的边缘，可能是怕面盆掉地下吧。右手从面盆里？出一块巴掌大小的面团，在双手间团成大饼子的形状。团的差不多了，“啪”的一下，贴在烧热的铁锅里。放心，她肯定贴不到水里去。随后，她把剩下的面依次团成大饼子的形状，一个挨一个的贴到锅里，每个大饼子之间的间距几乎是均等的，这让我看的有些目瞪口呆。心里想，她也看不到，这些大饼子怎么就贴不到一块儿呢？
大饼子贴完后，盖上锅盖，剩下的就是不间断地向灶膛里添柴禾。也就20多分钟的功夫，她把灶膛里的的柴禾用烧火棍儿扒拉出来用脚踩灭。或许是怕眼睛看不见失火吧，我是这么猜想的。
这时，她直起腰身掀开锅盖，等热气散去，只见一个挨一个，排列整齐的大饼子，散发出一股香甜的味道。她用锅铲子，把大饼子一个个的起出来，再放到已经洗干净的面盆里。
“老雷，来，刚出锅的你尝一尝，看大妈的手艺怎么样？”下乡那年我才18岁，那里的社员们也不管你老少，都老啊老的这么叫，像我们多大岁数似的。我当兵时，战友之间也这么叫。直到我回到地方参加工作后，忽然间，工人师傅们都叫我小雷子啦。冷不丁的听到别人这样称呼我，还真的有点不适应。可知，这时我已经二十七、八了。
我忙不迭的接过一个金黄色的大饼子贪婪的吃了起来。边吃边夸她的手艺高超，大妈的脸上也露出很得意的笑容。她告诉我们，不能凉锅贴大饼子，否则，大饼子会哧溜到水里去。
那天晚上，我们几个知青是在大妈家吃的饭。主食是玉米面大饼子，每人一碗白菜炖豆腐，外加咸菜疙瘩。那顿饭吃的那个香，心里那个美，真是没的说。就连大饼子背面黄灿灿的嘎巴，吃起来都香喷喷的。我把看大妈贴大饼子的故事，绘声绘色的讲给同学们听，他们一个个都听傻了。
后来，我们也学着大妈的样子，再加上她的指导，我们这些知青才逐步的学会了贴大饼子，这是我们农村生活的起点。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们和当地的社员接下了深厚的友谊，总也忘不了在那个艰难的岁月，他们给予我们的无私的帮助。正是在和他们朝夕相处的过程中，我们才一步步的走向成熟。
回城至今，一晃50多年过去了。也曾经在许多地方吃过玉米面大饼子，却再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大妈贴的那锅大饼子，至今仍然香甜在我的心里，香甜在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