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记者就是一个常思者，常处于一种思考思索之中。说起“农村陋习”这个话题，我常常进入更深一步的思索，包括农村文化氛围、精神生活、人文建设等。
第十四章 农村陋习折射出大问题
1.
作为农村版的记者，新农村文明建设当然也是报道的主要方面之一，而与“文明”直接对应的便是“陋习”。我在前文曾说过自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因此早就对农村的一些陋习有一定认识，不过，引发我以新闻角度予以关注的起因是一封群众来信。说起群众来信，应该说是我写稿的最大优势，也因此有写不完的新闻题目。
这件事发生在十几年前，来信出自隶属聊城市某村的一位村民之手，他在信中反映：在正月十五那天，他们村的大喇叭进行了“村民办丧事可以买棺木、请吹鼓手，愿咋办咋办，村里不管了”的广播。信中还表示，担心多年形成的丧事简办之风又被封建迷信大操大办所替代。
依据这封群众来信的新闻线索，向报社领导汇报了选题并被批准后，我开始发愁如何去被反映情况的那个村子，因为跑农村新闻的记者首要面对的是交通问题，当然，报社可以负责差旅费，但关键是到村子一般没有公共交通线路，全靠自己想办法。以这次出差为例，从济南市乘长途车到聊城市要4个小时，再转乘公交车到那个乡镇又得4小时，然后步行到那个村子还得2个小时，就算一大早就出发，就算到达目的地天还没有黑，那也累得够呛了，留宿在村子里到没事，关键是影响采访效率。最终的解决办法是，翻开电话本找到当地有私家车的朋友，来个私车公用，常年干农村新闻记者就有这一点好处。
当我乘车颠波着还没进村，就发现一处坟地，坟头都是新的，其中有一个最为高大气派。下车一问，有村民就说，最高的那个是村支书家的坟，支书的父亲刚出殡不久，他这么一搞，原来平掉的坟又都重新堆起来了。
根据村民的指点，我先来到一户院门上仍贴着出殡白对联的村民家。在进门之前，我已经从其他村民那里了解到，这家的“丧事办得可场面了，好多年不见的棺木16个人抬，喊着号，还有吹打的，喇叭吹得震耳朵，放冲炮、行殿、点主什么的好规矩呀，酒席也做得好，烟是好烟，酒是好酒……”。
这家分前后院，分别住着兄弟俩，他们的父亲是在半个月去世的，也是村里广播“不再管丧事咋办”后第一个大办丧事的。
淳朴的男户主一听我是记者，连忙申辩道：“不会整俺的事吧？俺可是在村里喊过后才办的。”随后，又无奈地说，“俺也不愿意大办呀，村里不管了，街坊们都说看你兄弟俩的了。办不好人家会笑话，往后在村里咋抬头呢。”
实际上，这兄弟俩家在村里属于贫困户。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他哭诉道：“咱过的日子就让人看不起了，爹的丧事办得不好会更让人看不起，俺哥俩商量就是扒房卖屋也得给爹过大事。俺原准备买辆三轮车，车不买了，钱全拿出来。爹干了一辈子活，得脑溢血病突然死了，活着时没有享咱的福，人死了，把丧事办得场面一些也算尽个孝心。”
从这家出来，我又根据村民的指点到了另一家。
只见男男女女数口人正在忙着给来收购鸡蛋的车装货。得知我的来意后，一个刚接电话谈妥业务的男青年告诉我，他爷爷是正月十五去世的。当时村里在喇叭上已经喊过了。这丧事咋办呢？全家人意见不统一，爹娘认为，咱家日子过得不错，每年经营收入几万元，老人去世了，村里又不管了，该把事办得场面点，买副好棺木，老丧是喜丧，唱上几天戏。不然的话，人家会笑话。
就这样，一家人守在灵床前商量到天明。那个男青年虽然是孙子辈，但家里的大主意都是他决定，最后爹娘问他咋办？他问爹娘，爷爷活着的时候我孝顺不？爹娘说，孝顺，爷爷想吃啥你买啥。他又问，爷爷活着时最大的心愿是啥？爹娘说，是把日子过好。他又问，爷爷最反对啥？爹娘说，最反对浪费。问完这些话，他就说：“老人活着的时候多花点钱孝顺他，死后不发大丧心里也坦然。我的意见，按原来村里定的丧事从简的规定办。”
我从其他村民那里了解到，这家的丧事办得很节俭，亲戚朋友街坊的只吃了一顿大锅菜，份子没有收，礼品也没要；出殡时没有雇吹鼓手，披麻戴孝的衣服也是租用的；火化后装进骨灰盒埋在自家坟地里，没设坟头，没立碑。全部费用不到1500元。
随后，我来到那位村支书家里。也许是已经得知我来的目的，他见到我时有些紧张，话题一开便说：“喇叭上喊丧事不管了的事不是俺办的，是村里管红白事的人喊的。俺知道，但俺没管。为啥呢？人家周围的村都放开了，俺村如果不放开，群众有意见。”
据他讲，该村原来对婚丧嫁娶的事管得比较好，已经形成了节俭的风气，曾多次被市、乡评为精神文明村。他说：“近一两年，上级对移风易俗的事不大管了，村里也就放松了，红白理事会大都不存在了。”
我问他：“你觉着这样做对吗？”
他立马说：“当然不对了，不该在喇叭上喊不管了，往后还得管起来。”
我问：“咋管？”
他说：“待会儿俺就在喇叭上喊，从今往后红白事不准大操大办，重申原来的规定，不许买棺木，不许雇吹鼓手，坐席一碗端。然后，俺先带头把坟平了，再组织一个平坟队，把地里的坟头全都平掉，继续确保火化率百分之百。”
这次采访让我深深感到移风易俗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也让我深深地体会到普通农民包括基层村官的朴实和率真。
回到报社后，我抓紧写了一篇稿件，编辑又加了编后语，刊发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好的反响，有读者还专门给我写来表扬信，时任总编在来信上做了批示，让编辑记者传阅学习。
在读者、总编等的表扬和鼓励下，我愈发对“农村陋习”及“文明建设”予以深入关注，并成为以后采访报道的一个重点。
2.
什么叫陋习？字典上的解释是指“不好的习惯”。
虽然农村随着历史的进步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不过仍能听到见到一些在民间根深蒂固甚至死灰复燃的陋习，其主要分为生活习惯和人文精神两大方面。
在一次赴农村采访时，我在一段残墙断壁上看到这样几句顺口溜：鸡犬不宁鸭子叫，柴草堆的没有道，一只喇叭全村听，经常听到骂人声。这应该是某位村民在对某种现象表达不满，不过，却引发我从另一个角度去关注，于是就依了这几句话进行了一番采访。
先说“鸡犬不宁鸭子叫”。对于家畜家禽进行放养，至少是古运河畔农村的传统习俗了，如果问当地乡亲：“你咋不圈起来养呢？”他一句“你给它食吃呀”就把所有问题解答了，因为放养的最大“好处”是家禽家畜可以自己去找食吃。
至于放养带来的诸多问题，该乡兽医站的工作人员说了这样几件事：每年都要闹鸡瘟，今年这个村的鸡死了80%。鸡得瘟病死了，乡亲们舍不得埋掉，而是大饱口福，结果弄得好多人得了病。狗咬伤人的事也时有发生，有的人被狗咬了，舍不得花钱注射狂犬疫苗，去年就因狂犬病夺去了两人的生命。还有一头公牛发起威来，接连抵伤了三四个人，最后只好把它阉割了。至于猪的放养，就更不好了，吃街道上的牛粪、鸡屎和垃圾等，造成猪的肉质很差，有好多“米猪（猪囊虫病）”出现。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就更突出了。
以上是关于动物的，而“柴草堆得没有道”便是关于植物的。比如，包括棉花柴、玉米秸、高粱秆、干草、麦秸等所有柴草统统堆放在街道胡同里，不仅仅影响交通，最要命的是常发生火灾。村里人说，哪年也得着几次火，今年春节放炮引发了大火，火烧连营似的。
再说“一只喇叭全村听，经常听到骂人声”，这就涉及精神文明建设了。有农村生活经验或看过农村题材影视剧的人应该知道，农村地区有需要广而告之的大事小情都会通过广播喇叭进行通告。大喇叭也是一个村子的标志性物品，如果外乡人想找村委会，只要远远看到制高点（大树、加高电线杆等）上的大喇叭直奔过去就行了。架得高才能播得远，加上高功率、高分贝，这就是“一只喇叭全村听”。
至于“经常听到骂人声”就是文明习惯问题了。就拿我采访的这个村子来说，有村民反映，这些年喇叭很少广播了，当然有时候也播，不是唱戏，也不是唱歌，更不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而是通知计划生育部门要来检查了，村干部会喊：“多生孩子的赶快躲起来。”后来，这事被上级发现了，下了批评；之后再有来检查的，大喇叭就改成放哀乐了，等检查的走后就放进行曲。这事后来又被上级发现了，村支书为此还背上个警告处分。除此之外，比如赶上催粮派款的事，有村民拒交或晚交的，村干部就会在大喇叭上指名道姓地骂：“某某，你个狗日的，还要脸不？”在这方面，有的村民也不含糊，如果谁家丢了东西，也会跑到村委会广播室通过大喇叭骂街，我就亲耳听到这样的骂声：“哪个缺德的下三烂把俺家的铁锨偷走了！”
如果说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危害最大的当属赌博陋习了，而这种陋习往往会引发社会安定的隐患。我在采访中曾听到这样的顺口溜：麻将顶牛比点子，玩得黑夜白天转，弄得朋友疏远了，搞得老婆翻脸了。
麻将、顶牛、比点子等是农村地区最普遍的赌钱方法，打麻将四个人，顶牛三个人，比点子两个人就能玩起来。屋里院内、田间地头、树林路边，在啥地方都能摆起战场。
在我采访的村子里有个男孩，原来在本村小学念书，成绩很好，后来村小学合并到管区的中心小学，他的学习成绩竟然下降很快，父母开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发现家里的钱少了，这才怀疑孩子参与赌博。有一次，父亲悄悄地跟着他出了村，上了河堤，拐进一片小树林，只见那里已经摆好了“战场”。那位父亲气得上去挥巴掌就揍，结果失手把男孩的大脑打坏了，后来花了很多钱也没治愈。把儿子打憨了，父亲发愁了，吸烟、喝酒，后来竟然也染上赌博恶习，开始还是小赌，后来越赌越大，把牛卖了，接着把农用三轮车也卖了，当然老婆肯定会对此不满了，亲朋好友也都会躲着走。
如果说起因赌博引发的治安、刑事案件，那就更举不胜举了，我做记者这么多年，亲手写的相关新闻也能汇集成一本书了。不过，想成为一名好记者，只写简单的新闻是不够的，还要注意发掘新闻背后深层次的东西，而且挖掘得越深越好。这，也促动我向报社递交了一个“农村精神文化生活情况调查”的选题，并深入一线进行深度调查。
3.
带着选题任务，我回到自己的家乡临西县李马店乡李马店村。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吃住不花钱，可以为报社节约开支。当然，最关键的是人头熟，彼此之间没有戒备心理，可以轻易地与被采访人形成畅所欲言的氛围，这对深入的采访调查非常重要。
堂哥家有两处院子，一处是在村里的老宅，有3间北屋，2间东屋，1个门楼；一处是在村外的新宅，临街有3间门脸，门脸南侧是门楼，进入门楼有4间报厦北屋。堂哥堂嫂住在老宅，他们的儿子儿媳和孙子住在新宅。我就住进了老宅的东屋。
我的采访调查主要有3个时段和场合：一个是吃早饭和晚饭时的场合，当地有个风俗，吃饭时人们会集聚到院门外，每人端个大碗，就势一蹲，边吃边聊。这仅限早晚两顿饭，中午不出来吃。第二是晚上乘凉时的场院里。农村人晚上乘凉不用空调，在场院里铺张草席或坐或躺，既是在乘凉，也在聊天。第三个就是在集市上，在这种场合的采访调查都是随机性的，碰见谁算谁，进而也就不局限于李马店村人。另外，我还会主动到周边村庄进行采访调查。
本次共调查农村居民142人，其中男性占54.6%，女性占43.8%；20岁以下占15.74%，60岁以上占10.26人，20岁-60岁之间占73.30%。在家务农的占37.7%，在校学生占15.33%，在当地打工的占13.71%，其余分别为专业技术人员、进城打工、党政机关干部等。
在具体的调查内容中，有一项引发了我的关注，即“你参加最多的日常精神文化活动”。这一问题涉及两项——以往和如今。关于“以往”的答案前三名是“看电视、看报刊杂志、读书”；关于“如今” 的答案前三名是“看电视、看报刊杂志和棋牌麻将”。也就是说，“读书”被“棋牌麻将”顶替了。这意味着：一方面，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活动在悄然起着变化，而这种变化一旦形成质变，就很难挽回了；另一方面，“看电视、看报刊杂志”在农村地区依然是主流，反之，电视、报刊杂志的内容如何起到正确引导作用，也就非常值得关注了。
以下是我这次采访调查的一些具体情况：
文化娱乐缺失了什么？在农村地区，庙会、社火等群众性文化活动曾兴盛一时，然而如今却日益颓废。在这次调查中，李马店人只有134人参加过庙会，其中有107人只参加过1次—2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又缺少必要的公共文化娱乐设施，农民缺少参加文化娱乐活动的机会。
李马店有庙会。庙会又称“庙市”或“节场”，作为一种社会风俗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早期庙会仅是一种隆重的祭祀活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交流的需要，庙会成为中国市集的一种重要形式，于是逛庙会成为了人们闲暇生活的内容之一。当然，各地区庙会的具体内容稍有不同，各有特色。
其实，有关部门从1996年开始推动了“文化三下乡”活动。但在我的这次采访调查中，有305人认为自己的村镇没有举办过文化下乡活动，占调查总人数的71.57%。一位村民表示：“什么‘文化下乡’呀？那节目不好看。”
因此，不免令人产生质疑或反思：这种文化下乡究竟是一种形式，还是一种能够实质推动农村文化建设的举动。
在李马店一带的数个村庄，我还询问了当地是否有舞龙舞狮以及地方剧等固定的表演团队，结果只有少数人表示知道当地存在这类表演团体，占到被采访者的17.36%，而且这些所谓的固定表演团队的专职演员也少得可怜。事实上，曾经被重点扶植的农村各种业余文化表演团体，由于不能真正实现商业化运作，绝大多数自行消散了。
在李马店附近的一个村子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据乡文化站的同志介绍，该村以前曾经是该乡文化建设最好的村之一，如今，剧场、篮球场都荒废了，该村的精神文化活动也差不多变成该乡最差的了。在李马店村，曾经有个戏院子，我还记得小时候在那里看过“老包出世”之类的戏，如今已被民房“占据”了。
另据调查显示，仅有少数人表示经常利用农闲、庙会、集市以及节假日等组织或参与文化娱乐活动，一部分人表示只是偶尔，而大部分人表示根本没有。
不可否认，近十年，国内文化设施建设的增长速度有较为明显的加快，不过多是停留在城市层面，还没有真正落实到农村。涉及农村的成型事例有：从2002年开始，国家加大了对县级文化馆、图书馆建设专项资金投入，经过4年的建设，基本实现县县有文化馆、图书馆的目标；至于“农村书屋”，基本规划是“到2010年全国建成20万个农家书屋，2015年之前实现村村有书屋的目标要求”。
而据统计数字来看，三分之一的被访者表示知道当地有县文化馆，三分之一表示知道有县图书馆，三分之一表示知道有乡镇综合文化活动室，只有一小部分表示知道有行政村文化教育活动室，而有高达一半的人表示当地以上几项设施都没有。可见，乡镇文化设施建设的实际情况可能并不是想象的那么骄人。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各地的确建有这些设施，但是广大群众并不知道。即便是知道有，比如有的乡文化站设置在政府办公地，普通人往往会知难而退；包括“农村书屋”，铁将军把门的现象比较普遍。
相比而言，非健康性精神文化活动却在悄然兴起。
前文提到，“棋牌麻将”已经成为农村居民主要的休闲方式之一。当然，利用棋牌麻将进行消遣本身并无可厚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利于身心健康的，但是它却是最容易和赌博交媾的一项活动。在如今的农村，赌博已经成为破坏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破坏乡风文明的一个主要方式。在我的这次采访调查中，三分之二的被访者表示农村存在赌博现象。因为赌博，一些人置农业生产于不顾，不分白天黑夜进行赌博活动。因赌博造成打架斗殴、邻里不和、妻离子散的事例频频发生。
农村赌博现象之所以严重，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宣传教育乏力。一些乡村干部只注重搞生产、抓经济，放松了抓宣传教育工作；二是农村经济体制和分配方式的转变，使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一些人找不到致富门路，又无事可做，便以赌博来消磨时光；三是一些乡村干部错误地认为查禁赌博是政法部门的事，与己无关。
除了赌博以外，其他一些非健康活动也在农村有呈现。比如有三分之一被访者认为农村还存在封建迷信活动，一部分人认为存在黄色淫秽现象。可见，改善农村精神文明现状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
4.
由于我本次采访调查仅是对李马店及周围的农村居民进行的，所得情况并不一定准确，为了更进一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回到报社后，我又通过省精神文明办公室获得一些相关材料，通过由点及面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必将日益丰富。农村文化建设是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农村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富裕起来的农民，其文化生活形成日益现代化、多样化的趋势。
第二，农村精神文化消费必将不断增长。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农村文化消费的增长，虽然从绝对量上来看，农村精神文化消费并不是非常可观，相对于城市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小的市场，但是农村精神文化消费市场已经逐渐成为整体文化消费市场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一个潜力非常大的市场。农民自身已迫切需要改变农村精神文化消费现状。
第三，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状况还没有改变。乡镇文化站是农村文化服务机构的主体，担负着服务农村文化的职能。然而，乡镇文化站发展困难，部分文化站已经名存实亡，成了无人员、无阵地、无经费、无活动的“四无”文化站。其主要原因包括：部分乡镇领导思想意识存在偏差，重经济发展，轻文化建设，重物质利益，轻社会效益；取消农业税后，财政困难，对文化建设无力投入；市场经济的大潮导致农村业余文化团体的逐渐消失。
第四，专业人才缺乏，人员素质偏低，农村文化干部队伍建设亟待进一步加强。近年来，基层文化部门因条件差、待遇低，难以营造招揽人才的良好氛围，导致人才外流，专业文化人才出现人才断层和年龄老化现象，个别文化站甚至没有正式专业人员，进而形成了农村文化工作内容贫乏，方法简单，缺乏新意，难以产生吸引力和凝聚力。
第五，非健康精神文化活动在农村依然大有阵地。由于缺乏正确的思想引导，在一些地区，社会风气表现出一些不良倾向，包括赌博风气比较严重、封建迷信大幅抬头等。
在此基础之上，我提出自己的以下建议：
第一，加大资金投入，拓宽投资渠道，建立具有特色的农村文化产业融资体制，加快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步伐。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进一步落实每年及每个乡镇文化站的补助，并逐步建立起多渠道的农村文化建设投资体制，培植农村文化市场，吸纳非文化企业、社会各界包括外资向文化产业投资，形成完善的精神文化建设融资渠道，从而打破农村文化投资政府包揽的局面。
第二，努力探索新形势下农村文化建设的新方式、新途径。传统的由政府主导的农村文化建设逐渐陷入困境，要充分发挥农村居民的自发力量，把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主导权交给农民，由农民自己探讨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形式。
第三，加强农村文化队伍建设，大力传播先进文化。农村文化专业人员队伍是农村文化的主力军，应依靠强有利的政策保证，采取有效途径吸引专业人才充实到基层文化站、文化服务中心，着力帮助解决基层文化专业人员的实际困难，让他们稳定思想，安心工作，积极参与到农村文化建设之中。
第四，积极开展活动，繁荣农村文化。各级政府和文化单位都要以提高广大农村群众的科技文化素质为目的，以自强不息、脱贫致富奔小康为内容，结合新农村建设的实际，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活跃农村群众文化生活。
随后，我把这次的采访调查所写成的报告做了两方面的处理，一方面改写给《内参》，标题定为《农村人精神文化生活急需改善》。发是发了，但没有引起很大反响。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些类似题材的调查报告，也就是说，对于这方面的问题不仅是少数人在关注。另一方面，我把这个报告改写成新闻稿，标题是《农村人精神文化生活面面观》，发表在《农村大众》的生活版上。当然，也仅是发了稿而已。
即便如此，我始终对农村的人文建设比较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