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全国上下正盛行“三忠于、四无限”。我们刚下乡时也不例外，每次吃饭前手举毛主席语录，由我领颂：“敬祝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这种情景类似基督教徒在向主做祷告。可见，当时的个人崇拜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一切做完了才能吃饭。
住在老乡家里时，屋里有一只小喇叭。可能农村的电话线，与小喇叭的线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有时候在听广播的时候，会不时的传来打电话的对话声。奇怪的是我试着对着小喇叭说话，竟然能和通话的人对话。当时，也不懂电工知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只是觉得很神奇，还以为这种一举两得的办法，是哪个高手发明的高科技呢。
刚下乡时，生产队为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学生，安排了一名姓李的社员，专门儿为我们做饭吃。下乡当晚的饭菜还是挺丰盛的，满满的一桌子，在我的印象中，长这么大还没有吃过这么丰盛的饭菜呢，这也算是为我们准备的接风宴吧。我们以为会一直这样下去，每天收工回来都有热乎的饭菜吃，也挺不错的。
他为我们做了一阵子饭后，又换了一位姓许的女社员，她父亲是生产队里的饲养员。我想。可能是生产队认为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学生，在家没做过饭的缘故吧。
按国家规定，我们每个知青的粮食定量是每年600斤毛粮，就是未经过脱粒的粮食。我们的粮食都是从生产队的仓库里领，200斤高粱，200斤玉米，好在我们生产队还有稻田，所以还能领到200斤稻子。而当地社员只有300多斤口粮，生活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我们的伙食基本上以高粱米、和玉米为主。高粱米和玉米，因为都是当年收获的粮食，所以很新鲜。记得当年有一种叫黄壳子的高粱品种，做出的高粱米饭像大米饭似的，很白，很香，很好吃。新磨出的玉米面贴出的大饼子，也是又香又甜。至于那些稻子，我们都要省着吃。脱粒完之后的大米像珍珠一样晶莹剔透，每当探家时，我们就把大米背回家一些。因为，那时城里几乎家家缺粮。我们背回家的粮食，会多少缓解一下家里缺粮的窘境。
还记得当年生产队的仓库保管员叫李德荣，比我们年纪大个两三岁，很纯朴很善良的一个年轻人，当时还兼任着生产队的保管员。我们每次到仓库领粮时，他都会在一个本子上，记上领的品种和数量。但是，是不是每次领粮都记在一个本子上，我不清楚。反正在领粮食的问题上，从来没有为难过我们。大米背家去了，该领稻子照样领，大米照样吃。到底领了多少我们不知道，也没有详细而确切的数字。要不就是保管员把记过品种和数量的本子弄丢了，那就不关我们的事儿了。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小队的几个同学，向来没有因为吃饭问题而犯过难，就是副食品差一些，油水少一些。头几年我回青年点时，一进村遇到了这位保管员，他竟然一下子叫出了我的名字，令我惊讶不已。可知，我们分别已近半个世纪之久啊。
去年的9月28日，也就是我们下乡50周年之际。我们班近20多名同学又回到了当年下乡的地方。我特意去了一趟李德荣家，令我感到扼腕的是，他已经因病不幸去世了。
后来才知道，那个姓李的炊事员是李德荣的亲哥哥。两个炊事员先后为我们做了大约一个月左右的饭菜，生产队就把他们都撤走了。于是，我们真正开始了自己独立生活的知青岁月。
没有谁去刻意的安排，男、女同学分工有别，各司其职，相得益彰。做饭做菜主要由女同学负责，男同学负责打水、抱柴、烧火、磨米。我们的主食是苞米面大饼子，高粱米饭，有少许大米，逢年过节才能吃到面。副食主要是罗卜、土豆、白菜。到1969年年初，突然间市场上基本上就看不到鱼、肉、蛋了。
下乡时我们大队还没通电，人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到晚上，一盏煤油灯就成了我的伙伴。灯下，日记里写下我对一天生活、劳动的感受；写下我对外婆、父母、弟弟妹妹的思念；写下我对未来生活的困惑和迷茫，也写下我的知青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