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稿子说发就发了，可本报将继续关注将怎么关注呢？
我给自己设下了一个套。
干记者就是这样的，自己不断的给自己设套，而后自己再不断地去解自己设的套，每解一个套就是一篇文章。
也就是说记者既要敢于把自己套进去，又得善于把自己解放出来。不然就不是一个好记者，当然也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记者。
还有一点，那就是自己不能把自己给困死了，不能让自己落入陷阱，要是落入了陷阱那就麻烦了，跟那个“梁山三好汉散伙内幕”的事样，那就等于自己把自己套进去了，自己把自己的政治命运搭上了。
毕竟我面对的是司法，是公安，弄不好可了不得，要是让他们咬上一口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轻者丢了工作，重者就得坐牢。
我又主动的找到了王兴。虽然他害怕，但这不是靠害怕能解决的了的。找王兴是让他找到王军。那王军自从开庭审理后就与他失去了联系，说他只顾得东藏西躲了，因为公安到处找他。
你像这种稿子发了就发了不会产多大的影响，一个A报的农村版，发行的都是农村，上级领导看不见，当官的看不见，农民就是看见了也不管事，想管事也白搭。这一点我最清楚，要想弄出响声来就得继续关注更厉害的问题。
啥是最厉害的问题呢？那就是超期羁押和刑讯逼供。
找到王军，让他想办法弄到这方面的上诉材料。
这方面的上诉材料只有金银花能提供，她喊冤，喊他们刑讯逼供肯定有实事。只要她能写成上诉材料，这事我作为记者就好办了。
不知道王兴是怎么找到王军的了，反正找到了，找到了，他们就又把我请到了饭店里。
没有想到的是，在饭店里，王军向我呈送了一份诉状。这份诉状就是控诉超期羁押和刑讯逼供的。
那份很长的诉状我没看完就哭了，那是一种真哭呀，我浑身都在发抖。
世界上真得有如此惨无人道的事儿？世界上真得有如此惨无人道的人？在共产党的天下竟有如此惨无人道的事儿发生？这社会还是社会吗？这天还是天吗？这地还是地吗？这还有王法吗？执法违法，执法犯法，那些人的胆怎么那么大？这些人是在这儿祸害人民呀，这些人是在这儿遭残党和政府呀，这些人是在这儿败坏公安形象呀。我的气愤达到了极致，我的同情达到了顶峰，我的忍耐达到了极限，我要为其呐喊，我要为其伸冤，我要救她，我要把那些没有人性的家伙们送上法庭，我要让全社会的人都知道他们犯下的罪行。
我拿着这份诉状找到了总编辑，总编的大头上浸出了一层冷汗，那双蛤蟆镜后面的枣核儿眼眨巴的像鸟翅膀，他说我“你太能干了，你太能干了，我为有你这样的好记者感到骄傲。”他同我一样的愤慨，一样的不可消静，他让我去找A报《内参》，让我以《内参》的形式发出来，上报省领导。按照他的意见我去了A报《内参》编辑部，先是找到了分管的部主任，又找到具体负责的副主任，再就找到了责任编辑。一路下来，谁看了诉状谁为此愤慨，谁看了诉状谁认为必须揭露其罪行。我记得那个责任编辑没把诉状看完就掉泪了，记着那个责任编辑一边看一边哽咽着对我说：“我马上编，今天晚上就发出来。”同时，他还给我商量怎么个发法，作为《内参》最大的有力是即便打官司也不作为证据使用，就是说上面反映的问题有出路，被报道方有意见状告报道不实，向法院起诉而没办法起诉，因为这是供领导参考的而不是公开见报的，所以《内参》是保密文件。责任编辑跟我商量，这稿子不能用记者的名义发，如果用记者名义发的话，记者必须得进行调查取证，不然就不能发，再说如果用记者的名义发，一旦出了不实情况记者要担一定的责任。他说：“用来信的形式发，第一人称，一旦有的地方不准确，被告方不服的话，我们就回答‘这是群众来信’。这样能最大程度地保护记者。”上不上稿子，稿子怎么发，编辑说了算。
在这儿我还需要说明一点，那就是作为写这个小说来说要不要把《内参》的内容公诸于世？我也是琢磨再三，从好的方面说，事情已经过去15年了，当年的《内参》秘密应该说已经不存在了，我说不清现在公之于世算不算泄密？可能是不算了。其次，在这个地方以引用《内参》的形式行文就充满了真实感，一个文学的东西我认为最值得肯定的是真实，小说写得越真实越好，我最不喜欢的是写小说编故事，编得那故事不真实。我在这儿把那《内参》引出来，就是无比的真实。三，我敢保证这一下就把小说的高潮形成了，写小说讲究高潮，没有高潮的小说不是小说，起码不是好小说。从不好的方面说，把《内参》公之于世怕有泄密之嫌，弄不好惹来官司，要担一定的风险，这里面尤其是公安方面的，有点危险。我权衡再三，决定就在这儿公布《内参》，先把小说的高潮弄出来再说。记住，这是小说，小说所说的《内参》不要去对号入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