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7年十七大会议上，正式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理念；在2012年十八大会议上，正式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纳入“五位一体”。其实，山东省在2005年就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有益尝试，并以科学发展的眼光与举措予以推进，我在2011年对此进行了深度实地采访。
第十五章 胶州的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1.
作为党报的记者，必然要接受带有行政指令性质的采访任务，有的是硬性的，有的是弹性的。不论是怎样的，作为记者都会或多或少地心怀忐忑，因为把握这类稿件的尺度需要特别的功底，也就会很累，也就往往会以官样文章应付了事。我则不然，一定要想方设法挖出深层的新闻。
其实，这次采访本来是一件例行公事，谁知却搞出了一些动静。
此事的起源是新任主编给我下达了“政治”任务，不过需要我报选题，最终他选中了“生态文明”。随后，我就与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省委副秘书长王泽厚联系，一方面是索要相关的权威资料，一方面是请示基本定位。
虽然我是个“小”记者，不过因为工作关系与王泽厚算是老相识了，因此电话一打就通。主编看我联系得如此顺利，便临时动议让我邀请王泽厚来报社指示工作。没想到，确实我没有想到，王泽厚居然爽快地说：“时间你定，到时我带着综合处处长和材料过去，咱们要好好研究一下。你是名记，希望能写出好新闻来。”我当然是以一副受宠若惊的态度客气一番，然后把时间敲定了，就在当天下午。
需要说明的是，山东省委、省政府在2005年颁布《关于加快生态省建设的意见》之后，一直在大力推进这项工作，并在实践中不断予以修正、深化。进而，在2011年又颁布了《关于加强生态文明乡村建设的意见》。我之所以上报“生态文明”这个选题，就是因为该《意见》颁布不久，既与我的农村报道工作职责相关，又具有政治新闻性。
到正式见面时，除了大众日报常务副总编、农村大众报总编外，包括总编室主任、记者部主任、办公室主任等都到场了，只有我是个“小”记者。不过，王泽厚一句“我这次来主要是和少林记者研讨生态山东建设的问题”，就把我提溜到前面去了。
王泽厚还真没有废话，直接就对我说：“我们正在向中央起草一个报告，也是中央要的报告。少林，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比如生态，我们列了几个方面，像产业生态、自然生态等。对了，我把省委、省政府的决定，以及“生态山东建设现场会”的发言稿等材料都带来了，你研究一下。”
和这种领导对话，更不能有废话。当然，材料要先接过来，同时我说：“对于这方面的相关内容我有过采访，也在网上看了一些，又经过一番思索后，才向报社领导请示做个系列报道，总纲叫‘生态山东建设巡礼’。目前，我们想好的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人文生态，第二是产业生态，第三是自然生态，第四是政治生态。”
王泽厚侧脸盯着我，问：“你说的‘人文生态’可不可以理解为精神文明范畴？这个提法好，以人为本，这样就延伸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政治生态’可不可以理解为组织建设和社会管理范畴？你的这个提法有点硬，可不可以改为管理生态？”
在此还要插一段：我一直认为，我们的“领导干部”形象往往是被那些官样新闻报道搞偏差了，让读者或观众以为“领导干部”只是念念秘书写的发言稿而已。而我本人的经验是，如果与“领导干部”形成正式对话的氛围，那才叫真正的高端对话，而不是所谓的“高端访谈”，每每都会让我受益匪浅。因此，前文我说的“请示基本定位”绝不是虚套话。
经过一番探讨后，王泽厚拍板道：“少林，你先去胶州，去总结那里的人文生态建设经验。我现在就给那里的宣传部长打电话，你去就行了。”
手中有了“尚方宝剑”，我的信心倍增。
2.
从王泽厚那里领命之后，我先把总体精神领会好并形成大纲性文字，便给胶州市宣传部的孙启部长打电话，以提前确认采访的相关事宜。为了加强此次采访的理论高度，我又打电话邀请山东省行政学院副书记高焕喜加入采访团队，他还有其他几个身份或头衔，包括山东县域经济研究会秘书长、山东农业顾问团农经分团团长、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国内著名“三农”专家。此时，高焕喜正在北京大学讲课，接到我的电话后爽快地说：“能与你合作是件高兴的事，等我讲完课回济南，然后一起去胶州。”
在等待高焕喜期间，报社决定让我出任青岛记者站站长，我只得先期从济南赶到青岛上任，并在那里静候高焕喜。
高焕喜来了，我们一起奔赴胶州，采访调查也由此正式开始了。
胶州市在2011年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榜单中排名第17位，在新农村建设上也是勤于探索，他们一直在花大气力改善农村的产业生态和自然生态，在基本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产业体系和优美宜居农村环境的同时，也发现一些具有反差性的现象，比如：农村经济宽裕化了，文明却老旧差；住房城镇化了，村容却管理差；屋内电器化了，庭院却脏乱差；衣着时尚化了，言行却粗俗差等。另外，儿女富了却不孝顺；玩扑克、麻将赌博几乎成了小风气；部分村庄“三大堆”仍随处可见等。
针对这些现象，胶州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予以确定：要在继续做好自然生态和产业生态建设的同时，把重点放到人文生态建设上。他们认识到，生态文明说到底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一定要打造出彼此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关系。其关键在于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仅有经济与社会的协调，而且要有人与自然的协调。其中，培育有文化、懂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也就是说，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至关重要。
那么，胶州到底做得怎么样？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和高焕喜走进了“民间”，然后带着观感和素材回到青岛进行消化、提炼，以下是相关情况：
在文化环境方面，胶州坚持以寓教于乐的形式提升居民的幸福指数。具体做法是：以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为载体，在全市上下积极倡树文明新风，做到村村有队伍，镇镇有特色，天天有活动，月月有赛事，把城乡居民经常性的置于群众文化的氛围之中，寓教于乐，潜移默化。
要想做到这一点，胶州认识到必须硬件建设先行，从而加大投入构筑市、镇、村三级联动的公共服务体系。我在采访中看到，投资7亿元规划建设的文化、会展、体育三大中心已经封顶；投资1.2亿元建设的集博览、会展、演出于一体的中国秧歌城游人不断。另外，前几年建成投用的三里河公园、秧歌广场、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应有尽有，搭建起了多元素、立体化的群众文化活动场所。
在文化硬件设施上，胶州舍得花钱，也精于花钱，而且在镇村活动场所的建设上频出大手笔，实现了镇镇有综合文化站，村村有文化活动室，632个村庄建起农家书屋。全市有540个村达到了有设施、有设备、有队伍、有活动、有档案的“五有”标准。同时，投资90万元建立了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中心，在全市18个镇（街道办事处）设基层点站，360个村设基层共享点，实现了文化信息互动一体化，打造起“弘扬时代主旋律、丰富群众精神生活”的前沿阵地。
在这些前沿阵地上，活跃着3支队伍：
第一支是文化研创队伍。他们与南开大学联姻，成立了南开大学胶州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加强对胶州市历史文化的挖掘、研究、开发、利用，并立足群众需求，立足重塑农民新形象这一需求，组织创作了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作品，最终要达到把文化“种下去”的目的。对此，胶州市文广新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种就种到民间去，让优秀的文化扎根，扎根到群众的心里，影响到群众的思想里，扎根后进行培育，让先进文化在群众中生根、开发、结果。”
第二支是骨干演艺队伍。要想把文化“种下去”，就要先把文化“送下去”， 而骨干演艺队伍就是要起到这一作用。为此，胶州不仅扶持成立了秧歌、茂腔等艺术培训班，加强文化人才的培训指导，还规划要求每年要培训业务骨干1500人以上。对此，胶州市文广新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送就送到田间地头，进村入户，送到一切群众乐意去的场合，并与群众产生互动。”目前，胶州市有文艺演出队200余支，文艺骨干近6000人。
第三支是民间团体队伍。在骨干演艺队伍的代动下，群众文化活动随之遍地开花，胶州市80%以上的村庄建立了锣鼓队、柔力球队、茂腔柳腔剧团等民间团体，所有村庄都建立起秧歌队。我在马店镇一个村级秧歌队了解到，他们一年的演出超过300场。另外，胶州还加大对文化传承人、老艺人的挖掘培养力度，全市先后涌现出近500余名民间文化艺人，真正实现了到群众中“找”文化，让群众“演”文化，让群众最大限度“享受”文化。
可见，胶州的群众文化已形成气候，也由此培育出诸多文化名牌，包括先后被国家有关部门和组织命名的“中国秧歌之乡”、“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中国剪纸之乡”等。另外，胶州秧歌和茂腔已经被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和八角鼓被确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舞蹈家协会每两年会在胶州举办一次中国秧歌节，而胶州市每年都要搞秧歌大赛，全国各地来此参赛的秧歌队有数十支，每次的受众多达数十万人，充分展现了大秧歌的魅力。
就像东北人喜欢“二人传”一样，胶州人非常喜欢大秧歌和茂腔。至于这两种传统艺术形式在当地的魅力，由民间流传的顺口溜“听到锣鼓点，丢下筷子搁下碗”、“一不小心入了迷，针扎到了指头上，饼子贴到了锅沿上”等，便可见一斑。即可看出。胶州秧歌的传承人吴英民对我讲起扭秧歌时的感受：“一听到锣鼓点，身子就不由自主地扭起来了；一扭起来，就什么都忘了。”
据胶州市文广新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开展的“文化惠民村村行”活动，主要内容有5项：一是送演出，组织专业和业余的演出队伍上百支，深入到每个村去演出；二是送图书，送到800多个农家书屋；三是送电影，启动公益电影工程；四是送法律法规，教育群众遵纪守法，保护文物；五是送辅导，为每个村辅导一批文化骨干。通过这些形式，满足群众文化求知、求美、求乐的要求。
这位负责人还说：“当人文形成一种生态后，群众的自觉行为就超过了行政命令；当人们把文化当做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时，就会更加渴望得到知识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
这在胶州市得到了很好的验证。我在胶州新华书店看到好多人在看书，其中老人大都带着孩子，青年大都是中学生。书城董事长彭周业说，胶州人爱读书已成为一种风气。他还透露，胶州新华书店年图书音影的销售额达到6500多万元，是目前全省县级书店中最大的。
在胶州，我还发现这样几种现象：扭秧歌的人多，多到男女老少无人不会扭；唱茂腔的人多，多到几乎能说话的人就能唱几句；搞书画的多，全市省级以上书画协会会员就有200多名；读书藏书的户多，藏书万册以上的就有好几名；热爱剪纸艺术的多，能上市销售的户不下千家；爱乐器的多，吹拉弹唱的民间艺人到处可见。关键在于，参与活动的人们个个脸上洋溢着笑容，可见文化活动的兴盛在不断提升着他们的幸福指数。
3.
在社会环境方面，胶州一直在倡树新风，重塑农民形象。
自2006年以来，胶州市在新农村建设方面频出大手笔，比如政府方面投入1.8亿元，进而“撬动”起4亿多元社会资金与525万个义务工，使胶州的新农村建设由朦胧的蓝图变成了现实画卷——所有村庄实现了硬化、亮化、净化、绿化和美化，另有964个农村超市、717个卫生室和610个为民服务代办点覆盖了所有村庄，同时，城镇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也延伸到了所有镇村。
在现代农业和造林绿化等方面，胶州市也投入巨资，初步构建起4个“15万亩”的粮食、蔬菜、花生、果品等优势主导产业生产格局，以及以畜牧和水产为主导的养殖产业格局，为农民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统筹城乡方面，胶州市本着“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原则，大力推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农村人和城里人同享改革发展成果，到2010年该市政府实事工程规模达到16亿元，有力推动了教育、卫生、保障、救助等民生事业均衡协调发展。全市社会保障体系由扩面向提标转变，新农合村户覆盖率达到双100%，一二三级医院报销比例平均比2006年提高20%，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较好解决；城乡居民低保标准均提高到新水平；城乡医疗救助范围、病种、标准实现了“两扩大、一提高”；现有城市低保户、农村低保家庭均实现“应保尽保，应保必保”。
物资文明和精神文明能互相影响，但不可互相代替，因为物质文明了，精神上不一定文明，甚至会偏向极端。于是，重塑农民新形象就成了生态文明乡村建设的重中之重。胶州市的决策者认为，农村“硬件”改善之后，甚至在改善之中，就应该把“软件”搞上去，不能做那种“硬件”投了千千万而陋习仍然不改的事，不能让新农村里长久住着“老”农民。
2009年6月，胶州市出台了《开展推树文明新风活动的意见》，提出“坚持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农民主体”，以及“因村制宜、引导教育，以点带面、全面提升”，确定推树“洁净之风、德孝之风、互助之风、学习之风、和美之风”，“让五种新风吹佛农民的心灵，用三年时间显著提升乡风文明”。
2011年3月又出台《进一步开展“五种新风”推树活动的意见》，确定持续推树“五种新风”，建立洁净新机制，树立德孝新观念，拓展互助新领域，探索学习新途径，追求和美新境界。
现如今，“五种新风”已成为开启胶州农民文明生活的“五把钥匙。”对此，接受我采访的刘家村村民刘信忠笑呵呵地说：“这‘五风’一刮，把人都刮精神了。”
我还了解到，胶州市推树“洁净之风”重在建立农村环境卫生管理机制。目前，418个村建立了专业保洁队伍，102个村成立了物业公司，585个村实现了生活垃圾“村集→镇收→市处理”。除此之外，还做到了几项入户工作：改水，农村饮用水改为自来水；改厕，农村茅厕改成新式的；改灶，柴禾灶改成节能炉。同时，通过市场化运作和联户包片等形式，解决了“三大堆”等老大难问题，农村家家户户院里洁净了，屋里洁净了，桌子上洁净了，炕上洁净了，身上衣服洁净了，人的头脸也洁净了。
此外，该市各个村庄还制定环境卫生公约，开展“洁净之街”和“洁净之家”争创活动，农民的生活陋习明显减少，讲卫生成为每个人的习惯。胶州市三里河公园的环保工人告诉我，3华里长的公园北岸只有他们两个环卫工，但一直很洁净，原因是人们的素质高了，基本上没有乱丢垃圾的现象。
在“德孝之风”的倡树中，胶州推行“一卡二榜三处罚”：一卡是养老联系卡，二榜是孝星榜和不孝榜；三处罚是对养老好的上红榜，不好的上白榜。该市每年都进行孝星评选，村镇都成立了德孝监督、青年敬老、妇女禁赌等组织，制定了《养老协议》和《村民荣辱档案》；开展“做文明守信用好农民”，评选好媳妇、好婆婆和文明信用户，设置“孝敬之星”公开栏；通过广电、网络和报纸等传媒，推广厚养薄葬和喜事简办等新风气。
“你帮我，我帮你，一人有难大家帮”，在胶州也成了风气。据采访调查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胶州市72%的村成立了互助组织，组建了470个专业合作社，36村设立了互助基金，构建起了生活互帮体系。还有生产互助，如果在生产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招之即来。进而，形成了与邻为友、和睦共处的邻里关系。与此同时，开展城乡共建活动，深化“科室联村”和“村企联手”举措，包括：文明单位与村庄一帮一、多帮一；引导组建合作社，开展信息、技术互帮互助。
在胶州市，很多村庄都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学习型家庭评选活动，我在该市北关街道办事处律家村采访了一户学习型家庭，发现这个家庭藏书超过万册，随便问问读了些啥书，男女老少都能顺口说上几部，问其中内容也大都对答如流。
为了打造“学习之风”的载体，胶州市建设了文明示范街、宣传栏、宣传队及文体场所，包括打造了630条唐诗宋词、三字经、二十四孝、古代育人经典、文明公约等文化街，并通过评选最喜欢的一本书、征文比赛等活动，营造学习气氛。目前，已经涌现了一批文化人，其中农民书画家、作家达210多名。
在北辛置村，我看到在一面面街墙上，绘画着不同风格的山水、花鸟、人物画等，其中有油画，也有国画；有工笔、也有写意。村文书宋起业介绍，村里搞文化上墙投资10万元，绿化投了5万元，污水处理投入20万元，健身器材投入7万元，一早一晚扭秧歌唱茂腔在群众中成了风气，多年来村里没出过一起刑事案件，没有一户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等。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事做起，从我做起。”三里河公园树立着这样的标语，充分反映了胶州人建设生态文明乡村重建人文生态的精神，也向人们展示着胶州经验的真谛。
在以上采访调查情况的基础之上，我写出了一篇通讯，引题是“生态文明建设重建人文生态”；主题是“胶州：让新农村住上新农民”。
稿件发表后，胶州市委书记祝华直接打电话给我，说：“你们这个‘生态文明建设重建人文生态’的提法很好，这样就从群众文化的角度转到了人文生态建设上来，提高了我们对精神文明的认识，提高了人文生态意识形态的执政能力。”
4.
在发表了通讯《胶州：让新农村住上新农民》之后，我又追写了一篇有感，标题叫《有一种幸福叫精神》，在此特作摘录，以作为我这部书的结尾。
胶州人太恣（注：方言“舒服”）了。
胶州人恣得让人羡慕。
胶州人的恣不完全是因为口袋里有钱，也不完全因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哪因为啥呢？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精神食粮，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以及业已形成的洁净、德孝、互助、学习、和美之风和人文生态文明建设。
看着胶州人恣，羡慕着胶州人恣的同时，便对这里的生态文明乡村建设产生莫大的兴趣，更对在生态文明乡村建设中突出做好人文生态建设的经验感到新鲜，因为，她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牵住了事物发展的“牛鼻子”，把生态文明建设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体现了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灵魂。当然，也因为她是胶州人幸福感的发源地，更是“恣”这个词的诠译。再解释胶州市委、市政府如何让胶州人感到恣时就有不少的话可说了。
“恣”，这个词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能让人觉着“恣”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下大功夫，需要有真能力。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胶州市的决策者们就深思熟虑到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互动问题上去了。于是，近几年就在自然生态建设取得重大成效的基础上，把工作重点放到人文生态建设上来了。
如果说以前注重物质层面多些的话，那么后者更多注重的是精神层面，当然是互为作用互为因果的。如果说前者给人的物质享受是衣食住行的话，那么后者给人的精神享受就是幸福感。前面的那种物质享受往往会出现“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骂娘”的情形，后者却会出现像三里河办事处刘家村76岁的村民刘绪治所说“这日子过得真恣呀”之类的感慨。
记者在胶州探求，探求这里进行人文生态建设的真谛，探求这里成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之一的“密码”，探求这里在生态文明乡村建设中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互动的经验。
2010年，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继2007年、2008年、2009年之后，第四年举办中国最具有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全国有十个县级市获此殊荣，胶州就是其中之一。
了得？
这可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事呀。
幸福的理由可能千差万别，特别是对一座幸福城市的理解。感到幸福，或许是对一座城市发展脉搏和奋斗理想的认同，或许是对一座城市容貌和味道的钟爱，或许是对一座城市心情和温暖的感知，诸如收入、就业、教育、医疗、环境、交通等各个方面的硬实力，以及城市管理、文化积淀、人的素质、文明程度、人情味儿、精神面貌等软实力，都可以收纳到“幸福”二字之下。
硬功夫打造软实力，如果我们把硬实力理解为硬功夫的话，也就是对硬实力方面的建设需要用“发展是硬道理”来进行，那么我们还可以把软实力理解为软功夫，用硬功夫打造软实力和用软功夫打造硬实力，说起来就有许多的辩证法了。
胶州的经验在于，他们用建设硬实力的办法，用那种硬功夫打造软实力。
那“五化”建设硬不硬？每一项都是要真金白银的。
那“八绿”建设硬不硬？每一项都要上亿的投入的。
那三大公园、湿地、中轴线、少海等等的建设硬不硬？每一项都要撬动大的财力物力的。
那1022家规模以上企业，年产值要达到1210亿硬不硬？年地方财政收入达到26个亿硬不硬？
说起胶州的硬实力，那真是每说一个就是一个惊叹号。
硬实力是靠硬功夫打造的，所以，胶州市委、市政府把打造软实力的办法也用上了硬功夫。
我走过到过好多地方，也采访总结过好多的地方这方面的经验，当然，各种经验自有其道理。不过，我仍觉得胶州在方面舍得下硬功夫，一个工程一个工程地搞，而且明确要搞人文生态的建设，可见高人一筹。
为啥有的地方那么用心地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而搞人文生态方面的建设就没那么重视了呢？因为这方面不容被看见，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软东西。看胶州舍不舍得？他们大把大把地往文化上投资，该建的都建。这不是说他们有钱，而是说他们知道应该如何花钱。建设社会主义干什么？不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不就是为了让人民感到幸福？胶州确实把文化当做一种产业来做了，当做一种实力来做了。
胶州人聪明之处在于，他们做的是四两拨千斤的事。我在采访中了解到，虽然说做文化花了不少钱，可比起硬件的投入还是有限的，这有限的投入带来的却是无法估量的收获。平时我们好说，你能花多少钱买一高兴？你能花多少钱买一个愿意？你能花多少买一个赞扬？事实上，人民的幸福感是花钱买不来的，只有通过文化建设，通过人文生态的建设。
当我看到“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事做起，从我做起”的大标语时，我感叹了，感叹胶州人的实在，感叹胶州人的人性化，更感叹胶州这地方的文化底蕴。“从小事做起”，看他们做的推树“五种新风”不都是些生活方面的小事？“从身边事做起”，看他们搞的治脏治乱等“五治”不都是些身边事？“从我做起”，哪一件不是我自已的事？这就是政治，这就是政治工作，是人的工作，是人文生态建设的工作。高超的艺术向来就是这样的，就像文娱活动的潜移默化。
有一种精神叫幸福。
也就是说精神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胶州人的恣就是一种精神幸福使然。能让我们的人民觉着恣、觉着幸福，那才是关键的关键。
如果说胶州人的恣是因为人文生态建设带来的诸多变化的话，那么随着人文生态建设的深化，将会享受到更多的更实惠的乃至更高档次的恣。
据我所知，胶州市委、市政府正在研究深化人文生态建设方面的工作，将从哪些方面深化呢？
生态文明乡村建设包括五个方面：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
他们将更大限度地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加大政府的推动作用，要从单纯的经济主导型政府转到社会服务型政府上来，政府的投入要向农村倾斜，向社会倾斜，政府的责任是创造条件，提供载体，农村经济发展的出路在于合作经济。
比如，在“和美之风”方面，关键是基层民主的建设，农村实行的是村民自治，要在自治上下功夫，民主了，公开了，自然就和美了。在“互助之风”方面，一是要在村内事务的管理上强化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二是通过互助进行发展，提高组织化程度，解决大市场、小家庭的矛盾。这种组织绝不是人民公社那样的组织，而是大力发展各种服务组织，实现合作经济形式。在“德孝之风”方面，要加强思想道德、个人品德、社会公德的建设。在“学习之风”方面，要在加强思想德道素质学习的同时，加强科学文化素质方面的学习。
我想，如果把胶州的经验发扬广大，各地都下点硬功夫打造软实力，我们的生态文明乡村建设就会更上一层楼。
对于农村来讲，人文生态文明的建设尤为重要。
后记
本来我是一个不可能当记者当作家的人？为啥？因为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一个只上过四年小学的我怎么可能当记者和作家呢？本来我是一个不可能写书的人，为啥？也因为我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一个只上过四年小学的我怎么可能写书呢？
可是当上了记者、作家，写了这部书。我先是当的作家，是经过了从1970年到1980年10年的文学创作，不会写的字就搬着字典查，语言不畅就用录音机录下来再往下扒。家雀跟着夜猫子飞，楞是飞了10年，废稿堆放了比桌子都高时才算发表了小说，后加入了山东省作协。后是当了记者，因为成了小作家1988年被临清市委破格调进市委宣传部新闻科从事写新闻报道的通讯员，一写就是8年，又因为连续5年获大众日报优秀通讯员被破格调入大众日报社当了一名记者，因为是从农村上来的报社就让我到大众日报农村版当了一名农业记者。感谢呀，感谢大众日报破格调我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人来当记者，感谢大众日报让我当了一名农业记者。
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的我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笨，不笨的话我不就考上大学了？考不上大学虽然是“文革”造成的可“文革”后不是有好多人考上大学了吗？我没考大学除了因为笨以外就是迷于文学创作，我的好多同事获得大学文凭，我却获得了作协会员。在记者队伍里我也是属于笨的那一种，如果不笨的话不可能一直当记者，怎么着也得弄个小官当当了，如果不笨的话干嘛就一直当农业记者怎么着也得换着行当吧？感谢呀，感谢让我一直当农业记者的领导，如果不是一直当农业记者，哪有这么多的创作素材？感谢大众日报农村版给了我一个平台给我发了那么多的新闻稿子。
因为笨所以我常是笨鸟先飞，我是农村大地上的那种笨鸟，那种常盘旋在玉米、麦子、高粱、菜地上方的窝丽鸟。这种鸟白天盘旋在大地之上，夜晚宿住在百姓家里的树洞里。从1976年到2011年35年间我这个笨鸟就在农村盘旋和宿住，我走遍了山东省的所有县和二分之一的村，我采写了大量的“三农”新闻，写新闻，作新闻，最让我感兴趣的是采写监督性的新闻。我是农民的儿子，我不忍心看到农民被欺服，我不忍心看到对农民的不公，为给农民说话，为给农民讨公道，我曾多次冒风险，我曾被强迫下岗，我曾被告上法庭。
这部书是我15年当农民记者的记录，这是我15年当农民记者中一部分稿件，这样的稿件类似的稿件还有许多。我感谢，感谢为我策划并编辑的朱开新同志，是他在我大量的新闻稿件和大量的实践生活中选取了其中的一部分，感谢他为本书付出的辛苦劳动。
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书中部分人名和地名我采用了“化名”，“化名”只是技术上的处理毫不影响新闻的真实性。
最后，我特别需要感谢的是温铁军老师，感谢他在稿债累累，工作忙的不以乐乎的情况下为本书写序。
